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巨人阿特拉斯孤独地扛起地球一样，他们用智慧、财富和生命承担起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文 | 王瑞斌

　　“我心目中的英雄只有一个，那就是洛克菲勒”，比尔·盖茨说。我们时代的这位IT英雄，“美国梦”的最佳诠释者，一度曾被称为“软件业的魔鬼”。现在，他这样表达自己对英雄的崇敬：“洛克菲勒的创业精神永远是激励我前进的伟大动力，我的许多设想，包括在我的慈善基金里，都有洛克菲勒的影子”。

　　比尔·盖茨现在所做的一切，确实是洛克菲勒时代美国企业家传统的延续，不少人认为：今后100年里，人们定会像谈论洛克菲勒、摩根一样谈论比尔·盖茨。然而，很少有人承认，他们也像100年前人们伤害洛克菲勒、摩根一样伤害了比尔·盖茨。因为大部分人都淡忘了100年前洛克菲勒、摩根受到了怎样的伤害。

　　100年来，从洛克菲勒到比尔·盖茨，扛起地球的巨人们一直都被时代钉在了十字架上。

　　英雄1907

　　1907年11月20日，洛克菲勒在写给儿子小约翰·洛克菲勒的一封信件中这样说：

　　“我们的确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因为从1906年底开始，洛克菲勒被罗斯福政府指控，违反了《反托拉斯法》。“西奥多·罗斯福指责我们是拥有巨富的恶人，那位法官大人侮辱我们是臭名昭著的窃贼，好像我们的财富是密谋掠夺来的。”洛克菲勒写道，“那些愚蠢的家伙毫不知悉大企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他也不想知道。我们每一分钱都渗透着我们的智慧，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沉重的汗水，我们事业大厦的基石由我们生命奠基。”他极为愤慨，“但他们不想听，却要像偏执狂一样，只相信他们自己低能的判断，带有侮辱性的贬低我们的经商才能，更无视是我们用最廉价、最优质的煤油照亮了美国的事实。”

　　1907年，对于洛克菲勒和所有美国人而言，都是一个痛苦的年份。时代在转变，社会在进行一场重大的变迁与重构。然而，那一年10月爆发了金融危机。

　　与百年后我们当下经历的危机情形极为相似：经济持续增长，股市却一泻千里，券商纷纷倒闭，利率一飞冲天；纽约证交所濒临崩溃，银行挤兑风潮席卷全美；全世界处在经济崩溃边缘。然而，与今天明显不同的是：当时美国没有中央银行，政府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只得求助J·P·摩根和洛克菲勒等产业巨头出手救市。

　　1907年的信中，洛克菲勒写道：“我们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迫害。但是，我们不能感情用事，不能用愤怒压制良知，当危机来临时我们永远不能袖手旁观，那会让我们感到耻辱和良心不安，我们应该挺身而出。因为我们是合众国公民，我们有使国家和同胞免于灾难的职责。”

　　那时，摩根已经76岁，老病缠身，早已将公司日常经营交给儿子。但紧要关头，还是挺身而出。将近一个月，摩根作为一个非正式指导委员会的主席，在他位于麦迪逊大街的住宅里，陆续召集金融机构负责人商议对策。年事已高的摩根仍然坚持每天工作15个小时，经常到凌晨三点。洛克菲勒也伸出援手将1000万美元存入联盟信托公司，并承诺摩根：如有需要，可再追加4000万美元。

　　当危机过去，知晓摩根、洛克菲勒的所作所为之后，公众感到震惊。学者贝伦森说，“摩根犹如乔托笔下用肩膀支撑下陷教堂的圣·弗朗西斯一般，英勇地支撑起即将倾坍的金融大厦。”《华尔街日报》评论道：“洛克菲勒先生用他的声音和巨额资金拯救了华尔街”。总统罗斯福也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向“在这场危机中秉持公共精神，睿智果敢的杰出商人们”致谢。

　　“感谢上帝，危机已经过去，华尔街已经走出困境。而我为这一刻的到来，做了我该做事情……有一点永远都不会让他们知道，在克服这次恐慌中，我是从自己钱袋里拿钱最多的人，这令我非常自豪。”洛克菲勒欣慰地对儿子说。

　　然而，这两位1907年拯救美国经济的英雄，却并未被时代“宽恕”，他们必须接受那个时代的“审判”。

　　对“强盗男爵”的时代审判

　　洛克菲勒在那个时代，大部分时间里默默无闻，而当他成为公众人物时，却是一个与自己内心认知相反的形象。

　　在1902年，当时广泛发行的《麦克卢尔杂志》上连载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一文中，记者艾达·塔贝尔这样描绘洛克菲勒：

　　“所有对他生平的公正研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可能是所有的爱好中最丑陋的那种爱好的受害者，那种对钱的爱好，把钱作为目的。……这个敛财狂秘密、耐心、持久地谋划着如何可以增加财富……他把商业变成战争，并将残忍、腐败行径充斥其间……然而他将他的巨大组织称为善行，将他去教堂做礼拜和慈善事业作为他正直的证据，这只能称之为——虚伪。”

　　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思潮，在30年“镀金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企业家被妖魔化为“国家财富”的掠夺者，受到了媒体和民众的一致批判，并且最终在政治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世纪最后30年里，美国工业增长率始终惊人地保持在4%-5%之间，到1900年，一跃超越英国成为全球工业大国。自由资本主义在美国30年的蓬勃发展，使各个行业都出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大企业，并形成了一个大企业家阶层。

　　然而，美国经济的极大成功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多少安慰，反而带来了怨怼、恐惧和仇恨。大企业家阶层垄断了经济命脉，财富如滚雪球般膨胀起来；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在竞争中不断破产，大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普遍的贫困和财富分配不公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美国经济制度的批判，经济学界、文化界、媒体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步主义运动。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就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出批评，认为其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道德上是腐朽的，主张政府应合理地运用权力改善社会。在进入1900年代之后，“黑幕揭发运动”在媒体和文化界声势日隆，大量“耙粪”文章在各家报刊上连篇累牍对社会问题予以抨击，引起广泛社会关注，并在随后的三四年时间里迅速走向了高潮。

　　腐败的政府官员、不择手段追求私利的商人、处境悲惨的贫民成为这个时代媒体和小说的主角。1901年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章鱼》将铁路资本家比喻为一条巨大而凶恶的章鱼，任何人都难逃其触手；罗伯特·亨特1904年出版《贫困》一书，描述了1000万贫困美国人的绝望处境，他们被“一种支配其命运的残忍经济力量拖入绝望”。

　　从1902年11月起，艾达·塔贝尔在《麦克卢尔杂志》连载15个月《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因其对于洛克菲勒发家史“详实”的“黑幕披露”和“严峻批判”而名噪一时。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从此不幸地成为时代舆论的“靶子”，受到炮轰。有人开玩笑说：“如果那个时期有人踩了香蕉皮滑跌一跤，他也要责怪标准石油公司。”

　　洛克菲勒尽管具有惊人的经商才智，却大大低估了媒体和舆论的势力。舆论代表了民意，而民意一经媒体放大，便汇集成一场全国性改革浪潮，并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开始了对垄断企业和大企业家阶层的“清算”。

　　国民的“觉醒”成为罗斯福登上美国政坛的资本，他通过大肆攻击支持共和党的资本家，获得了大众的选票。1901年罗斯福接任美国第26任总统，由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反托拉斯运动。先是1902年，拿摩根的“北方证券公司”开刀；接着就在1906年11月对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提出起诉。这一控告得到舆论强烈支持，就像当时一幅反托拉斯标语所说的：“是被剥夺者对剥夺者的复仇之战”。

　　最终，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于1911年5月15日颁布：“七个人和一个法人机构曾密谋反对其公民同胞。为本共和国的安全起见，兹判令此一危险阴谋务必于11月15日前终止。”判决一下，举国欢呼。1911年7月，标准石油公司被分拆成34个独立的公司。

　　在标准石油公司解散的时候，洛克菲勒已成为一个冷酷无情、阴险毒辣的大企业家的权威象征，有人形容洛克菲勒是美国最遭憎恨的人。甚至在洛克菲勒做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私产捐赠之时，人们也一致认为：“他捐款只是为自己赎罪”。

　　罗斯福在位8年，深受民众拥戴，当时身为总统秘书的麦克阿瑟问他：“总统，您如此受人民爱戴，为什么呢？”总统平静地回答：“把民众心里说不出的苦恼替他们表达出来，这就是原因”。

　　扛起地球的巨人

　　西奥多·罗斯福的反托拉斯行动，令美国企业界人人自危。然而1907年的洛克菲勒却有自己的看法，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这样写到：

　　“我知道，西奥多手中的长剑一定将挥舞到大有斩获为止，因为他拒绝了我们和解的建议。但我无所畏惧，因为我问心无愧，而最坏的结果只不过是他用他手中的强权拆散我们辉煌而快乐的大家庭而已，但快乐不会停止，辉煌也不会落地。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未来将证明这一切。”

　　洛克菲勒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位出生于纽约州哈得逊河畔小镇上一个穷苦家庭的基督徒，坚信自己装在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他坚信：“上帝赏罚分明，我的钱是上帝赐予的。而我所以能一直财源滚滚如有天助，这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会把钱返还给社会造福我的同胞。”

　　金钱本身从来不是他的目的，权力本身也不是。这个被外界妖魔化的老头子，奇瘦无比，终生过着清教徒般节俭的生活，甚至自己的婚戒也仅仅花了15美元；当范德比尔特、卡内基等亿万富翁在纽约和长岛大兴土木兴建别墅的时候，他宁愿采取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主张：过简单生活，在“不铺桌布的餐桌上吃自己的一碗麦粥”；他不买游艇，不加入乡村俱乐部，不搜求任何古董；也不参加社交活动，政治对他也没有诱惑力。更多时间是呆在办公室里，把精力放在标准石油公司。浪费时间和金钱，对他而言是一种罪孽。

　　在凭借自己的精明、冷静和独有的魄力，白手起家，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庞大的石油帝国之时，他真诚地相信：收购兼并，为的是提高企业运营效率、降低成本、为市场提供价廉优质的石油，最终的受益者是公众；他相信，自己在企业经营方面是诚实负责的，付给工人本行业中最高的工资，对工作年久的雇员给予养老金和福利。

　　事实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大公司管理者，他把公司建成了一个既高度分权又高度统一的现代企业组织，杰克·韦尔奇近百年后在通用搞的管理跟踪系统，洛克菲勒当时在标准石油中就已经在做类似的事情了；他从未在标准石油公司占有超过半数的股份；他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先驱。

　　即使对洛克菲勒大加鞭挞的艾达·塔贝尔也承认：标准石油公司是一个极富效率、相当完善的经济组织，她甚至认为洛克菲勒带来的“效率观念”会使美国人从中受益。正是这些西奥多·罗斯福时代的“强盗”和“人民公敌”们奠定了美国和现代经济的基础。

　　正如美国史学者德伦格所说“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重塑了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美国在19世纪80、90年代期间发生的新产品爆炸现象：商场货架上满是凯洛格牌麦片、黄剑牌水果味口香糖、蓝带啤酒以及可口可乐，品牌极为丰富的产品让生活变得简单了；而且风靡一时的四轮旱冰鞋和自行车，也让生活变得更有乐趣；女士们疯狂地喜欢上了化妆品。印刷技术的改进，涌现出大量的报纸、杂志、便宜的小说。新技术和新企业的出现，在创造了全新产品的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产品成本，使得原来属于贵族精英们才能享用的产品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从这一方面来说，美国的消费繁荣也体现了美国现代企业家早期的梦想和价值，是他们的努力创造了现代文明最初的繁荣。就像安·兰德后来所说的那样，是这些巨人们创造了现代世界。

　　事实上，那些妖魔化“洛克菲勒”的“进步人士们”还可能故意忽略了一个历史细节，那就是：伴随着19世纪后三十年美国经济腾飞，出现了企业家和金融巨头们回报社会的潮流，私人对教育及其他公共文化事业的捐赠渐成风气。康奈尔大学、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一批新的大学，都是这个时期在私人捐助下应运而生的。洛克菲勒也在1891年捐款3400万美元建立了芝加哥大学。无可否认，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后来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更为有趣的是，就在洛克菲勒被描绘为石油妖魔的同时，却有成千上万封私人信件从各处蜂拥而来祈求帮助，为此他甚至在百老汇路26号设立了一个班子来审阅这些信件。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他每年的捐献超过100万美元。1901年他不得不专门物色了一位美国浸礼会牧师弗雷德里克·T·盖茨，来为他打理慈善事业。洛克菲勒与盖茨商议确定的原则是：在十分仔细地查明事业有价值之前，不能随意地拿出钱去；这些援助资金必须击中“祸害的根源”，从而尽最大努力减轻人类同胞的灾难。

　　在盖茨的主持下，1901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克服了流行性脑膜炎、分理出小儿麻痹症的病毒，而且攻克了黄热病、寄生虫病、狂犬病和梅毒，并开辟了体外循环心脏手术的道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获得了12项诺贝尔奖，远远走在世界前列；1905年成立的一般教育委员会则在15年里筹资约4千多万美元，兴建了1600多所中学，改善了南方穷困地区的教育状况。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逐渐发展，他还想开创一项永久性的独立慈善事业，建议一项世界性的、没有范围限制的庞大基金，目的是要资助和促进“触及个人或社会的福利，解除不幸或悲惨生活的根本”。

　　成立于1913年的洛克菲勒基金，成为美国此后卫生、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端，对世界贡献是无法限量的。从攻克六大洲52个国家中的钩虫病、疟疾、黄热病开始，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领域从健康和疾病领域不断扩展，推进到世界饥饿、粮食供应问题，以及随后天文学、量子物理研究都受到了该基金会的资助。在接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研究员中，有奥本海默、费米等奠定了现代科学基础的巨人。

　　1907年给儿子的信中，洛克菲勒写道：“作为富人，我知道，巨大的财富也是巨大的责任，我肩负着造福人类的使命。”最终，他为自己的信念作出了证明：就像安·兰德笔下的巨人阿特拉斯扛起地球一样，洛克菲勒用他的财富承担起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阿特拉斯耸耸肩

　　退休后，洛克菲勒过着隐居生活，在波坎铁柯庄园植树，休憩草坪，仔细考虑如何将自己的基金用在最值得使用的地方。他享受着简单的天伦之乐，在海滩与家人度假，在礼拜堂里和街上与人聊天。他从来不喜欢回头看、重温或抱怨往事。但到过他家里的每一个人，在离开时，对其沉着、忍耐和简朴总怀有一种由衷的敬畏感。

　　洛克菲勒从内心不相信自己有罪，他相信历史学家和后人会纠正时代造成的假象。他知道报纸上描述自己的形象，都是那些试图捞取政治资本的人制造出来的。甚至当艾达·塔贝尔对于标准石油公司的批评伤害了公司员工感情之时，洛克菲勒告诉他们：“关于这位被人引入歧途的女士，我们什么也不要说。”

　　1937年的一个星期日早晨，洛克菲勒毫无痛苦、不知不觉中平静地去世，享年97岁。这是上帝给这个基督徒最好的奖赏。洛克菲勒的传奇依然延续，几十年后这些标准石油公司的“婴儿公司”又成长为新的巨头——今日的埃克森、美孚。现实说明了一切。

　　尽管如此，洛克菲勒和他的战友们仍然需要到很多年后，才能得到人们的正确评价和尊敬。“直到20世纪40年代，对经济学史所作的研究表明，没有哪一个重要经济学家曾经把企业家的作用看作是能够形成导致经济繁荣或衰退的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企业家：美国的新英雄》一书的作者戴维·西尔弗指出。

　　《时代》杂志的创办者亨利·卢斯率先认识到这一点，他在1954写下《商人的品质》一文，其中写道：“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商人应该是受人尊敬的物有所值的社会服务者。……商人必须对他们所想要的这种社会、这种制度有明确的自信，并且他们必须站出来为维护这些自信而战。”

　　与此同时，一位了不起的女哲学家安·兰德则开始思考这些巨人不被理解的症结所在。在她看来，企业家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不再是掠夺者，而是生产者、创造者，他们有独立的灵魂、独立的信仰、独立的判断、独自的收获，他们有无穷的精力、远大的愿景和务实的目标。她将他们比喻为罗马神话中扛起地球的巨人阿特拉斯。如果商人、企业家消失了，这个时代本该唱主角的英雄消失了，用兰德的话说，他们罢工了，社会将得到什么呢？

　　既然如此，那整个社会就应当尊敬他们，甚至应当感激他们。然而，事实并未如此，大众的价值观和巨人的价值观并非永远吻合。

　　当整个世界都误解、甚至伤害你的时候怎么办？安·兰德说，作为巨人的命运就是必须忍受世人的愚蠢和无知，他们必须孤独地面对自己的责任。因为，力量越大，责任就越大。企业家必须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权益，并且坚守原则，“在采取行动时要正直，而不是自觉有罪和胆怯”。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他们就不配赞美。

　　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有这样一段话：

　　“里尔登先生，”佛兰西斯科郑重而平静地说，“假如你看到阿特拉斯神用肩膀扛起了地球，假如你看到他站立着，胸前淌着鲜血，膝盖正在弯曲，双臂颤抖，但还是在竭尽最后的气力举起地球，他越努力，地球就越沉重地向他的肩膀压下来——你会告诉他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样。他……能怎么样？你会告诉他什么？”

　　“耸耸肩！”

　　洛克菲勒和摩根，这两位美国商业英雄，面对一个时代的误解和伤害，所做的却如安·兰德所说：阿特拉斯，耸耸肩！

　　1907年金融危机之后，引起政府对于私人银行权力过大的忧虑。于是在1912～1913年间，美国众议院多次举办“金钱托拉斯听证会”，调查摩根财团涉嫌控制美国财政的指控，摩根不得不出席听证会，为所谓的“资金信托”问题作证。年迈患病的摩根被议员们弄得精疲力竭，几个月后，就与世长辞了。

　　摩根留下遗言：“把我埋在哈特福，葬礼则在纽约的圣·乔治教堂举行。不要演说，也不要人给我吊丧，我只希望静静地听黑人歌手亨利·巴雷独唱。”摩根的女婿沙特利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他临终时的情景：“夜深了，他的脉搏竟至每分钟跳140次，我只听见他低吟了一句：啊，我要爬上山喽！就又陷入昏迷状态。”

　　这个登山者，努力到最后一刻。他和洛克菲勒一起，标出了100年来企业家的人生高度。我们引用尼采话说“此人往高处走——他应受称赞！那人总是从高处降临，他活着，自动舍弃赞美，他是从高处来的人！”

　　企业家的资质

　　你知道吗？企业家(entrepreneur)，有着“企图完成什么”的意思，是由法文的“entre-prendre”演变而来的。所以，要成为真正的企业家，就是意味着要不停地去创造。

　　企业家必须具有伟大的想象力，对于任何事情，他都能够找出答案，在他的字典中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没有不能实行的事业，他的思考结果往往是别出心裁的，即使是面对相同的事件，也能有新的方法完成。这种避免落入企业界标准思考模式的本性，就是成功的主因。

　　信念是成功的基石，作为企业家，要有坚定的信念。因为不管是伟人还是凡人，都会表现出消极与积极的情绪。作为成功的企业家，他不仅要克服自卑、超越自卑，并且要有坚定的信念，能合理地调节心理承受压力，在压力下把事情做好。

　　企业家具有独立的精神、乐观的个性，弹性的思想，以兴奋、紧张、竞争为其生活食量，即使被人打倒在地，也必然会勇敢地站起来再次战斗。

　　“失败”和“暂时挫折”是不同的。那种常被人们视为是“失败”的事情，事实上仅仅是暂时性的挫折而已。这种暂时性的挫折会使我们重新振作起来，让我们转向其他方向——比以前更美好的方向前进，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幸福。

　　——J·P·摩根《摩根信札》第三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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