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科技园与清华大学的15年
清华科技园与清华大学的15年
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气质
在清华科技园成立15周年之际，它的母校清华大学也将在两年后迎来百年华诞，回顾两个佼佼者之间15年相依相伴的故事，更能看到清华科技园成就背后的必然。
1993年，国内大学还在为校办工厂的出路伤脑筋，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台湾新竹科技园的创始人之一徐贤修访问清华大学。徐先生问及时任清华产业管理处处长荣泳霖，北京清华比新竹清华学术水平高，学科也更全，新竹能办科技园区，北京为什么不能？这席话触动了荣泳霖，他马上去和学校领导谈办科技园的事。
不久之后，清华大学组织了一个以荣泳霖为组长的3人小组就建设清华科技园展开论证。小组仔细研究了硅谷、美国北卡、新竹等多个科技园，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规划上报后，清华大学办科技园的想法获得了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后市委现场办公，立项批地，给襁褓中的清华科技园画了一个范围：包括现在的科技大厦、创新大厦、紫光大厦等组成的一个环，再加上一条线——华业大厦、学研大厦。而后又通过商业批地开发了同方广场一期，和在建的同方广场二期。
1994年，清华大学在怀柔召开科技产业工作会，确立了建设科技园和成立企业集团两项重大事宜。翌年，科技园的母公司清华大学企业集团正式成立，后经国务院批准改制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荣泳霖出任副董事长兼总裁。
为实现科技园的企业化运作，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于1994年成立，这是一个由清华独资的企业法人，后来规范化为有限公司，引入了外面的战略投资者，但清华大学仍坚持直接控股，以保证科技园的发展方向。
由于科技园的建设涉及到学校规划以及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需要一个可以协调各个部门关系，同时又对清华传统和理念有深入了解的人，于是清华选择了时任学校校办主任的梅萌来领导清华科技园。
就在科技园建设起步时，一家房地产开发商找到了荣泳霖，提出，既然市政府批了十几公顷的地给清华，不如把土地一期开发和房屋开发交给他们来做，盖房子的钱都由他们出，事成之后，清华可以获得一部分房产，他们同时承诺在2—3年内就可以开发完毕。
清华的回答是“不”。“因为如果让房地产商来做就无法保证科技园的定位，他们很可能把不应该出现在科技园里的休闲项目引进来，最后成了商业区。”荣泳霖说。清华对科技园的定位非常明确，它不是一个房地产项目，而是一个创新平台。
清华科技园的理想主义气质与生俱来，但坚持理想从来不是易事。科技园创办初期非常艰难，先在学校所有的一块地上借钱拆迁、建房，建成后，再用它来抵押贷款建下一栋楼。最终，科技园的创业者们靠滚动发展的办法建起了科技园，从紫光大厦、华业大厦到同方大厦、学研大厦，再到创新大厦乃至而后的科技大厦，这些空间建筑的建设从1994年到2005年，历经11年才完成。
与此同时，清华科技园一直坚持“软件”和“硬件”齐步发展的理念，把科技园作为创新和创业的平台，立志完成科技成果产业化，孵化出一批高新科技企业，培养出一批科技精英。
在这一理念之下，当时科技园推出的增值服务包括：免费帮助学生做商业计划书或注册公司，为创业企业配备对口的“导师”，通过获少量股权抵消若干年租金，设置属于“公共设施”的前台和电话，等等。“我们的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到现在，很多企业在可以选择用低价租赁办公楼时，却宁愿花大价钱租我们的房。”荣泳霖说，“今天看来，园区的空间建筑和创新服务平台的同时建设是十分正确的。”
反哺母校
全世界诸多科技园区都以大学为中心，比如硅谷有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台湾新竹科技园有新竹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等。同这些科技园相比，清华科技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它与母校的关系更为紧密。
而这也是创立者的初衷。荣泳霖等人当时研究了多个国外科技园，觉得他们的基本原则是“大学为核心，创新为宗旨”，园区里企业和大学的联系并不是很紧密，比如一家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但这不是企业与学校层面的联系，只是公司与教授或某个学科之间的。“国外的企业只要从大学得到专业技术，就有能力快速开发出产品或技术。”但这在中国不大行得通，中国的大部分科技人员都在研究机构和大学里，企业里研究人员数量偏低。
“基于这些认知，我们觉得可以筹建一个科技园区，让大学和科技园区的联系比国外如硅谷、新竹等以大学为中心的园区更紧密些。”荣泳霖说。
比如，清华大学一直设有一个职能部门“科技开发部”，专责清华的科技成果的推广，服务对象是社会企业，包括科技园内的企业。在上游，它负责把清华的所有科技成果归纳集中起来，利用各种方式宣传和对外推介，然后代表清华大学谈判、签合同。之后项目的进度监测和管理也由科技开发部来负责。但是，一旦涉及股权问题，则由清华控股代表清华大学介入。
当然，清华大学也会重点考虑将其科研成果交由科技园的企业转化，比如清华11个重大产业化项目中就有两个随清华科技园落户昆山。
清华对于科技园的支持还远不止这些。荣泳霖回忆，清华大学最早给了科技园一块三角地，作启动之用。在科技园最艰难、资金链最紧张的时候，学校分批投入了9000万元，这是科技园在引入外部投资时能保证绝对控股的根基。
另一方面，进入良性发展后，科技园也非常注重回馈母校。“现在学校每年都获得分红，用于弥补办学经费。另外，现在我们正逐渐把像华业大厦这样紧挨学校的房产交还给大学。以华业为例，它现在的市值至少是4亿元人民币。”荣泳霖说。
更重要的是，清华科技园对清华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和课题建设起到了支持作用，不仅清华学生可以到园内企业实习、实训，各院系也通过清华科技园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我觉得清华科技园对学校的教学、科研单位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就是把学校服务社会的触点放到外面去了。”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李军对《商务周刊》说，“通过清华科技园我们可以在全国范围落脚，展开相关的科学研究、科学普及和社会服务。”去年，该学院与清华科技园在广州番禺联合创办了创新基地，发展动漫游戏等创意产业。
在回顾清华大学与清华科技园之间的关系时，荣泳霖强调：第一，学校始终是科技园的创新源头，园区从学校得到科研成果，研究平台和信息，以及源源不断的人才；第二，学校一直把科技园作为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窗口和桥梁，学校现在不仅仅是做一个股东，收一点红利，实际上已经把它当做现代大学运转系统里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三，科技园区的企业能够促进学校科研体制的改革，为解决清华的研究工作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模式；第四，清华大学和社会合作，打造出又一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融资平台；第五，清华科技园形成了清华大学人才教育的一个新课堂，促进了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昆山：丈量知识与产业的距离
教授的人生新篇
11月6日下午，江苏昆山市周市镇镇北一片工地上鼓声阵阵、彩旗招展，苏州昆仑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核电重型锻件新工艺产业化基地”暨3万吨重型模锻压机厂房工程奠基仪式在此举行。昆仑公司总经理、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颜永年紧跑几步上台，控制一下呼吸，开始声如洪钟的致辞。
“颜老师毕竟是71岁的人了，”台下一名教授的学生低声说，“看得出老人家今儿是真高兴。”
的确，对于老科学家来说，这将是开启他人生新篇章的一天。
30多年前，颜永年带领清华大学机械系重型装备研发团队研制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0MN预应力钢丝缠绕剖分/坎合结构模锻液压机”技术，1980年代该技术主要用于板料成形，1990年代应用于陶瓷专利压机。直到现在该技术才被赋予历史性的产业化使命——用于设计制造核电、造船、航空等重型机械装备的模锻件和自由锻件。
“锻件不是简单的打铁，而是国家重点装备的基础件，没有大压机(即大型模锻液压机)，谈不上。”颜教授对《商务周刊》说，“我们的新工艺将大幅提高核电和大飞机锻件的产量和质量稳定性。”
在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的引荐和运作下，大压机产业化项目最终由西安移师到了昆山。去年10月，以清华大学机械系重型装备研发团队为班底，昆山市国科创投、爱博创投、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合资成立苏州昆仑先进制造公司。为专注于产业化“放开手脚干”，颜教授同时从清华大学退休，出任昆仑公司总经理。
由于科技成果的转化面临机制问题：合作企业希望设计方提供“交钥匙服务”，但学校不可能承担工程监理责任，无法完成安装调试，因此多年来该成果一直没有产业化。这次清华科技园设计了一种新方案，即先在2008年成立一家大压机设计公司——昆仑先进制造公司，把技术团队引入到昆山，解决设计机制问题，再成立昆仑重型制造公司，解决了机制问题。据介绍，该项目从缘起到落地，清华科技园提供了全程服务，连商业计划书都是科技园代写的。
颜教授的团队已经研发出12万吨模锻液压机，但大压机的制造必须“做加法”(比如用3万吨级制造6万吨级部件)，所以昆仑公司在昆山的制造基地分为三期规划：1期占地50亩，建设3万吨模锻压机和5千吨自由锻压机，为核电核岛中的稳压器生产服务，并可支持我国涡轮盘锻造；2期占地250亩地，建设6万吨的多功能锻压设备和1.25万吨自由锻压机，用于生产中型核电设备结构件和大飞机起落架等大型构件；3期规划是一台12—15万吨重型模锻压机和2万吨自由锻压机，建成后能支持所有未来核电所需容器、管件和汽轮机转子。项目总投资超过10亿元人民币。“我们的目标是瞄准全世界的大飞机、核电和船机的需要。”颜永年表示，“我们将在昆山落地生根，生根落地。”
该项目的落地不仅对于干了30多年大压机的颜教授意义非凡，对昆山市和清华科技园同样影响深远。清华科技园和周市镇计划以该项目为基础，联合打造占地1000亩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因此尽管之前已经有川崎机器人(Kawasaki)公司、秋谷精密机械等世界顶尖制造企业入驻，当地政府还是把大压机项目称为“昆山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生命工程、标志工程”。
昆山的勇气和远见在于看到了大压机项目巨大的产业聚集和带动效应。过去我国没有大压机，大型锻件的生产主要通过铸造或自由锻造的方式进行，而目前世界上拥有4.5万吨级以上模锻液压机生产能力的国家只有美、俄、法三国，空中客车A380客机起落架的成型，便只能在俄罗斯7.6万吨压机上完成。大压机不仅是一国工业实力的象征，而且属于装备工业的龙头项目，昆仑项目投产后，无论是上海的大飞机项目、上海电气的核电项目，还是长三角的船舶工业，都能获得支持，同时，围绕大压机项目的数百家配套企业也将随之落户昆山。奠基仪式上，来自钢铁、能源、物流、材料工艺等各行各业的数十家中外企业代表云集现场，不少企业已决定在昆山设厂。
“此刻我最想说的是‘坚持理想’很重要。”老教授对《商务周刊》说，“这个项目我们坚持搞了30多年，一直不放弃，今天终于可以工业化了。我们学校有些同事搞了十几年的项目没能产业化，最后放弃了，很可惜。我们虽然熬了30多年，但能看到今天，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天瑞速度”
也许是巧合，一座小小的县级市昆山，已经聚集了一批如颜教授这样“坚持理想”的人。他们术有专攻、个性迥异，但有两个共同点：都为实现科技创新的梦想而来，都因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这个“媒人”而来。
性格爽直的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召贵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当年我国最年轻的核物理博士。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X荧光光谱分析探测技术”，从清华毕业后他就一直研究如何把该技术产业化。1992年，刘召贵在西安成立了天瑞仪器的前身西清华仪器研究所， 2005年天瑞把研发、生产和营销中心都搬到深圳。两年之后的2007年9月15日，天瑞全体员工400多人又“举家”迁到了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投资6000万元建成了智能化的天瑞大厦，另外还在昆山买下100亩地，投资8亿元用以建设天瑞分析检测仪器产业园。刘博士骄傲地把这一过程称为“天瑞速度”。
虽然如候鸟般南北迁徙，但17年来，刘召贵一直没有放弃的是“成为世界级的分析检测仪器巨头”的理想，到今天，他认为自己终于触摸到梦想的边缘。
天瑞的产品线涵盖了X荧光光谱仪在内的光谱仪、色谱仪、质谱仪，应用于微量元素或化合物成分分析，如电子电器(RoHS检测)、珠宝首饰、玩具安全、地质采矿、建材冶金、质量检验等。目前天瑞拥有135项专利，年产值近10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近4000万元，占国内X荧光光谱仪80%的市场份额和全球约50%的份额，产品远销139个国家和地区，荣获2009“清科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50强”第17名，刘召贵希望明年10月能在创业板上市。如今天瑞是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中的“明星企业”，回良玉、张德江等国家领导人来昆山时专程到天瑞去视察。
说起这家明星企业为何舍深圳而来到昆山这个县级市，刘召贵哈哈大笑。这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2005年初，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总经理刘万枫在一次清华同学聚会上认识了刘召贵，正为项目源而发愁的刘万枫开始游说天瑞前去昆山落户。说了几次之后，刘召贵终于在出差苏州时顺道去昆山分园看了一下，觉得“这个地方风景真好”，但并没有动念前来办公司。
刘万枫使出他的妙招——请贵人相助。2005年中，在他的引荐下，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和市长管爱国到深圳与刘召贵见面。初次见面，刘召贵就给张国华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次见面完了我就说刘召贵这人很可能成大事。”张国华对《商务周刊》说。
而刘召贵回忆，当时两位昆山市领导对他说：“刘博士，你有什么要求，请列一份清单。”于是刘便提了6大要求，分别是需要用两块土地、员工户口、员工子女上学、税收条件和科技投资扶持政策问题。
“我以为能把昆山吓回去，但没想到他们全部答应，并马上召开协调会，各级部门当即落实我们的要求，反应极快。”刘召贵笑说，“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人，这个让我很感动，我只好过来了。”
到“乡下的乡下”创业
11月7日是个星期六，难得有闲的刘召贵“全副武装”，邀刘万枫到横穿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的一条小河边垂钓。小河发源自昆山市的一条饮用水源，虽然近些年昆山市经济突飞猛进，但昆山的环保一直没有落下，小河里仍长鱼。“河里半天能钓上来一两条就不错了。”刘万枫说，“但我还是喜欢在这里钓，钓着了特有成就感，如果去鱼塘，就只是钓多钓少的区别了。”
钓上来的小鱼们会被放生到园区内的一个鱼塘，在塘边能看见不少游鱼。
位于昆山城西一刻钟车程的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园区，占地30万平方米，次第排列着数十栋海派而时尚的深灰色建筑，其中栖息着天瑞、允升吉、思拓等6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入园企业、毕业企业总注册资金超过15亿元，园区企业参与863、973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10个，清华大学11个重大产业化项目有2个落户这里。先进制造中心、技术转移平台、工业研究院等高科技平台也在此搭建起来，使得周边成为了昆山的“副中心”，而作为昆山产业升级的先导区和高新企业的孵化器，科技园如今已经是昆山的“一张名片”。
仅仅6年前，这里还是一大片鱼塘、蟹塘。“穿着齐腰深的高筒雨靴都走不动，塘边仅有一条两车道的土马路。”刘万枫回忆道。
回望6年间的巨变，43岁已少有白发的刘万枫说，如果再让他选择，他“很可能没勇气再来一次”了，因为“太难太难了”。好在今天的局面让他感到辛苦和坚持都是值得的。“做科技园需要忍劲，是长跑。像这样咬着牙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成功了确实高兴。”说这话时，让人想起他独特的钓鱼爱好。
2003年非典期间，刘万枫与同事来到昆山调研，当时清华科技园总部刚决定向全国辐射发展。刘万枫感觉，昆山作为一个县级市，搞科技创新有不利也有有利之处：昆山没有高校和科研院所，人才和科技成果等创新要素是缺失的；但昆山地理位置优越，堪称上海的“后花园”，有比较好的工业基础，其时富士康、纬创等台资企业也刚迁到这里，几年内昆山经济将上一个台阶是“看得到的”。而且昆山市对于引入清华科技园非常有兴趣，就在上述鱼塘边，时任昆山市长张国华向刘万枫保证说：“你动工之日，我的大马路一定通到这里。”
最后促使清华科技园决定来昆山建设分园的，还是刘万枫与昆山市领导的一席谈，双方“理念高度契合”。“国华书记说，昆山资源有限，想保持长久发展，一定要从‘昆山制造’向‘昆山创造’转型，当时昆山经济才刚刚开始起飞，那个时候就有如此远见，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刘回忆说，“只要志同道合就能战胜任何困难，这一点最后打动了我们。”
上报北京总部获得批准后，2003年9月，昆山分园正式成立，刘万枫带着不到10个人的团队正式来昆山“创业”。
他们首先就遭遇到一个严酷的冬季。南方没有暖气，刘万枫等人在城郊租住一栋老式土红色建筑，号称“别墅”，冬天冻得受不了，“穿着羽绒服上班都抖个不停”。一开始为了“在当地多交朋友”，刘万枫提出“先工作后生活”，把他的团队分散到昆山各个角落租房子住。事后刘还为此受到总部的批评，因为他的分兵策略导致团队不能及时沟通交流，也不利于相互鼓动士气。
的确，在北方生活多年的团队成员不仅被没有暖气的南方冬天冻得够呛，而且在文化、语言习俗上很别扭，加之“抛家别子”带来的感情冲击，一些成员由于种种原因选择了离开。
最打击士气的，是项目引进迟迟没有进展。刘万枫发现，昆山这个地方在科技企业看来，就是台湾企业聚焦的制造中心，“不入眼”。有时候好容易说动了项目负责人，员工却不愿来。“也难怪，让他们从大城市来到一个县级市，这里公共汽车都没有，进来上班就出不去了，是很现实的问题。”刘万枫记得当时他们请的做饭的阿姨说，“你们办公室是在昆山的乡下”，一位上海同事接茬很郁闷的说：“从上海到昆山是到乡下，结果到昆山又到乡下。”
“当时我们确实很苦恼，辛苦找来的项目要落地非常困难。”刘万枫说。
转折
苦熬了1年多，昆山分园遇到了另一位能“坚持”的人，终于迎来了第一个转折点。
当时，国家863新型平板显示技术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邱勇正在全国寻找OLED大规模生产线的基地。早在1996年全球OLED技术还处于实验室研发阶段，清华大学就成立了以邱教授为领头人的OLED项目组。OLED显示器超轻薄、自发光、低能耗且能折叠弯曲，可用于手机、MP3、数码相机、仪器仪表等领域，被公认为继液晶和等离子之后的下一代显示技术。该团队立志要把这一尖端技术在中国产业化，避免我国显示产业在显像管和液晶方面走技术引进、受制于人的老路，为此，邱勇带领团队坚持10余年的技术创新，系统掌握了OLED材料、器件、工艺和驱动等关键技术，陆续申请了近200项相关专利，并积极推进产业化。
2001年，彩虹集团投资入股，维信诺公司成立。之后，南方化工、清华控股和清华创投又联合入资维信诺，使得维信诺在2002年建成了国内第一条OLED中试线并实现了OLED工艺技术集成，于2003年将OLED产品小批量推向市场。解决了器件稳定性的关键问题后，维信诺需要再次融资用以建大规模生产线。
在选择大规模生产线基地时，维信诺希望能够与未来持续发展的后续支持结合起来。全国多个城市都欢迎维信诺去建厂，维信诺也考察了部分城市，仍在权衡不决时刘万枫得知了这一“情报”。他立即与昆山市政府达成一致：想办法把该项目“弄”到昆山来。刘万枫和他的团队全力以赴，有时一周三次往返于北京和昆山之间。最后，通过刘万枫的牵线搭桥，维信诺股东和团队与昆山市领导仅一次会谈，就敲定了此事。维信诺股东对昆山市领导的专业性和效率都印象深刻，认为昆山市领导对OLED产业的了解和支持，让人无法拒绝落户昆山。
据维信诺总裁陈耀南介绍，虽然是维信诺的大股东，但昆山市政府对于公司的运营管理没有干涉过，所有管理团队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竞岗。而张国华书记对《商务周刊》说，“我们当时感觉OLED这个项目还有很大的风险要克服，但这个事情还是要搞的，因为我们昆山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得比较好，但还缺乏新的东西。我们搞光电产业，是追赶世界，搞OLED，是和世界赛跑。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不是清华的，或者昆山一个地方的事情，包括大压机、小核酸都是国家的事情。我们以风险投资形式入股企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帮助产业发展。”
昆山与维信诺的确获得了双赢。如今不仅维信诺已从昆山分园“毕业”，搬出分园入驻了近200亩的维信诺OLED产业基地。其国内第一条OLED大规模生产线也已于去年10月投产，今年销售额在5000万元以上，并已跻身全球行业前列，另一条大尺寸OLED生产线也正在筹建之中。而且维信诺的上下游配套企业也在陆续“移师”昆山。当然，其中有些企业也是被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想尽办法“忽悠过来”的。
允升吉(Power Stencil)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志凌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从魏志凌的一身行头，你很难判断他是一名科学家。他手把精致的老式烟斗，檀木办公桌上的高级音响中传出舒缓的古典音乐，办公室里到处摆放着古玩，据说他还有品普洱茶、驯狗等爱好。但这位不多言的企业家当年做过“银河-Ⅱ”、“银河-Ⅲ”巨型计算机厂的技术副厂长。1985年就从清华大学电子专业毕业的他，没想到20年后又与母校搭上了关系。
2005年，魏志凌作为配套项目代表出席了维信诺与昆山的签约仪式，得以认识了刘万枫和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副总经理荀标，刘、荀二人又敏锐地“嗅”出魏“手里有宝贝”。的确，魏志凌创办了3家公司，手头有好几项实现了产业化的专利技术。
刘、荀二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劝魏把他的项目搬到昆山来。但在深圳办了6年公司的魏志凌“本来在深圳干得好好的”，正打算适时“收山”回湖南家乡养老，自然不愿来昆山。刘万枫打听到魏也是清华毕业后心生一计，找来了时任清华科技园资深副总裁的罗建北亲赴深圳当说客。德高望重的罗老师1970年从清华毕业后留校任教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曾教过魏志凌的课，她的亲自登门让魏志凌深为感动。之后两个月里，魏志凌在昆山宾馆长包了一间套房，每天和荀标促膝长谈，前后历时一年多，在喝了魏“好几十万块钱的普洱茶”之后，荀标终于把允升吉电子“忽悠”到了昆山。
如今允升吉投资9000万元的产业园也已经动工开建，量产后年产值可达到10亿元。去年允升吉的“OLED用蒸镀掩模板的开发与产业化”项目还与维信诺的“低成本小分子PMOLED批量生产技术开发”项目，通过了国家863高技术项目评审，开创了昆山本土企业成功申报国家“863”项目的先河。
魏志凌认为，自己之所以愿意放弃湖南老家更为优惠的招商条件而来昆山“二次创业”，原因颇具启发性：“在中国做民营企业，必须得看政府和银行的脸色，昆山是强势政府中招商和服务意识最强的。它不靠政策、条件来招商引资，而是靠环境。比如市领导亲自抓招商，现场服务解决问题，而且它的政府比较廉洁高效，从不安插关系或工程队，不给你添任何负担，所以昆山成为全国‘百强县第一’不是偶然。”
一个人，一个项目，一个产业
2006年10月，昆山分园第一栋建筑——科技大厦竣工，园区正式开园。当时维信诺已“毕业”搬走，天瑞还未入驻。一次刘万枫到园区唯一的食堂吃饭，往四周一看，偌大的饭厅里就坐着十几号人，全是自己的手下，“那时候心里真是瓦凉瓦凉的”。
愁苦的时期，昆山分园也曾面临各种诱惑，比如一位“非常有钱”的美国犹太人，看中了分园的团队，提议说他花钱把整个分园买下来，仍由这个团队管理，项目从美国引进，至于价格“可以随便提”。荀标说，“这事儿不能做，因为他不会理解我们想做什么，我们不想做一个普通的科技园”。
昆山分园想做的事，也是总部最初给昆山分园下达的使命：在北京这一知识密集区和长三角产业密集区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和平台。
2002年刘万枫访问美国硅谷之后，尚在主园技术资产经营公司工作的他向科技园领导提出下到地方去做一个分园，把硅谷“孵化器”+“风险投资”的模式在中国落地，实现主园的上述理想。
但具体怎么做，谁都没有具体的方向感。
起步阶段，分园试图走北京主园的路子，先用商业地产收益养活自己，再图大业。但来到昆山之后的困顿两年，使刘万枫等人“痛苦地”认识到，主园区商业地产加孵化器的模式在昆山根本无法复制。原因很简单，北京是高校、跨国企业中国总部和科技创业人才云集之地，主园的写字楼一盖起来便可日进斗金，支持各项增值服务随之延伸。但昆山本地的创业人才和创业企业极少，大企业的研发中心、区域总部也不会舍上海而取昆山。这意味着昆山没有“写字楼市场”，孵化业务在本地也无从展开，分园必须另辟蹊径。
刘万枫回忆说：“那时我们逐渐意识到，必须要跟昆山有更深度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成为昆山的清华科技园，而不是清华科技园在昆山，这一前一后的涵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马扬飚则用“我们不是外来的和尚，而是来盖庙的和尚，只有开园日，没有闭园时”的比喻来形容这一定位。
如何成为“昆山的清华科技园”呢？直到帮助维信诺项目在昆山落地，昆山分园才开始真正找到了方向感。
荀标在加盟昆山分园之前当过云南省创业中心的主任、招商局长、省软件园主任、生物创新中心主任，“整个创新体系干了一圈”，2005年被另一个云南人刘万枫挖到了昆山。他回忆说：“我2005年‘五一’之后来的时候房子没盖好，维信诺刚刚进来，租了不到100平方米的办公面积，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通过维信诺项目的最终落地，我们这个园区的业态就确定了。”
用昆山市市长管爱国的话来说，昆山分园找到的方向感就是：一个人，带来一个项目，建起一座产业园，带动一个产业。
维信诺OLED项目是上述模式的典型注解，随后的天瑞仪器、大压机项目等均是这个模式。如今围绕昆山分园已经初步形成“一园五区”的格局：以维信诺为首的OLED研发生产基地；以天瑞为龙头的分析测试仪器产业园；以昆仑为龙头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以瑞博为龙头的小核酸产业基地；以允升吉为龙头的超精密制造研发生产基地。
科技园+产业园
“以一个点突破，带动一个产业”的过程中，昆山分园必须做些什么呢？显然，仅仅找来一个项目是不够的，科技园必须深入研究昆山当地适合发展什么产业，需要什么项目。它不仅要思考如何将这些项目引来落地，还必须思考如何把项目留住，如何把产业链做起来。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场战争。”刘万枫说，一个个项目的硬仗打下来，昆山分园发现，自己思考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前在总部做科技园的范畴。比如现在判断哪个企业是好企业，想的是GDP产值、税收、生产线、土地、市场占有率、当地就业、产业结构调整等，“考虑的东西都和科技园不一样”。此时，刘万枫等人才意识到，他们在探索的已经不是科技园业态，而是科技园与产业园的联动。
“科技园如何与跟当地更深的结合，我们也琢磨了很长时间，后来决定创新自己，做产业园，只有做产业园，才能跟地方经济更深化的结合。”荀标说。2008年，昆山分园的业态重心由科技园转向产业园。
同时他们也发现，自己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因为在昆山，出自大学、依托大学，对国内高校和国际上具有产业化前景的前沿科技成果最有判断并保持最密切联系的，是他们；而在大学科研端，最熟悉和理解昆山产业环境和需求的，也是他们。分园团队融入昆山有多深，可以从他们的身份中看出：刘万枫是昆山市人大代表，荀标是政协委员，而马扬飚则是昆山青联副主席。按照昆山市长管爱国的说法，昆山分园的团队既是昆山产业升级的顾问、参谋，又是动力源之一。
“科技园提供的是专业的科技创新外包服务，我们和他们的合作是必然。如果我们靠自己慢慢学习、培育，可能这个过程要10年、20年，刘少奇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我们租的就是清华科技园的管理经验。”管爱国告诉本刊，昆山邀请清华科技园整体参与昆山的整体创新，“我们现在科技上的政策、人才、项目谈判等都要请他们来，他们的角色是昆山市政府科技创新顾问，为创新型城市要怎么做下去出谋划策。”
找到了这个定位之后，昆山分园也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从北京走出来，到产业去，帮助地方培育新兴产业，帮助科研成果落地，帮助企业搞创新和国际化，这里头有赚不完的钱，空间太大了。”荀标说，“否则，你说我会盖楼，现在谁不会盖楼？20年前会盖楼就有人请你去搞科技园，现在谁请你？”
的确，昆山之所以愿意请清华科技园作为自己的创新服务提供者，看中的也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科技园团队，“我们300个人，都搞不过他们30个人。”张国华书记告诉本刊。另一方面，昆山一直以来便有着超前的创新意识，在科技部、中国社科院组织的城市创新能力测评中，昆山多年位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我们不仅是一个县，还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管爱国市长说，2008年昆山的GDP是1500亿元，到2030年计划增长10倍，达到发达国家城市水平，“靠什么？靠的是智慧、知识、更高效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而不是过去由资源、资金、人力换取的经济增长速度。”
张国华书记也表示，“原来的清华大学科技园还是以平台为主，现在昆山分园已经开始走向产业园了，很高兴这一突破发生在昆山。”
从盖楼招租，到项目引进，再到搭建产业园和公共平台，推动区域创新，昆山分园自身一直在实践中“创新”。刘万枫认为，科技园本身是服务于创新产业的载体，但其实这个载体更需要创新，其中机制创新是最重要的。“机制好了，创新才能大面积出现；机制不好，创新就像盐碱地里长出的一根苗，但长不出好庄稼。”
到2007年，昆山分园又在思考一个新问题，一个个龙头项目引进昆山之后，如何把人才和资源沉淀下来？实际上这也是昆山市政府一直在思考的课题。
“一开始觉得干产业园这事很复杂，得有东西转换，科技园可以用土地、房屋来转换，做产业园，厂房是园里最不值钱的东西。找不到利益连通器。”荀标回忆说。
后来昆山找到的办法之一是，由政府出钱，清华科技园搭台，建立产业公共服务平台。2007年4月，昆山市人民政府、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精仪系、清华科技园合作成立昆山先进制造创新中心，中心设立“研究条件、设计检测、信息资源、人才队伍”四个公共服务平台，打造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的共性平台。2008年8月，科技园承担的“江苏省中小企业国内技术转移平台”项目正式立项，利用大学的资源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技术转移服务。借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成功经验，昆山也正加快建设工业技术研究院，目前它设在昆山分园科技大厦内，正在建设的工研院大楼与昆山分园一墙之隔。
做飞机场，不做博物馆
如今在昆山，科技园在空间上拥有2465亩地，其中分园园区465亩，与周市镇合作建设的“昆山先进制造装备产业基地”1000亩，另外1000亩则是由科技园和昆山高新区合作规划建设的“小核酸产业基地”，这里寄寓着科技园团队另一个梦想——在昆山打造国际一流的生物产业基地。
与大压机一样，这个梦想也依托于一个核心项目的引进，这就是小干扰核酸项目。
小核酸(RNAi)是一种细胞干扰技术，其发现者克里格·梅洛(Craig Mello)获得过2006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作为近年来生命科学研究的重大发现，目前小核酸正处于产业化的探索阶段，也被认为将在未来10年给肿瘤、艾滋病、肝炎、禽流感等重大疾病制药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我国该技术的领军人物是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梁子才教授，早年梁教授在瑞典一所大学任教时，刘万枫曾在访问瑞典时拜访过他，得知他有意将该技术带回国进行产业化。后来梁教授回国创业时，应刘万枫的邀请，于2006年在昆山成立了瑞博(Ribo)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展基于RNA干扰机制的核酸药物。
但问题出现了，昆山原本没有生物制药业，单独一家企业在此难以生存。人才待不住，项目也留不住，只有通过聚集足够多的企业形成产业，生物人才才不会规模性流失，而只会在昆山流动。但昆山需要做生物产业吗？正好张国华书记早年就读的专业就是生物，他看到全球资源都在往生物制药这个新兴产业中投入，认为一定值得做。
于是昆山决定从小核酸切入，规划1000亩地建立启迪生物科技园，同时建设小核酸研究所，通过科技园、瑞博、工研院合作搭建公共生物实验平台“筑巢引凤”。张国华书记批示，要把小核酸作为继光电产业后昆山的一个重要产业方向来抓。去年4月，中国首届小核酸应用技术学术会议上，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了“搞核酸，到昆山”的口号。
今年10月15日，昆山召开了第一届亚洲小核酸会议，4位中科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Dinshaw Patel，以及来自辉瑞、凯杰、默克等国际制药巨头的400余人聚集昆山，就小核酸在生物制药方面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进行研讨。“通过这些会，扩大研究所的影响，告知大家我们在做什么，做法如何不一样。”荀标介绍说。
目前，投资2亿元、占地50亩的小核酸研究所生物公共实验室已建成投入使用，3500平方米小核酸研究所过渡基地下设分子生物学及细胞学、生物制品中试平台和测试等10个公共实验室，已入住企业和项目包括苏州瑞博、苏州泽、吉凯基因、基达生物等4个863项目。荀标表示，这个公共平台不追求做生物企业的“博物馆”，而追求做企业的“飞机场”。“很多生物园是展示厅，一大堆企业人来人往的，但我们不敢，我们得做飞机场，除了服务和维护各类‘飞机’的起飞、降落，最重要的是建设一条既可以起降A380，也可以起降国产支线飞机的‘跑道’。”荀标说，这条跑道就是贯通研发、教育培训、孵化创新、中试孵化和规模生产在内的现代生物医药创新体系。基地提供了所有必要的实验和生产条件，在强大的资金和服务支持下，生物企业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但这个体系如何建，科技园也在摸索之中。比如生物公共实验室和小核酸研究所的主体是清华科技园、昆山工研院和瑞博公司，但这是三个不同的主体，清华科技园是做创新服务的，研究所是做研发的，瑞博是做产业的，三者怎么结合到一起，“需要艺术”。
目前荀标的办法是，科技园和小核酸研究所合作，孵化生物技术企业，生物企业和小核酸研究所一起实现小核酸技术产业化。但接下来如何把各方利益和力量整合到一起，发挥最大的作用，用荀标的话说，和清华科技园之前做的所有事情一样，“没有参照，只有目标”。
我们做的是一个系统
——专访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主任、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梅萌
《商务周刊》：清华科技园成立15年了，您作为它的创始者和见证人之一，回顾科技园15年的发展，您认为你们抓住过哪些发展机遇？
梅萌：清华科技园从1994年开始建设，在建园之初就致力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科技园，并计划在2011年清华大学100周年时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在当时把这18年平均划分成了3个阶段：初期、快速、持续发展阶段。不得不说，我们的运气很好，每到一个发展阶段的终结就会有遇上一个“春天”。
1999年第一阶段结束时，我们建成了占地10万平米的起步区，并配备了孵化服务，以及最初级的天使投资。当时，我们还在担心入住率等问题时，国务院下达了一个批复，要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全世界也在同时兴起了一股网络热潮，不少IT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兴起。这些都帮助我们度过了最初的难关。随后，我们乘着新世纪的东风，在第二阶段开始了大建设，到2005年底第二阶段结束时，中央又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促使各种要素和资源又一次向我们聚集。2006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大会，把建立创新型国家作为中国下一个阶段的战略目标，这又给清华科技园的发展带来了新一轮的绝佳机遇。当然，这其中的过程非常艰辛。建设楼宇、搭建服务平台等的前期投入非常大，且产生收益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看到，有不少大学科技园就是因为无法度过最初的困难时期，而逐渐在建设过程中远离了建园的初衷。1999年之前，我们的资金其实很紧张，幸好清华大学看出了我们的困境，同时也发现了科技园巨大发展前景，向我们累计投资了9000万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笔钱。我们用第一笔积累资金盖了一栋楼，然后再去吸引其他资金就相对容易得多。
现在，我们提出两个新的定位：科技创新与创业环境解决方案提供者、创新型科技企业增值服务提供者。这意味着我们在探索新的服务模式、深化自身为科技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的同时，还要努力把自己的运营模式、理论模式复制到其他地区。
《商务周刊》：过去这15年您有哪些目标还没实现？
梅萌：能把一件事坚持做15年并不容易，但我倒觉得做科技园充满了乐趣，还没做够。我这半辈子都在做清华科技园，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我应该在8年后也就是63岁退休，我要把这8年也用来做科技园。
我们的理念是“空间有形，梦想无限”，但在实现梦想之前，我们还要解决其中的困惑。首先，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还不够突出。具体的体现是，它到今天还不能成为一个行业。在人们的意识里，生产、制造、农业等等看见摸得着的行业才能算作是行业，科技园即使发展至今，仍然没有在国家和百姓的概念里形成一个行业。
要想对国家的创新体系建设产生重大影响，仅靠清华科技园一方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希望通过自身运行、理论研究和不断辐射推广，让科技园在未来作为一个完整的行业出现。但科技园事业要成为一个行业，必须做到三件事。
首先要有成功的运行模式，有运行模式是成为行业的先决条件。启迪控股股份探索出的两个“服务提供者”，算是在探索中走出了运行模式，在经济上做到了良性运转，也就是能持续盈利。目前，国内有不少的科技园由于是政府办的，没有盈利要求，只要能够运转起来，政府就不断补贴，来解决区域的创新、就业、税收、经济增长等。但大学对科技园不可能长期输血，而且大学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大学科技园必须靠自身良性发展。而这首先需要巨大的投入，况且产生收益也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做大学科技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这个运行模式要能够进行复制和推广。我们正在结合各个区域的经济条件和产业特色，在全国许多地区复制并推广我们的模式。比如在昆山，清华科技园在当地的模式推广，已经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创造性的复制，是我们加以延伸、增值的样板。接下来，我们还要在昆山的基础上更加有创造性的在南京、广州等地进行模式推广。
第三，还必须要有理论模式，要把我们的模式在道理层面上说明白，且有高度和前瞻性，让所有人信服。国外有成功的科技园模型，比如美国北卡罗来纳三角科技园、剑桥科技园等等，但它们的模型并不一定适合我们。我们在学习别人的同时，深刻的感受到应该对园区的理论概念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合研究。当然，我们并不是单纯的研究科技园，而是要把区域创新、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园区支撑体系统一起来研究。如果把园区比作舞台的话，那么创新企业就好比是演员，区域是观众。我们要研究舞台，就要把演员和观众放在一起研究，这样舞台最后达到的效果才能最大化。
如果我们的理论模式、运行模式和复制模式都能成型，那么科技园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行业。
《商务周刊》：那么接下来，您对于科技园的下一步有何展望？
梅萌：经过过去2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具备了培养创新企业的一般环境。在中关村的大背景下，中小型科技公司已经能够从科技园得到足够的帮助和支持。但这里还不具备让一部分企业成长为世界级公司的能力。至今，清华科技园里还没有走出一家世界级公司，这是让我深为遗憾的事情。
企业必须靠资本市场运作才能登上世界舞台，所以下一阶段，帮助企业实现跨越式成长的科技中介、投资银行、收购兼并、重组等中介服务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而这不是我们一家能解决的。为此，我们希望通过在园内引入此类服务中介，使得一批成长很好的小公司迅速通过捆绑、合并、重组变成大公司，从而崛起成为世界级的企业。中国很快就会发展到这一阶段，对企业来说也是一段新的征程，我们要着眼未来，帮助中国涌现出一批领袖企业及企业领袖。
近期，李开复的“创新工场”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创新工场”里包括了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以及一定量的产业投资，在企业运营方面还有孵化、猎头等服务，李开复把它们集合到一起进行集合、捆绑。科技园也一样，我们也是多种模式的集合，这里有房地产功能、VC模式、孵化器模式，以及别人不具备的创新服务模式。服务也是最难和最需要探索的，但它一定是科技园里重要的一环。
清华科技园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一个系统，其中包含了若干局部，在总体的支配下，局部协调工作使得总体获得更大的效应。传统的风投、孵化器等模式是成型的，但我们要在系统下做到更好。我们今天的服务体系还不能称之为完整的服务体系，还是在探索，在局部和某些环节上还会有失败，但不要紧，一定要进行下去。服务模式的运行机制一旦成型，对科技园系统的形成以及持续发展都将有很大贡献，这是我们未来几年的努力目标。
《商务周刊》：我国现在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您觉得科技园将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梅萌：根据党中央对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定义，国家创新体系分为五个子体系，前四个都是创新体系，包括技术、知识、国防科技、区域创新体系，只有第五个“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专门指的是金融、中介等直接为创新服务的机构。实际上，科技园应该是属于第五个体系，并且将在建设创新国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我们形成一个行业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在与创新型国家共同成长的过程中，科技园会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们有一个运作良好的科技园实体，可以让其它科技园区学习了解，我们也可以帮助一些地区搭建创新模型的。在未来，我们还能够做到和全国大部分园区建立联系，我们帮助他们规划、咨询、整合资源、输出等，这个网络搭建得好，中间的赢利点就会更多。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创新网络平台，给企业提供咨询和信息，中间还有更深层次的对接。这些我们都在探索，每个部分的创新势能都将在系统下实现最大化。
总之，清华科技园将来会是一个更繁荣、更有内涵、更有生命力的系统，系统里包括产业发展、企业成长、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等等。创新系统的总体势能将远远大于创新局部的势能之和，创新系统将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构建中国特色的创新服务模式
——专访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执行主任、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徐井宏
《商务周刊》：三年前我们采访过您，我们看到近几年来清华科技园又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几年前您所思考的科技园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如今清华科技园的发展态势与您当时所想的是否一样？
徐井宏：实际上，清华科技园之所以走到今天，我个人觉得我们一直在执著的追求一个不变的目标。一些东西大家看着是变了，其实本质没有变，无非是一些发展模式随着逐步的探索更加创新、更加完善。现在回头看，我们最早提出的到2010年清华大学建校百年之际把清华科技园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科技园，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变过，虽然今天我们可能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同时我们2000年提出的使命——搭台、铺路、架桥，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演变而改变。我们认为虽然这个使命看起来是一个只有付出的事，但只有朝着这个方向坚持不懈的走，才能形成清华科技园和启迪控股股份的最大价值，从而获得更多自身发展的动力和资源，这一点也没有变化。
我们的国际化、支撑平台、辐射发展三大战略，也从来没有变过，这是不需要变的。从支撑平台来讲，我们一直认为清华科技园和启迪控股股份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不是空间建设，当然空间建设是重要的，是载体，但不是我们最本质的内涵。在很多年前，我们就提出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清华科技园创新服务体系，这是我们最本质的内涵，最核心的竞争力，是我们真正的价值。我们倡导的“空间有形，梦想无限”中说的梦想，就是用这套服务体系去带动中国的创新水平。
现在，我们的内容更加充实，方式更加灵活，更加具有扩展性。比如怎么去辐射发展，我们采用了多种方式，开发模式、管理模式、品牌加服务加网络的互动模式等等，这是一种探索。为什么我们现在在高度、广度和深度上做更深入的探索，也是我们2004年提出科技园未来的发展目标，一共有三句话：成为科技园区领域的行业领导者和世界领军人；成为推动区域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突破园区空间范围的制约；成为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最佳选择。这三句话目标一直没有变过。清华科技园也好，启迪控股股份也好，15年来，在推动这项事业的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一直坚定不移的按照这个目标和使命执著的推动我们的事业。我们讲转型是业务模式的转型，不是我们的目标的转型。近两年来，我们的调整变化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这一目标，用创新使我们的工作方式、园区文化更加符合中国的实情，符合国家发展战略。
《商务周刊》：在这个使命和目标之下，清华科技园的业务模式转型和创新，有什么样的考量，具体朝哪些方向上去创新？
徐井宏：第一阶段我们是起步阶段，建设好一个主园区；第二阶段是把主园区全部建设完成，再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即运营好这个园区，这实际上是突破了园区的空间概念。那么到第三阶段，到2009年，随着主园区建设完成，随着各项业务的逐步成型，我们把业务的定位也转变成多位一体。我们觉得园区只是一个载体，并不足以描述我们推进国家创新和区域创新的整体战略，所以我们从为园区企业服务扩展到为整个社会的科技企业服务，从科技园的环境建设扩展为对区域创新和创业的整体环境提供解决方案，这是一个突破。这实质上突破了世界科技园领域只以园区建设和园区自身作为载体的瓶颈。
两年前，我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创新不是一个词汇，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创新需要一种环境、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只有这样的环境和文化形成之后，才能真正推动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进行真正的创新。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一直呼吁要重视这件事。举一个例子，中国的创业者要比发达国家的创业者坚强得多，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针对个人创业的服务体系非常完善，一个人只要具备某一方面的专长，他就可以创造出一番事业，因为有庞大的社会服务系统去弥补他的不足；而中国的创业者在他具备专长的前提下，同时还要必须是绝对的全才，他要对几乎涉及到一个企业发展的所有过程和方面都具备超常的才干，才可能带领一个企业成功。他不仅要是一个技术天才，还要是管理天才、公关天才、融资天才等等。
我们现在还没有发达国家那样的创新服务氛围，我们希望中国到一定时候能够形成对任何一个创新都能集社会的力量来帮助它们转化为生产力，这是我们的一个梦想。如何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得从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层面都大力支持创新企业，针对创新型科技企业形成现代服务业。这两年我们致力于通过我们的行动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形成和发展，从而真正在区域甚至在全国形成我们所希望的创新环境和文化。
在策略和战术上，为了推进这一事业，我们经过这几年的探索，改变了一些方式。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对于各种创业创新资源的聚集，对于各种创新要素之间的碰撞，我们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现在能看到很多好的例子，比如昆山分园。同时我们希望我们的经验能够更广泛的扩展，所以我们也在用一些新的方式比如网络平台来辐射发展。
推动创新是一件非常难同时又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在这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是一家企业，从区域来讲更能起到先导作用的应该是政府，我们希望能把我们的价值嫁接到政府的目标之上，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已经从原来的直接运作变成帮助区域来运作，这也是一个转变。
我们通过对他们的人员进行培训、理念的输出、对区域规划发展的研究以及对创新动向的跟踪等方式，使我们的扩展更加现实的展现出来，这是我们的广度。所以我们才建立了启迪服务网，加大与区域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在高度上，我们和清华大学共同成立了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这个载体，邀请了科技部规划发展司、政策法规司、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政府来共同发起，希望能够在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方面站在更高的层面。这个研究院和一般学术性研究院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应用价值和实践效果，我们所研究的一些成果都将通过启迪控股股份把它变成实践的行为。创新理论是重要的，但是只有行动才能创造价值，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更是我们要做的事。
《商务周刊》：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出现世界一流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却出现了一流的科技园区？是否正是不成熟的创新环境，才形成了清华科技园成长的空间和土壤？
徐井宏：这关系到科技园这样一项事业怎么能够找到自身的可持续性。政府推动创新的回报可以是无形的，通过税收、就业的增加，区域的整体发展来获得。由于政府过多的采用补贴、直接投资和资源投入的模式，所以政府持续的动力就没有这么强，因此恰恰在中国产生了大学科技园这样一种模式。拿大学科技园和开发区相比，开发区是拿土地获得收入和形成未来的收入，而大学科技园没有这一优势，一没土地，二没市场，它一起始就要求通过市场竞争，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价值来取得回报，所以才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在若干年前我们还在想，我们做的似乎都是公益性的事情，如果自身不能生存，这件事迟早有一天不可持续。所以现在我们提出，一个创新环境或一个区域创新需要多种要素——政、产、学、研、金、介，后来又加了贸、媒，就是市场和媒体，这多方共同来推动。我们的另外一个观点是，这些要素在里面要发挥作用，一定要创造一个共赢的机制。我们讲产学研结合这么多年，为什么到现在在机制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能够传播和拓展的模式？就是因为很多所谓的产学研合作都只强调了某一方面，更多强调了企业的利益，而反过来对学和研的回报在哪里？
建立一个怎样的机制，才能使所有这些要素获得一种合作的动力？我认为要形成一个完善的推动创新的服务行业，这是一个行业的概念。这才是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单项的一个政策或措施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上已经找到了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找到了一些在一个载体和平台上和科技企业共同发展、共同获得回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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