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基金公司独董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无效，要真正使得独董到位，应该推行制度变法以加强独董的职责，促进他们顺利履职

　　文/杜书明

　　基金公司管理的是投资者的资产，在制度上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另一方面，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往往数十甚至上百倍于其注册资本，投资者人数众多，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影响到金融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防止可能的利益冲突和基金公司内部人控制，不断加强和完善基金治理结构，就成为基金监管中的重中之重。

　　独董是完善基金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

　　目前我国形成了一套颇具中国特色的基金监管模式，这就是以监管部门的监管为核心，以托管银行和督察长为支点的监督模式。这一监管模式在确保基金业的规范运作上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基金公司数量的增加，业务日益多元化，产品日趋复杂化，这一监管模式所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首先，以监管部门为核心的监管模式比较僵化，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化的发展方向，而且监管成本不断上升。其次，托管银行只愿意行使形式监督，不愿意实施主动监督。第三，督察长作为公司的内部人员，充其量只能对公司的合规经营做出善意的提醒，很少会主动挑战公司的决策。

　　从基金业最为发达的美国看，不断扩大独董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强化独董的责任，已成为完善基金治理结构的必然之选。独董在基金治理结构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定程度上弥补内部董事在知识、专业以及经验、视野上的不足；对基金公司起到监督的作用，防范利益冲突，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过去美国基金公司董事会中独董占比至少为40%，2001年扩大到50%，在2003年基金业发生盘后交易和择时交易丑闻后，美国证监会于2004年提出了改善基金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方案，并于2006年1月实施。新的法规规定：独董的比例至少应达到75%，而且董事会主席需由独董担任；独董每季度至少单独开会一次，非独董不得在场；独董为行使职权，有权聘任雇员、专家或顾问。

　　中国也引入了基金独董制度。早在2001年，证监会在《关于完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人选制度的通知》中就对基金公司建立独董制度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基金公司董事会中应当至少有3名以上的独董；独董的人数应多于公司最大股东委派的董事人数，且占董事会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董事会审议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及其他形式的报酬，高级管理人员、督察员和基金经理的任免，基金公司租用基金专用交易席位等事项，须经三分之二以上独董同意方可生效。

　　八大原因导致独董近似花瓶

　　几年来，独董制度的建立对完善我国基金公司的治理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目前已暴露出来的基金公司高管犯罪、基金经理“老鼠仓”事件、以基金销售量为驱动的基金过度交易等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听到独董应有的声音，也没有看到哪位独董为此担责，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金公司独董制度尚没有完全摆脱形同虚设、花瓶的命运。这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由于我国的基金是契约型基金，从法律上看，独董是基金公司的独董而非基金的独董，这不能不说是基金制度安排上的一个内在缺陷。契约型基金的优点是设立简单，但在治理结构上却缺乏像信托型基金中的基金信托人、公司型基金中的基金董事会那样的投资者利益的代表。在基金公司董事会中引入独董，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契约型基金缺乏投资者利益代表的问题；

　　2.独董在提名与任用上与上市公司类似，绝大多数是由大股东主导，独董的独立性难以保证。更有甚者，在一些基金公司，独董的任用成为大股东和管理层进行利益交易的工具；

　　3.独董中来自高校和社会名流的较多，这些独董尽管具有高学历和名人光环，却不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与经历，缺乏财务与法律方面的知识，从而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

　　4.很多独董兼职过多，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绝大多数独董只是每年到公司开开例会，很少能够有超过一周以上的时间呆在公司深入了解基金的运作情况；

　　5.独董在基金公司的职责不清，这一方面与基金公司不愿意独董过多地干预公司事务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独董主观上不愿意承担责任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独董实际上更愿意做一个只拿钱、不做事的“挂名”董事；

　　6.缺乏足够的资源配置。独董为履行职责，需要必要的财力，聘用专业人员提供支持，但实际上很少有基金公司提供这方面的预算；

　　7.对独董履行职责缺乏必要的监管、缺乏必要的问责与惩罚机制。尽管监管部门在有关文件中对独董的职责进行了规定，但缺乏对独董履行职责情况的检查和监管措施；

　　8.对独董在基金治理中的作用认识不足，没有赋予独董更多的责任。目前我国在基金监管上更多的是借助于监管部门、托管银行以及设置督察长来加强对基金公司的监督，独董的监督作用并不突出。  

　　制度变法势在必行

　　如何根据国情进行独董制度“变法”？借鉴美国的经验，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切实可行：第一，可以考虑在基金层面上引入独董制度，要求每个基金根据规模匹配至少3名独董。为节约成本，可以允许每名独董在3－5只基金中担任独董。第二，要求独董必须具有证券、法律、会计等方面的从业经历，以保证独董真正“懂事”。第三，要求独董中至少有两名专职董事，兼职董事每年必须在基金公司工作不少于30个工作日。第四，进一步明确独董的职责，如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必须由独董委员会聘请、独董必须发表半年和年度独董工作报告等；同时建立独董责任保险制度，加大独董的声誉成本，使独董能够真正为投资者利益服务。第五，要为独董配备履行职责必要的人力与财力，保证其作用的发挥。与此相关的，鉴于基金评级机构的专业性及其对完善公司治理的作用越来越大，应该鼓励独董们聘请基金评级机构等中介帮助开展工作。第六，要从制度上保证独董具有充分的知情权，如列席公司会议、要求相关部门报告工作等。

　　除了要创造条件，使独董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之外，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也有助于改善基金的治理。首先应该适当提高基金信息披露的频率，比如增加基金月度投资报告的频率。其次是增加基金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的披露。目前基金公司没有对外披露其财务信息，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再次是增加事后信息的披露，可以要求基金像目前基金年度报告信息披露那样，披露两年或1年以前的季度持股明细情况。这种历史信息的披露不会暴露基金目前的投资秘密，但“解密信息”对投资者分析基金的投资风格、监督基金的合规运作有极大帮助。由于历史信息的披露具有“秋后算账”的色彩，将会对基金公司违规操作起到很强的震慑作用。最后是鼓励自愿性信息披露，进一步提高基金的透明度。在完善信息披露的过程中，独董的监督自然责无旁贷。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基金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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