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系统性的人类危机，设计思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我们可以从设计重构开始，改变世界。

　　文 ︱ 延·马丁·斯基伯斯泰德

　　当前，全球凸显的金融、经济、道德和环境问题，使我们重新思考全球社会-政治的基础架构，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衰退，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危机。作为设计师而言，我试图从设计的角度切入当前的重大问题，从全球设计重构开始，反思并采取行动。

　　设计改变世界

　　以设计应对当前的挑战，野心看起来似乎很大。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设计思维是A/D/A(建筑/设计/人类学)管理范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人类中心化的创新、经营活动为特征。与传统的M/E/P(数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范式相比，A/D/A管理范式更注重合作性、可重复的工作方式以及诱导式的思维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设计思维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方法。这一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造人类的组织机构，并通过这一方式进而改造周围的世界。

　　那么，一名设计师将会如何重新设计人类组织方式呢？

　　一般，设计思想大体涵盖如下流程：定义——研究——思考——设计原型——选择——实施。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个流程与全球设计重构的分期计划结构非常相似。

　　设计师应对全球问题的一个典型出发点是人类学角度。如果要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全球性改造，那么“对人类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直接回答就是：要确保人类种族的生存。如此看来，以全球性视野进行设计似乎还不够充分，因为毫无疑问，未来某一天我们曾赖以生存的地球必将无法再适合人类可持续生活。现在唯一不能明确的只是具体日期而已。那么，设计思维将重新定义我们生存的范围，将之扩展到所有潜在的人类栖居地。这就要求我们对空间旅行加以控制，对行星的地球化进程进行管理，包括地球工程问题、行星的特别基因工程等等。

　　人类价值观的设计重构

　　这个问题要考虑的第二点是，重新看待我们人类体制的文化基础。简单而言，如果我们追溯这些体制背后某些观念的起源，就必然要追溯到某些道德规范领域。对于“好”的标准，我们是否也需要进行反思？仅是单纯审视当前的主流伦理思想，就会发现这个问题确实与多元化及文化相对主义的论调格格不入。

　　以8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质量危机为例。当时，美国单方面将质量标准定在一个一成不变的质量水平，而日本的制造厂商并未如此，在技术水平不断改进的同时他们也相应提高了质量标准。如此一来，日本的产品质量最终将超越美国产品。同样的道理，我们就某事道德与否进行评论时，就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标准，并据此区分好坏；我们当前遵守的道德标准就是《联合国全球契约》，但是并未对《联合国全球契约》进行改善。

　　我们需要不断更新多边世界的道德规范，这就要求我们对文化多样性保持开放。通过记录和比较不同的伦理困境和政策变化，不断搜集统计数据，直到可以对伦理标准进行统计过程控制。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设计工作，而非管理任务。

　　人类组织方式的设计重构

　　将这一思路推进一步，我们用以建构和认知世界的一般范畴结构也可以分离重构。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范畴是历史对立和意识形态的结果，可能本身就是还原论者用以反对设计努力和社会体制重构的错误的方法。

　　前些年，许多国家的中间市场已明显大幅缩水；而曾几何时，所有商品还都需要通过中间市场进行交易。中间市场缩水的同时，在收入统一体的两端似乎更有可能获得商业成功。现在的问题是，作为统计模式的正态分布曲线是否就以这种方式颠倒过来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还在教育本国的孩子学习第一世界国家所精通的知识，也就是那些普通的“中间市场”知识，而不是教授本国的(或者说是为其他国家采用的)前沿研究以及基本的传统技术、非机械性的类似于“高等院校”的知识？

　　也许，我们需要换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不再去思考西非国家人民如何才能使用人类已经掌握的第一世界知识，而是应该考虑西非国家怎样才能成为生态研究的引领者，怎样输出有价值的先进知识等问题。

　　按照同样的思考方式，我们也可以怀疑：国家究竟是不是人类组织的合适形态？联合国是否应该随城市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是否该考虑跨越国界，通过新式的人类组织帮助城市之间实现直接的合作关系？更进一步，设计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改造经济？是否可以发现新的可再生经济模型，实现经济和生态共同发展？这都是我们所要探索和努力的方向。

　　然而，对于设计师和试图重新塑造世界面貌的人，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挑战更基本、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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