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优农业、强工业、兴三产”思路，建立浙江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战略

　　文/本刊记者 冯志卿

　　10月29日，统计数据显示：3季度浙江GDP增长率为7.7%，位居全国31个省市排名倒数第四。而且，今年1季度全国GDP同比增长6.1%，浙江仅为3.4%。

　　浙江怎么了？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刘亭认为，这是浙江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矛盾，在经济周期性下滑和全球金融风暴冲击下，矛盾放大。“自家房屋有裂缝，碰遇危机连夜雨”。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广胜表示，多年来浙江经济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换取了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主要靠“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实现了企业市场空间的拓展，但这条路已越走越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创新迫在眉睫。

　　年初，在浙江经济处在最低潮的时候，浙江省省委书记赵洪祝坚定地提出：“浙江经济再困难，也不能盲目扩张，困境中更要咬定转型升级。”否则，“即使暂时保住了经济指标，今后发展仍然会很艰难”。

　　“目前来看，经济运行正在回升向好，发展方式也在积极转变，但转型升级是长期过程”，浙江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杜世源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

　　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GDP数据的惨象只是浙江过去经济增长放慢的一次深度回落。数据显示，2001-2008年浙江经济增速从全国第六位跌落到第22位。浙江工业增速自2004年6月至今持续55个月下滑，这次只是浙江近年来的罕见低谷。

　　不可否认，浙江过去取得的成就是令人钦佩的。改革开放30年，浙江经济年均增长13.1%，全国是9%，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跃升为国内经济总量过万亿排行第四的经济大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2年列全国各省区首位。在经济构成上，民营经济比重超过80%，被视为国内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

　　浙江近年来经济不断下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傅允生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浙江经济这轮趋势性下滑，不是大起之后的合理回落，而是产业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之下的收缩性调整；也不是发展水平提高之后的合理增长格局，而是宏观环境约束之下的增长乏力。

　　杜世源告诉记者，浙江经济过去的成功是抓住了两个机遇：一是改革开放初期，民用产品紧缺，浙江抓住机遇，让轻工业快速发展起来；二是中国加入WTO，国际市场向中国敞开，浙江再次抓住了迅猛出口的机会，这也使浙江形成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

　　数据显示，1999年浙江出口额占GDP的19.6%，2007年达52.3%，上升32.7个百分点，2008年仍高达49.9%。金融危机外需猝减，浙江蒙受巨大影响不足为怪。

　　另外，多年来浙江经济对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路径十分依赖，产业结构变动较慢，产业层次长期低于全国。1985年，浙江纺织服装皮毛羽绒行业的产值比重为27.3%，高出全国8.9个百分点。到2008年，该产值份额高达21.3%，高出全国12.8个百分点。

　　浙江民营经济在过去发展中形成了大量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和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块状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表现出行业竞争力弱、企业规模偏小、产权制度不健全、管理水平偏低、技术创新不足、企业文化落后、品牌知名度低等缺陷。另外，还存在新兴行业投资长期低迷、二产和三产比重失调等问题。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总经济师朱李鸣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国家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的生产能力，对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税收政策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对低附加值产品不再鼓励出口；而且，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等，也直接影响加工型省份出口企业的成本。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浙江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过去形成的产业优势正变成劣势。

　　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全球金融危机给浙江活跃的民营经济体带来了巨大冲击。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份，浙江处于停产状态的企业已达1362家，比6月增加402家，占规模以上企业数的2.6%。

　　同时，中小企业“危机”也有向大型民企蔓延之势，多家地方龙头民企如飞跃集团、金乌集团、浙江华联三鑫和江龙控股集团等资金链相继断裂，民营企业普遍恐慌。

　　“这是自1999年来最大一次下行调整，浙江经济正面临近10年来最大挑战”，浙江省发改委在一份分析中指出。浙江危机也惊动中央，温家宝总理数次奔赴浙江调研。                 

　　傅允生表示，面对企业资金紧张，浙江省果断采取措施，帮助企业解困。包括推出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的试点，推出股权质押的贷款，通过种种金融创新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困难。另外，对于政府原先已经规定的收费，在企业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地缓交，甚至免交。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政策不协调的问题，政府派出大量干部直接到基层、到企业为他们提供相关服务。

　　更重要的是，针对经济下滑的结构性矛盾根源，浙江省决策层对调结构作出重大决定。9月，浙江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定》(下称《决定》)。

　　《决定》明确了2012年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主要目标：全社会科技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数、发明专利授权量、新产品销售收入均比2007年增长一倍以上，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例达到2%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7%，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26%和32%；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在确保“十一五”期间下降20%和削减15%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全国先进水平；城市化水平超过60%。

　　在朱李鸣的印象中，以前这种决定很少提出明确的数字目标，更多是原则性的内容，这次十分罕见。

　　要实现这些目标并非易事。刘亭表示，其实党委、政府对“转型发展”的战略思维早已有之，学界人士对“转型发展”呼吁也“不遗余力”，但触及要害的模式转型，却往往是“知易行难”。

　　原因何在？刘亭表示，在于粗放增长的获益空间尚存，旧有的利益格局未能调整；在于转型发展的制度环境缺失，实质推进的配套举措困顿。转型发展虽有起步，但未能根本触及利益体制内核；加之重“快”轻“好”的思维定势顽固，对传统发展模式仍心存幻想，不忍主动摒弃。

　　这样的困难不是浙江独有。同为外向型大省的广东在金融危机中也吃够苦头，为了调结构，广东提出“双转移”战略。在被转移地方，不仅企业不愿意到不发达地方发展，而且地方财政减收、居民房租少收，都使得“双转移”推进遇到很大阻力。

　　对浙江和广东这样的经济大省来说，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市场经济发达。即使政府调结构，也主要是依靠出台宏观政策来调控、引导产业进行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而不是简单使用行政权力。

　　虽然有困难，但刘亭仍充满信心。他表示，近年来全省上下开始深刻感受到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各级党委和政府，更是着力强化着倒逼机制：土地管理的从紧从严前所未有，节能减排的约束指标层层分解，要素市场价格渐显资源稀缺程度，政绩考核、行政问责转而“拷问”发展成本，这些都将为真正推动“转型升级”注入强大动力。

　　目前自政府官员到基层群众，浙江全省上下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大为提高，对相应的宏观调控态度也大为转变。从起始的“多有怨言”，到随后的“只好面对”，再进入“认清大势”，最终转化为“自觉行动”，人们的确经历了一个精神嬗变、理念升华的过程。

　　“浙江是典型的‘老百姓经济’，只要人换了思路和状态，发展就不愁没有出路，办法总比困难多”，刘亭说。

　　发展服务业是关键

　　“调结构”是落实中央战略，事关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这一点，浙江很清楚。以“稳定一产、主攻二产、提升三产”为工作方针，在保增长上，浙江出口、投资、消费3驾马车齐头并进。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表示，为全面落实国家稳定出口的各项措施，制定实施促进外贸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省级财政安排3.5亿元外贸发展资金，支持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在加大投资方面，浙江制定和实施今明两年总额为8811亿元的政府主导性重大建设项目计划。2009年上半年全省安排政府主导性投资1838亿元，争取到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37.5亿元。另外，有序推进“下山异地”脱贫工作，省财政安排下山搬迁专项资金3.49亿元，欠发达地区完成下山搬迁8550户、3.2万人。

　　浙江还积极制订和落实了促进消费的各项政策，大力引导住房、旅游等消费，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51.7%，旅游业也有不俗成绩。在积极推进“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方面，及时预拨配套补贴资金2.96亿元，实现家电销售21.4万台、4.3亿元。

　　在调结构上，三产被定为战略重点。“加快发展服务业，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社会转型的新支撑”，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2008年9月提出，将服务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积极推进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建立浙江现代产业体系。

　　《决定》出台后，浙江省政府又先后出台《浙江省服务业发展规划(2008-2012年)》(下称《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等政策措施，鼓励扶持生产性服务业及消费性服务业增长。

　　《规划》进一步提出，到2012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7%，年均增长12%以上；杭甬温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达到58%、53%、54%左右，其他城市产业结构向“三、二、一”型加速转变。到202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5%，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鼓励措施上，《意见》给出包括三大部分16条具体政策的“大礼包”。如在对地方政府发展服务业的激励上，主要通过财政手段体现。比如，市、县营业税比上年增收上交部分全部返还，不再上缴营业税总额的20%。如果按前3年市、县营业税增长口径计算，未来5年，市、县地方财政将多留下约110亿元。

　　对企业激励上，主要从市场准入、金融支持、用地保障、要素价格和收费、财政扶持、税费优惠等6个方面取得突破。例如，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非禁即入”，一般性服务企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可降至3万元；逐步提高服务业用地比例，中心城市市区企业“退二进三”，符合规划、整体搬迁的，可获得一定补助；从税费减免优惠到水、电、气等要素价格下调等等。

　　虽然外需市场继续委靡，不过着力发展服务业的成效已初步呈现。2008年，浙江省服务业增加值达8811亿元以上，居全国第四，比上年增长11.8%，比同期全省GDP的增幅高1.7个百分点。2009年上半年，浙江省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433亿元、5068亿元和4543亿元，同比增长0.7%、1.9%和12.2%，服务业增长最快。

　　根据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经验，人均GDP超越6000美元，就到了发展服务业阶段。浙江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正当其时。

　　同时，浙江对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也同样重视。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柳博隽认为，上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在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中，均非常注重科技的促进作用，如日本、韩国等等，都提出了“技术立国”导向。

　　朱李鸣也认为，国际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并行发展，贸易保护主义更趋强化，靠低附加值产品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越来越困难，逼迫我们必须注重优化出口结构，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依靠科技创新来应对挑战是“华山一条路”。

　　以新能源产业发展为龙头，以低碳经济发展为指向的新兴产业发展，正在引起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潮流。傅允生表示，发展新兴产业不仅与浙江要素资源结构相吻合，而且有助于克服浙江目前面临的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所带来的资源与环境约束递增的困难与矛盾。

　　浙江省决策层也注意到这些问题。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表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总战略。未来浙江会全面推进个人、企业和其他各类组织的创业和再创业，全面推进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管理等多方面的创新。

　　赵洪祝还表示，在实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战略目标的产业支撑上，浙江会充分利用宏观调控的“倒逼”机制，充分发挥浙江区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按照“优农业、强工业、兴三产”的思路，积极完善产业政策和产业导向，把节能减排、工业创新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切入点。既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装备制造业，适度发展临港重化工业，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又要严格控制高能耗产业，加快淘汰落后产业，扎实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逐步向依靠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朱李鸣表示，虽然浙江还在艰难转型，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拿出“壮士断腕”的气魄，浙江经济将会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创新转型思路打造善为政府

　　专访浙江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杜世源

　　浙江省在企业、市场、政府三股合力推动下的本轮产业转型

　　升级将知难而进，大有作为 

　　文/本刊记者 冯志卿

　　开方“保稳促调”

　　《中国投资》：浙江经济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哪些问题？政府对经济结构调整进行了哪些战略布局？

　　杜世源：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工业牢牢抓住短缺经济时期和加入WTO前后国际市场拓展的两大历史性机遇，形成了民营经济、县域经济、中小企业、轻纺产业和外向型经济5个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演变的过程决定了浙江总体经济规模扩张较快，发展水平较高，但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仍显滞后，主要表现出一、二、三产业的比重相对失调，服务业比重仍然偏低，工业内部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偏低。

　　此外，产业组织形态方面，浙江省大量企业是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着产业价值链低端、产品附加值低下、企业规模偏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和薄弱环节。在这一轮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当中，浙江经济结构的体制性、素质性、资源性和结构性矛盾充分暴露。

　　针对以上问题，浙江省委、省政府针对结构调整开出了“标本兼治，保稳促调”的“药方”，切实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从根本上改变资源能源消耗型、粗放发展型的发展模式为科技导向型、集约发展型的模式，作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在具体手段上，一方面着力抓好一批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以成长性、行业领先性为导向，全省选择了146家行业龙头骨干企业进行重点扶持，鼓励其“对标”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另一方面，对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和传统行业，浙江省出台了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以21个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产业集群为首批示范试点单位，积极探索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提升的路径和政策支撑。

　　《中国投资》：请问浙江出台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产业调整的方向是什么？具体有哪些措施？

　　杜世源：衡量和判断一个地区经济结构合理与否，关键是看这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未来市场的需求结构相适应。现阶段看来，我国未来的消费需求趋势总体上越来越演变为基础设施现代化、节能减排的倒逼政策及人们追求生活品质的多元化、多层次需求对未来市场供给结构和产业组织形态结构变化所提出的新要求。所以根据需求结构这样的变化趋势，来探索我省的投资结构和产业组织形态变革趋势，以此来调整浙江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第一，要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有效实现产业间的转型升级；第二，要着力加强产业内的升级，通过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创新、品牌建设、标准主导来实现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目标，特别是要促进传统产业产生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要实现产业组织形态的转型升级，优化企业的组织形态，实现结构的有效调整。

　　对于浙江工业转型升级，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抓好生物、医药、电子、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等7个方面的新兴产业；第二，加快培育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通过龙头骨干企业的带动引领和自主创新，提高整个产业整个行业的整体竞争能力；第三，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第四，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第五，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提高集约、节约化发展水平；第六，加大对落后生产能力淘汰的步伐，建立落后生产能力淘汰的界定标准、退出机制和推进机制。5个方面和1个机制，简称“5＋1”工作体系。

　　培育高成长性企业

　　《中国投资》：如何通过投资来推动区域的结构调整？对浙江来说，这种调整有哪些特点？

　　杜世源：调整结构是一个系统工程。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基于投资结构的调整，而投资结构的调整方向则是要适应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要求。浙江产业结构大的调整原则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装备制造业，着力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发展临港型高端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服务业，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要有效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加强对支撑产业发展各种要素的研究和创造。从硬要素支撑来看，要着力打造高端的工业发展空间平台，加强在新的历史阶段产业空间布局和高端的空间配套能力建设。从软要素支撑来看，要高度重视人才和科技等创新要素的支撑。为此，浙江在自主创新、研发设计、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高端要素上已经并即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有的已初见成效。在动力机制再造上，则是创造积极条件，进一步发挥浙江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中的主力军和主动力作用。

　　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政府职能的转变，明确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定位。要通过规划引领、产业指导、优质高效服务，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变无为政府为有为政府、善为政府，使企业的主体力、市场的配置力和政府的调控力形成合力，产生共振效应。

　　《中国投资》：筛选的146个龙头骨干企业中，民企和国企的比重是怎样的？对入选企业的目录是如何管理的？

　　杜世源：龙头骨干企业的选择不仅仅是以企业的规模为标准，更重要的是以它的成长性为标准。浙江以民营企业为主，不论所有制，只论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影响力以及成长性。一些行业的企业，其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显著，作用突出，浙江也把它作为龙头骨干企业来培育发展，对此浙江正在研究制定一套评价体系，进行跟踪分析、监测预警和动态调整。

　　经信、科技、质监、财政、国土、税务等省级15个部门专门出台了支持和扶持龙头骨干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是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政府服务环境，如海关、外经贸都分层分级建立了沟通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对龙头骨干企业的扶持作用。二是在各种要素配置上进行一些倾斜，比如在国家和省里的重大项目支持上作为重点进行大力支持，比如技术改造贴息资金、技术创新扶持以及在土地资源要素供给上采取一些保障措施。三是实际上是给企业一种极大的荣誉感，提高其社会地位，让其更加有发展信心和干劲。

　　龙头企业的认定进行动态调整，初步拟定两年动态调整一次。

　　思路创新  分类指导

　　《中国投资》：请您谈一下浙江建立21个示范区具体的操作方式是怎样的？有哪些创新作法？

　　杜世源：示范区的建立首先是分产业、分区域、分类型，选择对浙江省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有示范借鉴意义的块状经济来选择试点。主要目的是探索不同类型、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块状经济转型升级路径的选择和政策设计，因为不同的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是不同的，我们现在对转型升级的指导不可能用一个模式、一种方法来指导，必须要有效地实现分类指导，通过典型引路，从而来推动转型升级。

　　比如说，浙江量大面广的是纺织和服装行业，所以在这次试点中，纺织和服装行业块状经济占的比重相对比较高。纺织、服装、皮革这几块即使是内部转型升级的重点也不一样，我们试图通过不同类型的试点探索出一条路，在具体探索工作过程中，我们把战略筹划放在转型升级首当其冲的重点位置。

　　另外，在示范区实施方案的编制过程中，这一次进行了一些创新，改变了过去学院式的编制方法，主要是融合了3方面的智慧：一是政府牵头。政府主要是宏观引导，发挥组织、协调和牵头作用。二是企业主体。特别是产业集群内龙头企业要参与转型升级方案的制定，因为龙头企业对市场信息更了解，转型升级怎么转，它是一个实践者，感受者。三是专家融合。汇集产业集群专家、行业专家和城市化专家，进行优势互补，吸取多方意见进行整合。

　　通过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我们尝试了新形势下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编制方法上的创新，多方力量融合和碰撞，不仅拓展了我们的思路，从战略高度和全球视野有效地实现了对产业集群示范区的战略筹划，同时脱离了单纯地把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工作就产业而论的片面化、狭隘化的倾向，通过战略筹划和突破方向的多元选择，有效地实现了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和融合，融合而生的新型商业模式也不断涌现。

　　《中国投资》：请您介绍一下这次结构调整跟以往相比有何不同？

　　杜世源：以往产业结构调整可能更多的是针对某一个企业、某一个区域。现在浙江很多产业的市场格局在急剧变化，由原来竞争性的市场格局逐步走向生产集中度较高的市场格局，结构调整一定要研究不同产业演变的趋势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化的影响，顺势而为。

　　另外，浙江跨区域的产业集群过去有很多行政体制性的障碍，这种障碍主要是体现在产业区域分工的合理性不够，特别是公共服务平台创建当中资源的重复建设以及共享性不够。所以如何解决行政体制对经济活动的障碍，也是浙江工业转型升级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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