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英雄，消解英雄精神，只能使我们丧失奋发进取的精神坐标，只能使我们的文明价值观念体系走向崩溃，最终走向虚无主义的深渊。

　　文 | 孙皓晖

　　蓬间雀意识正在弥漫我们这个时代

　　英雄的话题所以能重新泛起，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与英雄精神太过疏远。我们的现实视野中，已经长久地消失了极富精神感召力的英雄形象。我们的社会结构中，那种渗透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的桂冠之林，已经萧疏零落得被我们的平庸意识碾作尘土了。巨大的荣誉，灿烂的功业，精神的号角，生命的光华，已经不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交响曲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不再需要英雄来引领？

　　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土壤，已经终结了英雄的生长？

　　庄子在《逍遥游》里，讲了一则寓言。鲲鹏高飞，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蓬间雀表示了极大的轻蔑，极大的怀疑，自信满满地批驳说，我等腾跃而上，只不过几丈高而已，只能翱翔于蓬蒿之间，这已经是飞的最高境界了，它飞九万里？想得美，不可能！辟谣者的姿态，实践者的真知，蓬间雀错了么？可是，素来具有广阔胸襟的庄子，却没有包容蓬间雀，仍然将蓬间雀的议论批评为“小知”，而不是“大知”。什么是大知？就是对“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的广阔无垠的世界的了解、理解与认识。蓬间雀既不了解鲲鹏的精神，也不了解鲲鹏已经到的飞之境界，更不了解鲲鹏已经成功飞越无垠山海的壮举，只根据自己的飞翔能力唧唧喳喳断言世界，确是一种基于自身体会的小知。

　　一则古老的寓言，其真理的灿烂光芒覆盖千古。

　　我们品着清茶咖啡，我们听着靡靡之音，我们嚼着邻居同事的是非，我们议论着世界各个角落的大小新闻，我们发现了人类的种种弊端，我们无比自信地认为：世界已经被我们看透了，英雄现象不过是一则古老的神话，一部遥远的经典，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应该心安理得地如此这般。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油然弥漫——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英雄时代，我们不需要英雄，这个时代也产生不了英雄。

　　茶余饭后的任何谈论，举凡涉及这个话题，只要搬出这个论调，朋友们一定纷纷点头，认为你是清醒的、智慧的、扎实的、可靠的、很懂得做人的。若是你要力主英雄精神，说目下社会需要英雄等等，人们一定会瞪大眼睛看着你，认定你是个另类，是一块化石。而举凡涉及英雄人物的文学艺术作品，或各种专业研讨会，则一定是要发掘英雄人物的阴暗面的，理由则一定是“英雄也是人，是人就有缺陷，只有展现人性缺陷的，才是深刻的”。

　　在我们的历史中，举凡胸怀大志的英雄，其少年时代大多都有豪言壮语。譬如那个揭竿而起推翻秦帝国的陈胜，少年躬耕时就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千古名言。但在我们目下的现实中，无论男女老少，谁要说自己立志要成就一番壮举，做个英雄，则一定会被周围人视作说大话的神经质。而你说要做个老板富翁，做个律师医生房地产工程师等，甚至只要你说人生目标是挣大钱富起来，人们一定会以各种言辞夸赞你一番。

　　不知何时，我们已经忘却了英雄。

　　不知何时，我们已经疏离了英雄意识。

　　我们正处在一个平庸的时代，蓬间雀意识已经弥漫为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我们正以种种形式，消解着我们的英雄精神，消解着我们的生命状态，消解着我们对光荣与梦想的追慕，消解着我们民族精神中最为可贵的敢于创造、敢于牺牲、敢于向人生高峰攀登的血气与品格。我们民族在原生文明时代的那种大阳精神，那种奋进品格，那种血气争心，那种强势生存的英雄气概，统统都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嘲讽的对象。甚至，我们已经很难理解那些古老经典中每每喷薄而出的万丈豪情，不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究竟在说什么了。

　　不知不觉地，我们进入了一个蓬间雀的世界。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深刻的悲剧。

　　英雄群星：文明天宇的时代精神坐标

　　我们曾经有过一种哲学观，将社会对英雄的推崇称之为英雄史观。

　　我们严厉地否定了这一史观，认定它是人民史观的对立面。后来，我们有所纠正，认定了一种貌似公允的表述：历史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的。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谁都知道，“共同”的实际涵义，是对英雄作用的大大消解。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判断，是这种哲学观诱发了社会意识的平庸化，还是社会意识的平庸化巩固了这种哲学观？总之是，互相不了了之。尊奉这种哲学观的国家意识，不再激发倡导民族与社会的英雄精神。迅速平庸化的社会意识，也滑向了回避英雄的蓬间雀道路。两相默许，英雄精神所要求的英雄现象，在我们日益滋润的社会生活中几乎销声匿迹了。

　　英雄精神的泯灭，英雄人物的凋零，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大的悲哀。

　　在我们长达五千余年之久的文明史上，英雄始终是我们族群前进的精神旗帜，是文明天宇永恒的时代精神坐标。作为一颗颗不固定地闪烁在特定历史天空的巨星，英雄们浓缩了特定时代的特定精神，成为一个时代最具典型性的代表，最为形象的旗帜。英雄们始终以他们的创造精神、牺牲精神、实际业绩以及无与伦比的精神感召力，呼啸行进在各个时代的最前列，不断激发着我们民族的生命状态与精神活力。所有的历史难题，所有的国家兴亡，所有的社会危难，所有的民间疾苦，到处都有曾经的英雄身影。虽然，我们的民族始终没有一座历史英雄的纪念殿堂。但是，他们烙进了我们的记忆，他们被历代史官刻进了渗透滴滴汗水的青史。

　　没有以大禹为轴心的那群治水领袖，我们这个族群无法走出洪荒时代。

　　没有齐桓公与管仲的九合诸侯，华夏文明早已经被野蛮文明吞没。

　　没有秦孝公与商鞅的深彻变法，我们就没有那一段最为成功的法治社会。

　　没有秦始皇王翦李斯蒙恬等帝国领袖层，我们就没有统一的中国文明。

　　没有1840年以来无数的救亡英雄，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国家生存方式。

　　没有五千年以来无数英雄汇成的脊梁长桥，我们的文明就无法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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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群最高层面的大英雄，大圣贤。赞颂他们，承认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是历史选择的整个社会的宏观掌控者，他们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族群的历史命运。他们的贡献最大，他们的牺牲最多。与他们相伴的，是社会各阶层的英雄。这些英雄是族群的脊梁，是社会的中坚，是更贴近我们的团队旗帜。在战争连绵不断的时代，在民间高举反战反暴政旗帜而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学派，是这样的英雄；无数活跃在各个时代的民间任侠们，也是这样的英雄；无数在天灾人祸中挺身而出，牺牲自己而拯救全体的烈士，也是这样的英雄；各级官员中那些清廉刚直而敢于作为者，也是这样的英雄；在无数次民族危难中勇于赴难的战场勇士，更是这样的英雄……

　　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一个奋发进取的民族，英雄从来都是前赴后继的。

　　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国家，对自己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涌现的英雄，无不给予最高的尊崇。无论这些英雄曾经有过哪些缺陷，成熟的文明与成熟的民族都不会因此而否定他们。这是人类文明的良知，也是民族理性的原则。行走在欧洲的城市乡村，一座座英雄雕像随处可见。甚至是那些神话传说中的远古英雄，也骄傲地矗立在游人面前。没有人计较这些英雄曾经有过的缺陷，人们永远传诵的，只是这些英雄的业绩，这些英雄曾经赋予他们族群的精神活力。这，就是文明的良知。这，就是垂范后世的价值体系。应该说，无论一个民族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具有永恒性质的文明良知，这种基于文明传统的价值观念，都不会有任何变化，也不应该有任何变化。

　　融入人民，是我们的文明良知。

　　尊崇英雄，更应该是我们的文明良知。

　　人民不否定英雄，英雄更不否定人民。

　　就个体而言，英雄是人民中贡献最大的那些人，是飘扬在各个社会阶层的精神旗帜。作为最基本的价值理念，给予英雄以崇高荣誉，并且永远地尊奉他们，是一个民族成熟、宽广、理性的最低要求。否定英雄，消解英雄精神，只能使我们的社会走向堕落与平庸，只能使我们丧失奋发进取的精神坐标，只能使我们的文明价值观念体系走向崩溃，最终走向虚无主义的深渊。

　　除非社会不再需要创造性动力：否则，英雄永远是社会前进的先锋力量

　　英雄是什么？或者，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

　　英雄的人民性，是英雄之为英雄的本质特征。英雄产生于人民构成的社会土壤。英雄从来都不是人民的对立概念。恰恰相反，一个人只有属于人民，他的志向，他的作为，才能成为英雄的业绩。因为，英雄的本质不是一己私欲，而是大公之心。唯为群体牺牲自己，唯为社会奉献自己，才是英雄本色。因为，即或从价值交换的体系说话，英雄也必须先为群体付出，才能换取群体的尊崇与爱戴。所以，英雄的天赋基因，就是强烈的群体性，也就是人民性。所谓远大志向，所谓英雄情怀，说到底，其根本方面就是天下之心，就是苍生之愿，就是为社会做大事的主动精神。舍此之外，岂有它哉！不承认英雄的人民性，而将英雄看作博取名利的个人行为，是典型的恶意蓬间雀。

　　在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发明了一种消解英雄的理论，叫做个人英雄主义。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只有我们的这种理论，将英雄与个人主义联系起来，以个人主义的恶名扭曲埋葬英雄行为，对英雄实行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诛心之法——不论行为效果，先问你的心理动机！很难说，这种滑稽理论对于我们的平庸意识的形成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可以明确的是，这种理论只诞生在我们这个族群，其根源一定深藏在某些久远的阴暗角落。

　　英雄的牺牲精神，是英雄之为英雄的第一个形式特征。古往今来，举凡英雄，皆与牺牲联系在一起。牺牲的方式各不相同，但牺牲是必然的。在种种牺牲之中，牺牲生命是最高典型。无论是第一层面的领袖英雄，还是各个层面的不同英雄，面临危难而敢于牺牲自己，都是最基本的共同特质。

　　商鞅变法成功之后，又为护法而牺牲，获“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之青史赞誉，是一种典型牺牲。秦始皇殚精竭虑创造统一文明体系，50岁劳碌而死，则是另一种牺牲。墨家学派舍生赴难，死不旋踵，是一种典型的牺牲精神。田横八百壮士，在国家灭亡之际投海殉国；中条山抗战，八百陕军将士于绝境中跳入黄河死难，是典型的群体牺牲……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十九路军的大刀队、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团，以及无数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死难烈士，哪一个不是以牺牲生命的形式而成英雄壮举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这种为群体、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牺牲精神，构成了英雄群像最为动人心魄的魅力。世无牺牲，何来英雄？惊天地泣鬼神者何，宁非如此哉！

　　英雄的创造性，是英雄之为英雄的另一个形式特征。创造性，是人类前进的第一动力。创造性的行为，就是英雄行为。所谓人杰，所谓英雄，他们都与创造性有着天然的联系。举凡英雄，皆有非常之举。所谓非常，最主要的方面就是一种解决重大问题的创造才能。

　　极而言之，远古时代的文明创造者们最能说明问题。神农氏尝百草而死，舍身实践而为我们民族创造了最早的医药体系；大禹改堵水之法为疏导百川入海之法，以当时最具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完成了最为伟大的治水工程，引领我们族群走出了洪荒时代；秦始皇领导层于统一中国政权之后，思维继续迸发出空前的创造力，接踵完成了统一文明体系的创造，使我们的文明稳定性与生命力远远超前于当时的西方罗马帝国；还有那些发明火、发明车、发明船、发明熟食、发明房屋、发明服饰、发明驯养家畜者等等，哪一个不是以极大的创造性完成了伟大的业绩？此后两千余年之中，任何时代的人杰英雄，几乎莫不如此。

　　英雄皆有实际功业，是英雄之为英雄的第三个形式特征。古往今来，英雄都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所谓实在，就是英雄的业绩性——无业绩不成英雄。不能想象，一个人没有实际的作为与贡献，而能被社会称之为英雄。而这种业绩，又是多种形式的，多种领域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救灾的，救难的，治学的，民生的，无论哪个领域哪种形式，都是必须有过人的业绩非凡的贡献，才能成为英雄。这一点，大约没有人怀疑。

　　在上述各种特征中，以创造性最为灵魂。

　　任何一个时代，可以没有人民性(大家姑且都是个人主义者)，也可以没有牺牲(大家都苟且地平庸地活着)，也可以不追求任何功业(大家都一个面孔随大流)。虽然，这样的社会生活与文明水准一定是低下的。但是，毕竟还可以活命。唯独不能舍弃的，是生命主体的创造性，是社会对创造性的恒久需求。假如人人都没有了开拓创造的欲望，都没有了创新的思维方式与创造性的行为，我们可能早早地便灭亡于任何一次灾难之中了。至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无法走出四千年前那个洪水滔天的洪荒时代！因为，大禹不会创造出疏导之法，或不愿意将自己的疏导之法贡献于社会，治水运动无法成为有效的社会力量，我们的先祖生命只能被卷进滔滔洪水。至于其后的无数次灾难与战乱，我们更是惶惶然不知所终了。

　　还有一种理论，说社会历史需求是创造的根本，英雄的出现只是偶然；只要社会需求，没有大禹会有小禹，没有马克思会有张克思。实际上，这种貌似深刻理性的说法，完全是一种狡黠的诡辩。他们的根本点，是想通过消解一个个既定英雄的伟大性，来从总体上消解社会的英雄精神。实际上，假如大禹不出现而出现了小禹，那小禹不照样是英雄？对于相同的社会危难与历史难题，哪个人解决，哪个人就是英雄。承认英雄，承认英雄的社会历史作用，有必要一定去纠缠英雄的偶然性还是必然性么？“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事实。蓬间雀们却要纠缠，说黑猫不一定是好猫，捉住老鼠只是黑猫的偶然性(运气好)而已，因为黑猫不捉老鼠，白猫也能捉住老鼠。

　　诡辩命题永远是脆弱的，永远是寄托于假想根基的。

　　除非，我们的社会不再需要创造性。

　　否则，英雄永远都是社会前进的先锋力量。

　　挤干伪英雄的泡沫：让英雄桂冠再次成为我们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英雄，是我们的时代先锋，是我们民族永恒的精神旗帜。

　　说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英雄，是以侏儒的意识在解读人类社会的伟大问题。侏儒所以流行，蓬间雀所以弥漫，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面临的种种社会忧患与文明泥沼，已经丧失了警觉意识。平庸安定的生活，使我们误以为群体的智慧水准已经均平化，谁也不可能超出谁(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英雄时代了)，谁也不用再超出谁(我们不再需要英雄了)。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又将消解英雄的意识与“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群体奋争理念混淆在了一起，误将英雄等同于救世主来排斥。这种似是而非的混淆，在很大程度上向消解英雄的平庸意识注入了某种正当性。于是，种种观念鱼龙混杂，纠缠不清，索性，英雄问题淡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对英雄丧失了兴趣。

　　我们不再着力于对英雄行为的激发与奖励，甚至，我们连发现英雄的兴趣也大大地淡漠了。我们可以孜孜不倦地捕捉那些流星(美曰“明星”)的些微萤火之光，我们可以热烈地追捧那些社会噱头与名人秀，我们可以对那些迅速被证明为假业绩的伪英雄迷惑，而不愿认真发现真正的英雄，更不愿认真培植英雄成长的社会土壤。对那些真正具有人民性、创造性、牺牲精神与巨大业绩的真英雄，我们的主流意识与我们的民众意识，一起保持着莫名其妙的淡漠。从国家意义上说，我们没有发现英雄的社会机制，我们也没有敢于将巨大的荣誉桂冠戴在英雄头上而激发社会活力的勇气。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所谓英雄时代，本质上是社会高强度激发英雄行为，从而使英雄辈出的时代，而不是听任英雄自生自灭的时代。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没有行之有效的英雄荣誉制度，没有巨大的奖励激发机制，任何英雄现象都会凋零，以致平庸泯灭。一个文明高度发达而具有深刻理性的成熟民族、成熟国家，无论在大动荡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稳定的和平盛世，都不会省俭自己的英雄荣誉制度。只有我们，一旦没有了动荡与战争，我们就忘记了英雄发现制度，或者淡化了对英雄的激励力度。据说，我们现实的军功“爵位”，在和平年代只有二等功，特等功与一等功只有战争中才能评定。果真如此，只能说明我们对英雄荣誉机制的认识水准，距离深刻的民族竞争的生存理念，尚有较远的路程。至少，我们忽视了牺牲精神的平等性，忽视了与巨大创造价值的同一性。军功“爵位”的缺陷之外，我们没有功勋科学家，我们没有功勋艺术家，我们没有功勋教育家，我们没有功勋乡绅，我们没有功勋国民……凡此等等，我们对功勋与荣誉，似乎总是怀着一种说不清的忌讳。

　　或者说，我们的英雄荣誉奖励机制很不制度化，力度微弱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没有最高的以国家与民族名义设立的功勋制度，而只有似是而非的先进模范人物奖励。我们宁可将“英模”连在一起说，也不愿意直接确定英雄称号。其中奥妙，真不知隐藏在哪个角落。对于那些具有历史突破意义的巨大创造，对于那些具有巨大精神感召力的牺牲烈士，对于那些具有世界文明意义卓越成就，我们的激励与奖励力度，苍白得与世界单项奖的威力也相形见拙。

　　我们的理念，还停留在古老的德治时代。

　　我们以为，英雄的成长仅仅是道德的力量。

　　我们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英雄成长的土壤，是国家与社会以巨大力量培植与激发的结果。

　　战国大法家商鞅，对英雄激发制度的总概括，是“激赏”二字。请注意，不是一般地赏赐，而是最有力度地激烈地赏赐国家荣誉、社会地位、物质待遇。对英雄激赏制度的重要性，商鞅这样概括：“治国之道，一刑，一赏，一教也。”就是说，激赏英雄的制度，是国家体系需要全力作为的最主要的基本制度之一，而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苍白无力。秦国所以强大，所以在百余年之后统一中国文明，其根本原因之一，便是国家激赏英雄制度所奠定的社会根基。

　　一个空前绝后的历史故事是：秦末之乱时，农民军暴动声势汹汹。当此之时，秦帝国的主力大军一在九原，二在岭南。危机当前，主政丞相李斯与将军章邯，组织了骊山修筑始皇帝陵墓的二十万刑徒(犯人)为平乱大军。这支重装大军，在当时堪称“武装到了牙齿”的精锐军队。这支“刑徒军”横扫山东，战无不胜，直到巨鹿之战被项羽击败，无一倒戈，无一投降，最后被复辟头领项羽全部坑杀于新安。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一支犯人军队。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一届政府敢于将如此众多的罪犯组织成有效的作战部队，独独秦帝国敢为，而且取得了惊人效果。

　　为什么？

　　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故事。但是，却没有人认真分析发现其中蕴涵的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就实际说，这一惊人事实至少使我们透视到了秦帝国三个方面的社会根基：其一，秦帝国的法治极其清明公正，基本上没有冤狱冤案。果真有即或两三成冤狱，这支军队只怕也像殷纣王的奴隶大军那样阵前倒戈了；其二，秦帝国的政府信誉极其强大，社会人口对国家政府的许诺绝对信任。否则，一个说谎的政府，二十万罪犯岂能人人上当？其三，就是国家激赏功勋英雄制度长期形成的巨大号召力。人人都曾经切实地看到过，为国家立功者所获得的巨大荣誉、爵位、社会地位，生活水准；若能以罪犯之身成为英雄，何异于人生再造，何能不忠于国家奋勇当先？

　　一朵浪花，往往隐藏着无垠大海的奥秘。

　　历史的深厚，需要我们真正的深邃的思索。

　　我们这个民族，因其多灾多难而英雄辈出。虽然，我们的价值理念在秦帝国之后日渐莫衷一是，但是，我们毕竟保留了祖先的精神与风骨，我们终于走到了当代世界大争的历史时代。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我们需要大批英雄人物矗立起来，支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引领我们在各个领域昂首阔步。我们面临的历史债务太多太多，内忧外患，问题重叠如山。若没有灿若星河的英雄阶层，我们将步履维艰，我们将在平庸中沉沦下去。

　　我们的时代，是最需要英雄崛起的时代。

　　世无英雄，是弥漫的烟尘遮蔽了我们的眼睛。

　　国无英雄，是我们的激发制度苍白得无力承载英雄的历史之重。

　　我们应该挤干伪英雄的泡沫，从流星迷幻中清醒过来，建立扎实有效的英雄功勋制度，让灿烂夺目的英雄桂冠再度成为我们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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