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长时间内通货紧缩将占上风，在现有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发生持续性的强通货膨胀趋势的可能性较小，可能会出现一个新格局：实体经济通缩、虚拟经济大膨胀(或叫“实缩虚胀”)

　　王小广 郑 慧

　　过去的6年间，我国发生了两轮物价快速上涨过程(2003年11月至2005年3月、2006年12月至2008年8月)，从多个角度看，其都与传统型通货膨胀有明显的不同，呈现出强度减弱、时间缩短、预期淡化、结构性上涨和国际扰动强等五个特点。

　　强度减弱。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分为两个阶段，1978～1996年为第一阶段，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短缺经济，市场由卖方主导，反映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上是“高增长高通胀”；1996年以后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生产相对过剩、市场由买方主导，反映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上是“高增长低通胀”(见图1)。1997年以来，我国的通货膨胀强度明显减弱。1997～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GDP缩减指数年均分别增长1.6%和2.9%，增幅比1979～1996年下降80%和60%。其中在2003～2008年新一轮繁荣期，CPI和GDP缩减指数年均增长仅为3.2%和5.2%，比1992～1996年典型高通货膨胀时期降低了一半以上(见表1)。

　　时间缩短。从20世纪80年代到1996年，我国发生了两轮高通货膨胀(1985～1989年、1992～1996年)，持续的时间分别为5年和6年。而2003年以后发生的两轮物价快速上涨持续的时间分别仅为1年和2年，合起来算也不过3年。

　　预期淡化。预期是影响价格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2004年和2008年社会上都有很强的高通货膨胀预期，特别是2007年底到2008年上半年，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预言我国将进入高通货膨胀时代，会出现持续5年以上的高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放慢也不能阻碍高通货膨胀的发生，“滞涨论”由此大行其道，但结果却出人预料。这有两点启示：一是由于政府调控经济能力提高及市场的完善，现代经济增长中预期的作用是减弱的；二是与实际市场或经济内在趋势很不一致的预期，即使它可能非常强烈，但也不会“兑现”。

　　结构性上涨。结构性上涨是最近两轮物价快速上涨的一个新特点，即在CPI构成中不是全面的价格快速上涨，仅表现为食品和居住两类价格的快速上涨，非食品类价格长期保持低位增长，并未出现明显的加速增长趋势，而1996年前的物价快速上涨都是全面的价格大幅上涨。

　　国际扰动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全面融入国际经济，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一些重要资源、原材料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这决定了我国的价格总水平易受国际金融、贸易市场波动的“干扰”。2007～2008年，原油价格、矿物原料价格的大幅上升对我国形成了相当明显的输入型物价上涨的压力。

　　对最近两轮物价快速上涨原因及中长期趋势的分析

　　最近两轮物价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外部冲击”

　　决定通货膨胀趋势的因素可分为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通货膨胀的中长期趋势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外生因素不会对通货膨胀的中长期趋势形成实质性影响，但会对短期价格走势形成很强的冲击，因此，经济学家把内在因素稳定、主要由外生因素短期内的剧烈变化而引起的短期价格大幅波动称之为“外部冲击”。仅有“外部冲击”的作用不会产生持续性的高通货膨胀趋势，当外部冲击与内生的通货膨胀压力共同作用时才会形成持续的高通货膨胀趋势。

　　最近两轮物价快速上涨，主要是由于部分粮油产品或重要肉类产品出现了阶段性严重失衡而引起的价格“强扰动”，影响通货膨胀的内在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多数情况是供给大于需求，有时是严重的供给过剩)，因此，一旦前期供求严重失衡的主要农牧产品(粮食和猪肉)重新达到平衡时，价格就会明显回落，回落到正常状态。

　　最近两轮物价快速上涨都是由食品价格短期大幅上涨引起的，也因食品供求重新达到平衡而消失。2004年，在CPI上涨的3.9%中，食品类价格拉动了3.3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84.6%，作为内生性价格因素的非食品类价格仅拉动CPI上升0.3个百分点。2007年和2008年，食品类价格拉动CPI上涨4.0个和4.7个百分点，贡献率分别为83.3%和78.8%(见表2)。在第一轮物价快速上涨中，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1999～2003年粮食的连续四年减产，四年累计减产16%，年均减产4.2%，由此形成的冲击当然是巨大的。由于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基础条件及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2004年稻谷和小麦产量分别增长9%和6.3%，这导致物价在当年10月份后出现明显回落。在第二轮物价快速上涨中，情况要复杂一些，主要原因是食品中另一个核心产品——猪肉出现了明显的供给短缺，导致食品价格特别是肉类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2007年肉猪出栏数比上年下降7.7%，导致猪肉供给骤减了7.8%。作为最核心的两类食品之一，年供给下降5%以上意味着已出现了严重的供求失衡，因此，猪肉的短缺必然导致肉类及整个食品类价格暴涨。这一轮物价快速上涨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国际油价和原材料价格的大涨也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应该说，2008年11月份后CPI的加速回落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但价格“拐点”的形成与金融危机无关，主要是由于政策有力刺激和市场引导下猪肉生产的明显恢复，2008年肉猪出栏数和猪肉产量都基本恢复到了2006年时的高水平。

　　货币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明显

　　尽管长期看货币供应量增长对物价增长有重要影响，但1998年以来这种影响是不显著的：一是与典型的通货膨胀时期相比，最近两轮物价快速上涨的一个特点是货币供应高增长持续时间较长，但通胀持续时间明显缩短，这说明货币增长与物价增长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高通货膨胀时期，货币供应量高增长持续4年(1991～1994年分别为24.2%、35.9%、38.8%和26.2%)，而高通胀持续时间更长，长达5年(1992～1996年)。2002～2004年货币供应量(M1或M2)持续高增长(月度增长率均超过15%)整整2年(从2002年9月至2004年8月，月平均增速为18.4%)，而CPI增幅超过3%的月份仅10个月。2006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M1增长超过15%的时间持续近两年(23个月，2006年7月至2008年5月，月均增速为19.3%)，而CPI增幅超过3%的月份为20个月，后者持续时间比前者缩短3个月(这与南方发生雨雪冰冻灾害这一突发性因素、国际油价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有较大关系，否则，持续时间会大大缩短)。二是1998年以来，曾出现了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物价走势明显背离的情形(如1998～2000年)；而且2001年后货币供应量持续高增长也未带来持续的高通货膨胀。1996～2000年，货币供应量(M1)的增幅是不低的，5年年均增幅为17.2%，但CPI年均仅增长1.8%，其中1998～1999年连续两年CPI负增长，陷入通货紧缩状态，出现了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物价走势完全背离的现象。2001～2008年，M1年均增长15.3%，比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低近2个百分点，而CPI增幅则略有提高(2.4%)(见图2)。这表明，1998～2001年的通货紧缩不是由于货币的原因造成的，同样地，最近两轮物价快速上涨也不是由于货币供应量增长太快所致。

　　总之，1998年以来，货币因素对物价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正如前面的分析显示，推动物价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外部冲击。

　　中长期核心通胀率处于低位的趋势仍然没有改变

　　2003年以来，物价上涨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结构性上涨，食品价格出现两波剧烈波动，而非食品类价格增长率(核心通胀率)一直保持稳定，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基本在0.5%～1.5%的低位区间窄幅波动)。非食品类价格增长与货币供应量增长几乎无关，也基本不与外部冲击明显关联，与PPI增长有一定的关系但相关性不是很强。这说明核心通胀率是被某种内生的因素特别是一些长期因素所决定的。决定核心通胀率的关键因素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中长期平衡状态，即中长期供大于求，还是中长期供不应求。

　　导致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长期保持低通胀局面的原因，除了受新经济革命和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体制性因素，即地方政府的过强投资偏好，导致投资的增长速度长期来明显快于消费增长速度(反映为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投资与消费在当年都是构成GDP的需求因素，但动态看，投资在下一期会形成生产能力，即增加供给，因此，从中长期看，投资增长率大大高于消费增长率，便意味着供给增长率大大高于需求增长率，结果是供大于求状态的长期延续，这是导致中国核心通胀率长期保持低位的根本原因。

　　未来3～5年爆发持续时间较长的严重通货膨胀的概率较小，相反陷入较明显通货紧缩状态的概率较大。其原因，一是决定全球核心通胀率的长期因素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这会使全球通胀率继续保持低位。尽管美国最近几年劳动生产率比前期有所下降，下降到2%左右，但这与金融危机有关系，是周期性的并不是长期性趋势，只要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持续性地降至1.5%以下，便不会出现全球性的供给不足问题。另外，尽管全球化正进入调整期，但只是节奏有所放慢，而不是进程逆转。二是全球需求增长将呈现中长期下降趋势，这会造成全球性的更为严重的供大于求形势，进而使我国潜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显性化，形成很强的通货紧缩压力。三是最新一轮扩大内需政策，中央提出扩内需与调结构相结合，但实际执行仍然主要是依赖扩大投资增加需求，即地方政府内在的投资偏好并未改变，因此，供给增速会继续大于需求增速，供大于求的格局会进一步强化。

　　2010年物价增长将会有所回升，但不会形成明显的通货膨胀趋势

　　近期的物价数据给人这样的感觉：通货紧缩压力正在渐去，而通货膨胀压力又起。真的是通货紧缩之忧渐去通货膨胀之忧重启吗？笔者并不以为如此。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短期价格形势较佳，既无通货紧缩之忧，也无通货膨胀之忧，估计这样的形势会持续一年左右。由于8月份以后同比价格基数下降、上半年货币供应量超常大幅增长、经济景气明显好转等多方面的影响，CPI进入降幅明显收窄和环比快速回升的时段，按目前的趋势发展，大概再过两三个月即在年底前后，CPI有望转正，2010年CPI估计为2%～3%。但更长时间内通货紧缩将占上风，在现有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发生持续性的强通货膨胀趋势的可能性较小，更不会出现一些人所谓的“滞涨”问题，相反会出现一个新格局：实体经济通缩、虚拟经济大膨胀(或叫“实缩虚胀”)。

　　为什么我们不担心通货膨胀？理由是：过量的货币供给不大会转化为通货膨胀压力，相反，在全球经济处于衰退期以及中国经济总体仍处于调整期的情况下，更容易转化资产价格的泡沫化。货币过多是发生通货膨胀的条件，但要真的转化为通货膨胀，必须还要具备另外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即存在明显的外部价格冲击因素(如重要的粮食产品或副食品短缺、原油价格持续大涨等)或存在持续的GDP缺口(出现持续化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现在明显不具备这两类条件。不必为近期价格环比的上升而担心，近期物价环比的明显回升不是核心CPI环比的明显回升，仅是由食品价格的环比反弹所引起的。

　　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实缩虚胀”，即实体经济价格(CPI)紧缩而资产价格大膨胀，这会导致之后经济增长持续偏慢或出现长时间较深的调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由于当前经济增长仍然更多依赖于投资，同时出口形势又不好，如果消费不足问题再显现，那么，产能过剩问题将加剧，从而使得实体经济出现明显的“通缩”，同时，货币可能会持续快速增长，那么，在GDP无缺口及不存在明显的外部冲击因素时最终只能转化为资产泡沫。

　　因此，价格问题不在于通货膨胀，而在于资产泡沫。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出现了“实缩虚胀”，局面会更加麻烦。这会形成持续化的货币“不经意地”大量供应，使资产泡沫越聚越大，这同样会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甚至发生严重的金融或经济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而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例证。美国的教训是：在低通胀条件下，政策制定者容易犯两个错误，一是由于实体经济的通货膨胀较低，使得判断经济是否过热或出现严重失衡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尺度，因而容易出现经济已经过热但“温度计”(通货膨胀水平)却没有显示出来，从而导致宏观调控决策明显滞后；二是资产泡沫不同于常规的通货膨胀，它对政策的压力小，通货膨胀对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会产生即时性的负面影响，因而对其担心的信息会很快传导到政策制定者面前，使其感到巨大的压力，但资产泡沫不同，对绝大多数人特别是投资者来讲，资产价格膨胀是获得“暴利性收入”的好机会，同时，它通过财富效应对经济产生很强的短期促进效应，因而受到大多数人及政府的欢迎，由此政府便对资产泡沫采取不干预政策。正是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犯这两种错误，最后酿成了全球性金融大危机。

　　价格调控的几点建议

　　价格调控的重点要进行调整

　　抓住两个重点，注意决策依据的把握。把价格调控的重点由重点控制通货膨胀转向重点加强对资产泡沫的监控上；防通货膨胀主要是防止外部冲击，因此调控物价重点是监控和调节两大核心农产品(粮食和猪肉)的供求关系。

　　最近两轮物价上涨的结果都与预期相差甚远，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新的发展阶段价格增长的规律把握不够有关。今后在做价格调控决策时要注意把握以下三点：一是要分清导致价格变动的因素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扰动”，如果是长期内生趋势引起的，那么必须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而对短期的强“扰动”就不是货币紧缩的问题，重点是大力促进核心产品的供给。二是要进行理论更新。对货币供应量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要重新认识，对预期在促进通胀中的作用也要重新反思，通货膨胀预期强并不必然导致高通货膨胀。三是关注通货膨胀舆论背后的利益关系。大量的国际国内机构总是制造高通货膨胀预期的舆论，细心分析，这些舆论中有不少隐藏着利益关系。政府要正确地引导通货膨胀的舆论，排除具有很强利益关系的舆论干扰。

　　货币政策要坚持适度宽松

　　中低水平的通胀仍然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而不致引起恶性的通货膨胀。但货币政策如果长期性的过度宽松，同样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要吸取美国的教训。要严格区别反危机时期的应急政策与稳定增长期的常规政策。长期看，货币政策应坚持“适度宽松”，避免陷入“过度宽松而无知觉”的情境中。为应对短期的巨大冲击，可以采取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持续时间不宜过长，一般不应超过1年，之后要及时回到“适度宽松”的合理轨道中。

　　加快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和相关税制改革

　　资源价格改革和相关税制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协调行业和地区的利益关系、提高市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步骤。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及危机后都为我国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创造了十分难得的好时机。一是危机期间及下一轮经济周期中全球经济增长将呈放慢的趋势，国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空间将有所压缩，在这种情况下，放开资源价格、提高资源税、改革相关资源税制等都不会导致资源原料价格过快增长。二是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仍面临较低的通货膨胀形势，甚至通货紧缩会明显抬头，在这种情况下，加快资源价格和相关税制改革不仅不会强化通货膨胀，而且有利于缓解内在的通货紧缩压力。

　　要密切监控几大可能产生巨大“扰动作用”的产品，避免其迅速引爆短期的通货膨胀

　　分两个层级加强监控。第一层级是高度重视监控三大核心“外部冲击产品”(大米、猪肉和石油)；第二层级是对一般性重要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品(如小麦、大豆、油菜、重要矿产原料等)加强监控。具体措施：一是及时跟踪和分析易构成价格冲击的战略性产品的供求状况及价格走势。二是始终不放松加强粮食(尤其是大米)、猪肉、能源的生产；加大能源投资和促进能源结构的不断优化。同时，要大幅度提高战略性物资储备调节能力，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定价权，在国内保障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三是开展生猪期货的研究，拟定方案并尽快试点，建立全球最大的生猪期货交易市场，让这些新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在抵御价格的外部冲击上起到重要的监控和调节作用。■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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