11月9日，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就山西煤企重组一事上书国务院，反对被国有化。六个月前，山西省政府作出决定，到2010年年底，将省内煤矿企业规模年产量300万吨以上的矿井控制在1000座以内；组建3个年产亿吨级、4个年产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使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

　　2005年，时任山西省省长于幼军提出的对山西煤炭业实行“资源有偿、明晰产权”改革，吸引了大量民营资本进入山西煤炭行业，当时，很多浙商斥资投资山西煤矿。如今，山西出台煤企重组政策，与当年的改革简直就是180度大转弯。

　　更让“煤老板”无法接受的是，重组双方要在2009年9月底前，全部完成正式协议签订，10月底基本完成主体企业到位和证照过户换发工作，11月全部通过验收。

　　山西省左云县煤老板贾凤翔，2002年离开国有煤炭企业自己创业，如今已拥有两座年产量15万吨和30万吨的煤矿。根据整合方案，贾凤翔必须与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整合，整合方式只有两种，整体出售或折价入股，只能参股，不能控股。他的两座煤矿是在2005年买进的，当时花了近5000万元，随后又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改造。贾凤翔自己对两座煤矿的评估价超过6亿元。但官方给贾凤翔两座煤矿的评估价只有3.3亿元。由于出价差距过大，贾凤翔始终没有在合作协定上签字。但如果不签，官方将吊销他的采煤执照，再挖煤就是非法。

　　同样，60岁出头的冯田贵在忻州市原平市经营着一处储量1700万吨，年产30万吨的煤矿。2008年4月，冯田贵的煤矿办齐了全部开采手续，12月，当地县政府告知他的煤矿将被列入整合范畴。从开始投资煤矿，到被告知列入整改，冯田贵的煤矿一共投入近8000万元，在没有生产一天的情况下被强行整合。

　　从浙江温州到山西当煤老板的练祖前也陷入绝望。练祖前2007年到山西临汾，花了2亿元购买了一座年产量21万吨的煤矿，之后又进行了改造，总投入达2.88亿元。按当地政府要求，练祖前必须和山西焦煤集团整合，合作方式只能是卖掉或参股，当地评估公司给出的报价只有6500万元。由于练祖前投入资金大多是高息从民间借来的，涉及到上百个家庭，仅利息就达到9000万元，他不可能在协定上签字，否则只好去跳楼了。

　　据山西省官方强调，这次对全省煤矿进行重组是为了合理开发煤炭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减少煤矿事故、减少偷税漏税和贪污腐败行为。很多人认为，矿难频发是个体煤矿走向末路的主要原因。山西省不时发生的特重大煤矿事故，导致两年内于幼军、孟学农两任省长离职。2008年9月，王君就任省长后，开始推行煤矿国有化思路。

　　但是，以2002年4月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通报的7起特大煤矿安全生产事故为例。7起中至少有4起发生在国企。今年11月21日，发生在鹤岗的特大矿难，更加昭示了煤矿国有化未必能减少矿难。

　　相反，四年前，山西出台吸引民企出资购买矿权政策后，很多民营企业开始了“有恒产者有恒心式”的投资和管理，他们给工人盖上了拥有淋浴设备的宿舍，兴建了现代化的厂矿。但是，即使这样，面对国企的虎视眈眈，并没有改变“煤老板”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四年后，改革的方向经历了一个大轮回，如此迅速的政策转变，被伤害的民企又该怎样抚慰？今天的煤矿国有化不仅是对民营资本同等权利的收回，同样是对四年前产权明晰政策的纠正。政策如此摇摆，显然会对政府信誉产生负面影响。我们不禁要问，上一轮的改革，是如何出台的，又有谁对此负了责任？更进一步，本轮山西煤炭行业国有化改革方向，出台的程序是否科学？由此产生的民间投资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

　　“国进民退”无论初衷是如何的好，一旦挑肥拣瘦必然会变了味。而且，这场被称为“煤炭工业生产力变革前奏”的改革更多充斥着官方的声音，让人不能不对市场这个主角的失语感到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