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先生

　　■       本刊记者 魏革军

　　记者：非常感谢您再次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上次采访是在一年多前，在这期间，全球经济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在经历金融危机冲击后，全球经济正逐渐走向复苏，但有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停滞的风险，甚至可能出现“双底衰退”的现象。您如何看待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态势？

　　卡恩：当前我们正处在“大萧条”以来影响最为深刻的危机之中，之所以说我们仍然处于危机中，是因为目前全球经济虽然转危为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许多国家都认为全球经济已逐渐脱离低迷，但事实是经济的复苏仍然很脆弱，也很不均衡，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过去的一个月，随着金融市场好转，在亚洲经济强劲复苏引领下，全球经济终于开始实现正面增长，但是经济的复苏过多依赖公共财政的刺激，工业国家的私人消费尚不能自我维持，居民和企业在重建资产负债表，失业率继续上升，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们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下滑约1%之后，全球经济活动将在2010年扩张约3%，这一水平大大低于危机前所实现的水平。

　　但可以确定的是，全球经济已经逃离了一场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大灾难，而一年前的此时大家普遍认为我们正经历着一场与“大萧条”严重程度相当的金融危机。在各国政府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政策驱动下，我们度过了危机中最坏的时刻，但并不意味着危机已经结束。我们知道，经济恢复增长与失业率达到峰值有一个时间差，不同国家时间差有所不同，有的可能会有10个月、12个月甚至14个月的时间差。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看到今年第三季度以来大部分国家经济开始走出低迷，但我们大概还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看到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

　　目前看来，总体而言，危机正处于控制之中。的确，某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担心全球经济将出现“双底衰退”，即首次经济衰退后出现一次短暂的复苏，然后再度出现衰退。我认为凡事皆有可能，“双底衰退”也有可能发生。我们的观点是全球经济会逐步好转，虽然复苏前景会有些许疲弱，但不会出现“双底衰退”的现象。有可能的是，由于存在一些负面的风险，经济会在一个、两个或者三个月中有所恶化。

　　经济复苏也存在一些负面风险，比如许多银行的亏损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我们估算还有将近一半的亏损隐藏在一些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除非这些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亏损能完全清理干净，否则经济很难恢复增长。包括油价上涨、H1N1流感卷土重来、地缘政治事件和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也都会对脆弱的全球经济造成一系列冲击。总之，经济再度衰退的风险性存在，然而最可能的是我们已慢慢走出危机，虽然远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经济增长的态势，但全球经济在复苏，尽管目前看来是一种失业式复苏。

　　记者：那么，在全球经济复苏企稳之后，您认为全球经济增长还面临着哪些中长期风险？各国还应当着力做好哪些主要工作？

　　卡恩：我认为最主要的政策重点依然是恢复金融部门健康。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将迥异于危机前的表现。在全球经济复苏奠定坚实基础之前，即使政策制定者必须为最终调整异常的公共干预水平作准备，但政策重点依然是恢复金融部门健康，并维持支持性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危机过后的中期宏观经济策略是保持财政偿付能力信心、维持物价和金融稳定的关键。完成金融部门修复工作、改革审慎框架是恢复可持续增长所不可或缺的。

　　重组金融公司活动是恢复正常贷款的关键所在。官方压力测试是一项重要工具，通过压力测试可以诊断银行状况，以便为有生存力银行的重新注资和重组，以及为不可续存银行的审慎解决方案设计适当战略。在根本性改革方面，当前尤其需要关注以下四个挑战。首先需要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并使之更加灵活，监管应涵盖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激励机制应不允许那些目前被认为“太大或太相关而无法倒闭”机构进一步增加；其次需要通过提高金融机构透明度、信息披露以及治理改革来鼓励有效的市场纪律；再次，宏观审慎框架必须引导银行构建更大的缓冲，通过筹集资本并在经济景气时期做好准备，以便在经济糟糕时使用；第四，金融监管还需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充分应对跨境机构带来的挑战。

　　随着经济复苏的出现，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关键的中期政策挑战是如何实现需求在各经济体之间较为稳定的分布。在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失衡显著扩大，一些国家具有庞大的经常账户逆差(比如美国)，另一些国家有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比如中国)，这种失衡可能引起市场扭曲、系统崩溃以及对可能出现的经济无序调整的担忧。当然，这次危机并非源于此，而主要是美国银行体系缺乏有效的监管造成的。危机期间，许多美国人不再负债累累、大手大脚花钱，比如20～50岁年龄段的新一代美国人比危机前更注重储蓄，储蓄率由近年来的0上升到如今的5%、6%；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家，在危机期间实施了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因此贸易顺差有所减少，我们由此看到全球失衡在危机期间有所缓和。尽管如此，全球失衡仍然十分严重，并且随着全球经济正常化，失衡有可能会再次扩大。

　　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认为危机中一个重大的改变是国际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国家，在同一时刻面对同一问题采取同一种解决方案。这是客观的需要，各国也在主观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世界经济再平衡需要处于失衡中心的经济体政治上的共同协调合作，才能转危为安。各国首脑聚会，不是相互争论，而是同舟共济、共同讨论如何更好地拯救世界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参与协调工作、分析问题、提出建议，在20国集团会议上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最近，20国集团通过了一个旨在促进有力、可持续及平衡增长的框架，该框架规定了相互政策评估过程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各国最高政治层面作出的应对全球失衡的承诺，反映了一个共识，即经济再平衡的努力若要实现，所有国家都必须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具有庞大经常账户逆差的经济体，国民储蓄需要增加。在其中许多经济体，包括美国，财政整顿是关键。在那些经历了资产价格暴跌的经济体，金融部门的修复对实现经济长久复苏非常重要。而在具有大量经常账户顺差的经济体，国内需求需要扩大。在欧元区经济体和日本，产品和劳动市场的竞争应该加强。在新兴亚洲，经济再平衡意味着扩大国内需求，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投资，对中国来说，重点是消费。但是，即使所有国家都强有力地承诺在修复经济中的供给、调整全球需求格局方面进行改革，重新平衡全球需求的过程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需要得到提高汇率灵活性的支持。

　　记者：在应对全球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参与全球协调工作、分析问题、提出建议，这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不断上升。您如何评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推进的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如何通过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来更好地履行其稳定全球经济的使命？

　　卡恩：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历史告诉我们，当世界各国团结一致应对共同挑战时，我们可以实现和平与繁荣的良性循环，避免冲突和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各国都应该抓住塑造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契机，做出调整并进行变革，基金组织也必须进行改革。我们知道，20世纪的系统不能解决21世纪的问题。基金组织将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合作，当然这需要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采取必要承诺，增进基金组织在与广泛成员国之间的合法性。

　　只有拥有成员国的信心和信任，基金组织才能有效，我们已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了许多措施。我们在加强基金组织监督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包括启动基金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早期预警演习，以及目前在加强金融部门和跨国分析上开展的工作。我们呼吁基金组织检查其职责，以涵盖与全球稳定有关的各项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政策。这次危机与基金组织传统关注重点即经常账户和汇率变化关系不大。在世界各地充满了巨额资金快速流动的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赋予了更宽泛的使命，成为全球信贷发放的最终依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还涉及采取改变基金组织份额的坚定决定。我们强调，基金组织应继续作为以份额为基础的机构。份额比重的分布应反映基金组织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鉴于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强劲增长，这种相对地位已发生显著变化。今年9月在匹兹堡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决定在2011年1月之前将5个百分点的份额转给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将使亚洲受益更多，也提高了基金组织存在的合法性，是基金组织未来有效性的重要基础。但是，在我们谈论未来时，基金组织对过去改革的实施情况依然不尽如人意，111个需要融资支持的国家中只有36个国家通过了关于2008年份额与发言权改革的立法。我们将敦促各国尽快落实这一改革。

　　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改革之路还没有结束。在基金组织伊斯坦布尔年会上，我们还被要求考虑有哪些途径改进基金组织的贷款方式，即改善我们的融资工具，更好地满足全球金融保险需要。在这方面，地区储备库很有希望。亚洲的清迈倡议为基金组织的融资支持提供了重要补充。我们应该考虑可使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资源与基金组织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相结合的方式，以使基金组织运作更加有效。基金组织对优惠贷款框架进行全面改革，并承诺将优惠贷款增加一倍以上。这将有助于满足低收入国家扩大的融资需要。我们期待着全面实施新收入模式，包括就黄金出售达成的协议，以及承诺提供额外补贴资源。在土耳其召开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会议上，政策指导委员会要求我们继续解决四大领域的改革问题：基金组织的职责、基金组织的融资作用、多边监督和治理结构。这些“伊斯坦布尔决定”将成为基金组织明年各项活动的焦点。

　　此外，我非常感谢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中坚作用的长久支持，以及对基金组织的财政支持，中国最近与基金组织签署了协议，购买不超过320亿特别提款权(约合50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我相信中国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持续推进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期望与中国有更加持久、紧密的合作关系。

　　记者：为了更好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改革。2009年以来，关于国际储备货币的争论此起彼伏，出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建议，比如创建“超主权储备货币”等。您如何评价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

　　卡恩：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许多人都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可持续性提出问题，尤其是对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作用提出疑问。一些人担心美国自身的经济和金融问题，特别是国内大规模的财政失衡，会对美元币值造成严重风险，从而带来国际货币体系无序调整的风险。但是，我注意到在危机期间美元币值实际上是走强了，这反映了当前美元作为无可置疑的安全港资产的作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塑一直以来都是国际金融领域广为关注的问题。早在194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建议创立“超主权货币”(即所谓的世界货币“bancor”)。今年以来，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相继提出，这包括来自中国的一些知名人士。有人提出创建新的世界储备货币，这可能以基金组织发行的复合货币(特别提款权)为基础。另外一个可能是建立多元储备货币体系，比如可能以欧元、日元、人民币作为与美元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储备货币。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想法，将影响今后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但考虑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仅涉及经济也包括政治因素，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最近几个月需要决定的，而是在将来几十年里考虑的问题。

　　全球治理结构改革问题是否取得进展也是加强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要素，新的全球治理框架的出现对于确保克服危机和维护可持续复苏所需要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在我看来，20国集团转变为一个促进国际政策对话和推进改革倡议的关键论坛，是一个历史性的进展。我个人的意见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尽管存在问题，但运作仍然较为合理。在此次危机中，这一体系显示出了弹性。美国政府采取的适当政策措施可以缓解人们短期内对美元的担心。实际上，我预期美元在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我们可能看到新的储备货币被广泛使用，甚至出现有多种同等重要地位的储备货币构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社会也可能会决定创建并推广一种新的储备货币作为最佳选择，但这需要全球政策协调的重大提升。

　　记者：亚洲在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衰退中表现尤为突出，您如何评价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复苏中的作用以及下一步亚洲国家的发展还面临哪些新挑战？

　　卡恩：此次参加APEC会议以及访问菲律宾、中国，我们的亚洲之行反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视。亚洲的经济实力帮助其度过了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如今该地区正引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由于基本面强劲以及迅速而有力的危机应对措施，亚洲的表现大大好于世界其他地区，从而在支持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金组织预测，明年亚洲GDP将增长5.75%，几乎是3%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的两倍。我们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办的会议上，号召亚洲地区要充分利用其经济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重塑世界未来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为了确保取得长远成功，亚洲将要适应危机后经济提出的新挑战，这已取得了亚洲各国领导人的共识，即迅速行动找到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决策者们意识到由于出口增长步伐受到限制，国内和地区需求将在支撑亚洲增长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另外，我们认为由于亚洲经济的复苏较为领先，危机支持政策的取消宜早不宜迟。决策者现在开始为“退出战略”做计划，这有助于更好地过渡到经济正常化。当前，资本重新流入一些亚洲国家反映了该地区的良好前景，但随着金融市场改善，投资者又重燃了对高风险资产的偏好，这将增加货币流通和资产价格潜在的不稳定变动，也会给接受跨境资本的经济体带来政策挑战。决策者需要利用一系列可用的工具，包括汇率升值、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择机降低利率等，来减轻资本流动的影响。此外，宏观审慎的政策工具能限制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对资本流动的市场调控措施也可以减少资本流动的易变性，但这些措施成本较高，随着时间推移易于失效。对外向型的亚洲经济体而言，另外一个大的挑战是在先进经济体失业率仍然攀升的情况下，需要控制保护主义的风险。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以及对经济增长潜在的破坏影响。

　　记者：您在此次中国之行多次谈到中国正引领全球经济走出衰退。您如何评价中国经济的表现？时隔中国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已有一年的时间，您如何看待中国“一揽子计划”的成效以及“退出战略”实施的时机？

　　卡恩：像全球一样，中国也受到了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果断而及时的政策组合措施，中国经济逐步恢复了良好态势，成为亚洲甚至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领导人已经对如何刺激私人消费提出了明确设想。消费支出的增长目前快于整体经济的增长。正如胡锦涛主席在APEC会议期间指出的，中国今后将进一步采取措施促进居民支出，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中国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实施了大胆的新举措，为中国大多数人提供高质量的医疗保健，农村养老金体系的改革也在推进中。当然，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确保更持久、结构性地转向消费，比如扩大社会政策覆盖的范围，推进金融部门改革并实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当前，中国政府承诺维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计划到2010年，继续刺激公共需求和疲软的私人需求，这将是正确的措施。正因为还没有实现能够自我维持的私人需求，所以应该继续推行经济刺激计划，直到经济复苏立稳脚跟。然而，正如政府也意识到的，现在应该开始放慢贷款迅速增长的势头，这种增长可能造成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以及最终引发不良贷款。

　　总之，中国正引领世界经济走出衰退，并将在全球经济长期改革调整与再平衡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我们预测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8.5%，2010年将达到9%，远远超过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这一表现与中国在过去十年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是一致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在国际政策讨论中的作用也不断提高。作为20国集团的重要一员，中国正在帮助深入探讨全球未来的政策重点，并设计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对中国和亚洲来说，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日益重要的声音，意味着有更大的机会促进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重塑。

　　同时我认为，目前最大的短期风险是政府认为危机已经过去，过早从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中退出，这种不成熟的“退出战略”可能会造成经济“双底衰退”。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不管是今年9月份的匹兹堡20国集团峰会，10月份的APEC会议，还是一周前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举行的20国财长会议，与会者都认识到当前继续推进经济刺激方案的重要性，我也很高兴听到中国政府表示经济刺激政策会持续到2010年，这对于支持增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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