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物质生活过分看重的态度已经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扭曲。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世界观，来重新思考财富和幸福的关系。

　　文︱大卫·施沃伦(美国)

　　一直以来我们对幸福的界定是“积累更多的财富能带来更舒适的生活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可惜的是，我们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实施的种种策略基本无效。我们通过对财富的贪求，所获得的满足感和快乐是短暂的，甚至是不值的。然而与此伴随的道德沦丧却带来了普遍的混乱和灾难。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写到“这次金融危机所触及的是涉及个人责任、政府法规和金融伦理的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社会沦陷。”近期涉案金额高达上百亿美元的庞氏骗局内幕曝光，以及安然公司、世通公司等很多本应声誉卓著的公司之所以会垮台，究其底里就是因为这些公司许多高级行政人员的道德沦丧。

　　自去年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发现这一现象势头有增无减，在贪欲的驱使下，人们为了攫取财富而不择手段：如AIG那些不负责任的高管们一边正向政府大声乞求援助，一边却拿着只有在所属公司盈利和股价大幅增长时才有的高额红利。

　　审视问题的症结

　　在过高负债和无视风险作风的推波助澜下，对即时满足的无节制需求应该是引发当前经济动荡的根源。

　　在超前消费理念的怂恿之下，追求尽可能多且快的物质积累，不但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反而把他们引向了另一个极端——就个人生活而言，这种生活方式带来了高度的压力和由此诱发的相关疾病；就社会整体而言，造成了陷入经济灾难深渊的窘境。

　　其中一种最令人寒心的社会影响是，年轻人感到他们必须通过欺骗和盗窃，才能得到他们认为自己所需的和应有的回报。洛杉矶伦理道德研究机构约瑟夫森研究所的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30%的美国高中生称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有过在商店里偷窃的行为；有83%的学生在做了坏事之后撒谎逃避责任。

　　在这样一个弥漫着玩世不恭的社会里，传统的、历来被珍视的价值观正在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我们已被贪欲吞噬。

　　正在蔓延的不良趋向

　　经济危机正使得道德不端行为加倍增多，很多觉得自己正遭受着不公正待遇的人觉得他们有权不遵守规则。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自身决策的结果。对他人的指责似乎要比针对问题承担个人责任更为容易，而事实上，这些问题是由大家共同造成的。

　　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低潮期。由此造成的局面可能是终日牢骚满腹、怨恨不已的人数日益增加；由于理想的破灭，这些人会使用任何手段来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

　　一种更为不祥的趋势是，政客们会把经济危机作为延缓目前亟待开展的环境立法和改革的借口。在经济危机面前，为了赢得目前的经济利益而牺牲长远效益的做法是非常诱人的。

　　所以，今日的解决方案往往成了明日的问题所在；政界领袖们必须从过去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抵制那种为短期效应而运作的思维方式。

　　从更清晰的角度重新审视问题

　　政府、商界和消费者所负的债务已经达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这使得原本就很严重的债务问题雪上加霜，最终演变为经济危机。负债能使我们获取我们认为能使我们幸福的东西，即使我们负担不起。

　　然而50年来的研究成果证明，一旦我们的基本需求(衣食住行)得到满足之后，额外的物质财富对我们的幸福贡献不大。我们可以从获取一幢新房子或者一辆新汽车中得到一种暂时而肤浅的幸福感，但这兴奋的感觉很快就会消失，随之而来是对能否按时偿付房产按揭或不让新车失窃或被毁坏的担忧。正是这种拥有更多财物能使人幸福的错误观念，引导我们为了金钱持续而忙乱地从事目光短浅的活动。

　　被广为传教的新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如何运作：增长的生产和消费能导致“增长的实用空间”；从现实层面来看，这意味着我们的经济体系鼓励我们更多地生产和消费，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会使我们幸福。

　　国内生产总值(GDP)通常被视为衡量经济运行情况的尺度，同时也常常当作一种对社会满足水平或公民幸福程度的衡量参照。但是，这种体系在布丹小国受到质疑，该国没有把实现经济增长作为其最高目标，取而代之以国内幸福总值(GDH)，并视之为衡量其国民生活幸福程度的最佳尺度。

　　实现生理的物质需求和思想上的精神需求平衡发展是不丹人的追求；当这两者相辅相成时，整个社会及其成员就能将其潜能发挥至极致；GDH有四大组成部分：公平、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价值观的保留和提倡、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负责任的、透明的社会管理体系。

　　布丹首相吉格梅·廷里认为，政府只能为人们追求幸福创造条件；如果要实现和平和幸福，人人都必须积极参与——我们必须保持平衡的、有原则的生活方式。

　　相反的情况是：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居民的个人收入一直在稳定上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但美国人的生活幸福程度却并未得以提升。人们的福祉不但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提升，反而还出现了焦虑持续增加和忧郁人口比重大幅上升的趋势。

　　显然目前我们这种对物质生活过分看重的态度已经使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侧重点发生了扭曲。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一种整合我们生活中所有生理、情感、精神和思想因素的全方位视角，来重新思考财富和幸福的关系。

　　真假解决方案

　　这场始于2008年的危机从最基本的层面上对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并对我们的信念和行为发起了挑战。我们的行为是会产生后果的，毫无节制的自我放纵是有代价的。当事物已走到一个极端的时候，在其尚未实现稳定之时，必定会开始向另一个极端演变。

　　对一些预警事件(包括1980年代的买空卖空现象、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新世纪之交的商业丑闻)的解决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鼓励过度负债以及在道德上应受谴责的深层信念并没有被正确指出或完全更正。

　　众所周知，信心决定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在实施新的行动之前，检视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私利观的建立；但当我们对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私利产生误解之时，不满和冲突的种子就已埋下，由此导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处于令人失望、空虚的状态。

　　从包容的、长期的视角来定义私利，就是承认万物皆有联系之道。正如我在《自觉全球主义》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其解决的办法是提高认识，认识到我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将私利与大众的集体利益结合起来。”

　　聚焦全局并认识到局部影响整体的系统性思维反映了万物皆相互依赖的本质。从系统性的视角来检视我们的问题就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私利观——一种与所有哲学流派和文化呼应的“黄金法则”所表述的情感倾向的世界观。

　　智者总是告诫我们，负责任的、有道德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实现最深层次渴求的一个首要步骤；自私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入不敷出的超前消费方式是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这样的行为会催生出负罪感，而这会导致对自我的不够尊重，也让人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享受所渴望的幸福。

　　实用化的理想主义

　　铸就可持续的繁荣要求我们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进行巨大的革新。

　　2008年5月12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一系列实验结果表明，消费者愿意花费更多的钱去购买符合道德生产标准的产品。因为支持负责任的经营使人们感觉良好，从而提升了他们自我尊重的水平。这表明负责任商业经营能够为企业带来实际利益。

　　这种简单的常识揭示了负责任的商业经营的价值。受到诚信公平对待的职员、客户和供应商会更具生产力和忠诚意识。政策上尊重所在社区的企业会获得更多的合作，而且更少地受到各种规则的制裁或者惹上麻烦官司。可持续的环保政策可带来成本更少但更为充足的自然资源。当所有的股东受到合理对待的时候，企业的长久繁荣才能得以保证；反过来，这也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回报。

　　在这个万物皆有关联的世界里，人们必须相互信任，而商业经营则必须是讲道德的。在这个大家互相依存的世界里，我们唇齿相依；人人都必须承担起自己的个体责任。一旦这些理想愿景能够得以完全体现，那么健康和幸福就将不再是像现在那样只以虚幻的梦想形式存在，而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既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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