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和是种什么力？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袁 岳

　　一位从事人力资源的同事用自己的工作感受告诉我说，其实亲和非常重要，因为在同样的事情上，亲和的领导更能让他的团队成员一起认真工作，并富有成效。

　　亲和是一种怎么样的力呢？首先亲和是一种近距离的感觉，这种近距感可能来源于却不限于以下的某种可能性：一是在上者能体谅你的苦衷，给你提供及时的帮助或者让你欣慰的理解；二是相处之中，在上者的行为做派让你引为同类或者同道；三是自己的行为做法或者心得想法得到在上者的格外肯定；四是在上者的行为做派中有丰富的感性成分，包括笑容、肢体语言、方言口音与个性故事，从而让你充分感受到他与你同为常人的那种感觉。

　　其次这种感觉会激发我们引为同类的凝聚力，亲和性领导不容易被得罪，不用多费口舌，而且能给其他人以空间，给予别人以更多的肯定，这使得亲和性领导看起来低调，但可能会因为与其他强势领导的反差而获得拥护，这在年轻一代公众中尤其存在着这样的潜力与可能。当你因为亲和而能更接近我们的合作伙伴与同事的时候，我们就能接触与了解到一些与我们平时远距离感受非常不一样的信息与沟通意愿。

　　什么会削弱亲和力？传统的威权会削弱亲和的价值。另外一方面，不能公平处事，仅仅使用亲和的技巧与权谋也不足以长期地维持凝聚力。过去我们把态度只衡之于员工，而今天我们也衡之于管理者，其实亲和就是今天大多数管理者是否胜任的基本态度要素，除非你本来就扮演的是纪律执行者的角色。

　　为何国际品牌重任要放在民企身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郑风田

　　当国人对麦当劳、肯德基和丰田等品牌烂熟于心的时候，外国人对中国的品牌了解与认知却是惊人的不对称。西方媒体对“国有企业”这么多年的妖魔化已经让其在普通百姓心理上产生刻板印象。人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往往难以改变，所以国有垄断性公司无论在海外收购还是直接经营方面，这种先天性的背景缺陷很容易成被攻击的对象，故未来我国在打造全球知名品牌，不能把宝都押在国企身上，更应该加强对民企的支持。西方媒体一般对民企没有什么排斥，也容易进行品牌与营销推介。

　　目前我国民企的融资途道少，难以获得国家信贷支持，这种现状于国于民都不利。国家未来应该大力加强对民企拓展国际市场的融资支持，让更多的民企获得国家贷款去开拓全球市场。我国的民营企业也应该加强对品牌的战略管理，多向全球知名品牌学习营销技巧才能做大做强。

　　当然国有企业也并不是一点机会没有，但必须要对国企尽量进行股权多元化改制，通过引进投资，释放“国有成分”，减少敌意。联想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如果是纯粹的国企背景，美国的审查部门是断然不会允许联想购并IBM电脑部的。

　　如果民企获得足够的国家支持，我想估计用不了多少年，中国也一定会拥有属于自己的“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全球知名大品牌。

　　别让新能源“火一把就死”

　　财经评论员 邱 林

　　尽管“新能源过剩说”被业内批为“伪命题”，但不能不承认，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新能源狂热投资的背后是新能源产业链上低水平、低技术门槛环节的重复建设。实际上，新能源的投资机会覆盖了整条产业链，但有的环节技术要求很高，国内很少有企业能够涉足，甚至有的环节目前仍然是空白。

　　据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调研显示，一度红红火火的光伏企业3/4以上已倒闭歇业。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多晶硅生产线建设规模逾10万吨，相当于全球多晶硅年需求量的两倍。

　　新能源产业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企业应该在自主技术创新和企业管理方面下足工夫。目前，我国许多新能源生产的关键零部件的技术仍然靠进口，而这些技术已被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少数企业垄断。例如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国内的太阳能企业只能在下游的电池片、电池组件等环节进行生产。而我国所谓的多晶硅等新能源产业，其实还是处在技术含量低、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阶段，处在产业链的下游。

　　确切地说，新能源产业目前还只是刚起步的“婴儿”，长期看机会很多，但在新能源应用率非常低，且同质竞争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新能源企业的选择必须比以往更加谨慎。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还应积极统筹规划，进一步研究能源发展布局和比重，在制定能源发展总体规划时，要考虑通过设置技术壁垒，提高环保标准，避免全国各地低水平重复建设。否则，新能源将会出现“火一把就死”的结局。

　　金本位永远不可能再回来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陈志武

　　未来货币价值、通货膨胀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下，买股票基金和买房地产是远远比买黄金更好的选择。很多人大吹黄金怎么样可以实现保值，这些是很天真而且是很传统的想法。

　　现代社会黄金的工业价值实际上是非常低的，特别是人工制造的复合材料越来越多以后，黄金的使用价值跟几百年前的使用价值是没办法比的。过去之所以黄金有一些货币的价值，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支持信用货币的制度架构还没有，到现在支持信用货币的制度架构在许多国家都已经总体上建立得非常好了。在这种时候还要指望着恢复到金本位，或者是以黄金来作为保值升值主要手段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容易站住脚的。

　　过去在中国去哪个地方，要自己带上被子、粮食等东西，自己管吃住。但是今天在中国，更不要说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没有几个人再去扛着被子带上粮食带上许多现金才跑北京上海的。一般只是带一张信用卡，带少量的钞票。现在的人类社会已经把原来很多不需要货币支付的经济交易、经济活动都货币化了。

　　市场化的发展也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对于货币的需求大大增加了。为了支持这种交易的发生，人民银行必须相应印更多的钞票，否则新型的经过转型更加市场化的中国经济就没办法运作。从这些意义上来说，真正懂得现代经济的人，真正懂金融的人，没有几个会再把心思时间放在恢复到银本位、金本位上面。

　　谁来监督银行的信用污点？

　　财经评论员 廖 颖

　　我国“个人负面信用7年保留期”参考了国际惯例，但如果银行也有未尽之责任，如未履行告知、提醒的义务等，又由谁来监督呢？

　　资料显示，在国际惯例中，一般银行的负面信息保留7年，破产的、特别严重和明显恶意的负面信息保留10年。例如在美国有《公平信用报告法》来系统规范征信机构行为并保护消费者权益，而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权威法律。

　　虽然《征信管理条例》即将出台，但与美国的《公平信用报告法》相比，无论是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还是消费者对其信用信息的知情权等都存在差距。

　　作为任何一个法令都需以公平为首要原则而不只是一味的一边倒，个人需为其行为负责，那作为金融机构是不是也应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呢？就在今年2月份，在任由“2月1日起工行房贷利率自动调至7折”的消息传播半个月后，工行却声称暂时不执行这个规定。银行就可以不守信吗？如果说信用记录只对个人有效，对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却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那法理的公信何在？

　　中国银行业的垄断造就银行的强势地位，也造就了更多的话语权不在百姓手中。另一个方面，有的地方没有为银行建立信用档案，信用污点因而进不了信用档案，就对商业银行起不到惩罚的作用。在个人信用体系以及企业信用体系日益完善的同时，作为平等交易方之一的商业银行，其信用档案不可缺少。否则，只见银行惩罚消费者和企业，而银行自己却“逍遥法外”。

　　为什么唯独中国成功了

　　著名经济学家 茅于轼

　　世界上穷国多的是，为什么唯独中国成功了呢？

　　一个社会要想稳定，需要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从开始改革开放迄今的30年，中国的精英治国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稳定的第二个条件，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精英分子，优先考虑的必须是底层群众的利益。如果精英勾搭起来，形成利益集团，以自己或自己小集团的利益为优先考虑，那么这个国家和社会是危险的。

　　我觉得，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是采纳了一个市场的制度，而这个市场制度是以交换为特征的。现在我们财富这么多，不是因为劳动多了，而是交换多了。而且，中国是一个专政的市场经济国家。专政的市场经济与民主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呢？专政情况下，国家可以动用巨大力量集中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问题，通过市场手段也是可以解决的，但需要很长时间，50年，80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搞起来，而我们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搞成了。这就是专政的力量。反观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也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但它的公共设施简直糟透了。

　　还要提及的是，这些年，共产党保持了一个稳定的货币政策，中间除了1994年有个短暂波动外，整体看来，人民币甚至比美元还要稳定。另外，中国的宏观经济也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大起大落，都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速，甚至到了12%～13%。所以，这些稳定状态的存在，使得大家不用分心去想别的事情，这是中国经济得以成长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不能不承认。

　　“国进民退”背离改革方向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许小年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的一个主要信念就是，政府管理经济和经营企业会导致效率低下，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才从1978年起，改革由政府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增加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提高民营经济的份额。这个市场化的大方向，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历届党中央都重申和坚持这一方向。

　　但是近几年我们发现，一些做法背离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市场化方向，甚至出现了倒退。“国进民退”只是一个方面，其他如行政指令干预市场运行，政府对经济的影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不断增强。这种趋势既不正常，也不健康。

　　要遏制“国进民退”的趋势，从政策上，要开放国有垄断行业。在政策、法律上，国有、民营要一视同仁。经济领域无禁区，不能说有些领域只能国有企业做，民营企业不能做。 金融服务也不能讲出身。不能说你是国有企业，就贷款给你；他是民营企业，对不起，没钱。我们现在有“经济出身论”、“经济血统论”，“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政治上的出身论，现在是经济方面的、资产方面的出身论。

　　还有法律上的出身论。比如说银行贷款，一笔贷款放给国有企业变成坏账，这是工作失误；一笔贷款放给民营企业变成坏账了，就有刑事犯罪的嫌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连刑罚都分出身。

　　政府应该做的不在经济之内，不在市场里，而是经济和市场之外的法治建设，以法律保证所有的人、所有的企业享有同样的权利。政府的另一职责是公正地执行规则。

　　“杀猪榜”体现的是停滞的财富观

　　财经评论员 东方愚

　　习惯仇富并不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嫉妒、怀疑和怨恨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缺乏交集。

　　长期以来，普通民众、富豪群体和政府部门，他们各自的价值观从来就像三层立而不交的“立交桥”，而不是一个相互勾连和交融的“三角体”。很多时候，企业家对上富豪榜的担忧，首先并非出于自己的商誉是否能经得起客户和投资者推敲，而是对有可能引起政府部门和银行“特别关注”的忐忑；同样，政府部门对富豪们的接纳，往往首先出于对这一群体可为自己政绩快速增色的欣喜，而不是当地民众共尝从财富盛宴中也能分得一杯美羹之考量。

　　常有人对胡润说，你的榜单是“杀猪榜”啊。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如果一纸薄薄的榜单就能把生猛的富豪拉下马，要么是富豪本已风雨飘摇，要么是我们大大高估了榜单的影响力。前者如唐万新，他是“2003年资本控制50强”榜单中的头号大佬。后者如黄光裕，2006年黄氏兄弟就被传出受调查的消息，但很快风平浪静，甚至2008年10月还铿锵地第三次成为“中国首富”。

　　富豪们有时也有不同形式的“苦衷”，无论是真苦衷还是假苦衷，关键是，当有富豪落马时，富豪自身、政府部门和普通民众等各利益群体同样鲜有碰撞和产生交集的机会——知情者永远是极少数，社会的仇富情绪在混沌状态下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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