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雪 珥

　　透过大清国股市浮沉，我们依稀看到了今天中国股市的影子，有一些东西至今不曾改变，也许，这也是规律

　　汇丰银行的门前人声鼎沸，初春的外滩还有些许寒意，但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热情。在资本和欲望面前，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与短发的洋人、衣着光鲜的“中产阶级”和短打装束的贩夫走卒，实现了平等。为了便于在人潮中推挤，很多中国人将脑后的辫子盘在了头顶，像座富士山。无数的“富士山”都努力向着汇丰银行的大门挪动，俗称为“红头阿三”的印度巡捕们，在努力维持着秩序。汇丰大楼顶上的英国国旗，在黄浦江的江风吹拂下，呼啦啦地飘扬着。

　　一股难求

　　上述景象出现在1910年3月中旬的一天，是一家橡胶置业有限公司(Kota Bahroe Rubber Estates Ltd)在上海发行新股、进行申购的第一天。

　　股票原定发行时间为上午10时，但面对人潮，银行决定提前开门。上午9:10，第一单交易完成。仅用了一个小时，原定的股票申购指标就已完成，银行不再接受后来者的认购。统计结果相当惊人：价值10万两白银的股票，吸纳了足足160万两的认购资金。

　　大清股民的热情是惊人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每一磅橡胶的开采成本为1.6先令，而市场价为12先令，差额高达7.5倍！东南亚橡胶企业，约有1/3在上海上市，上海成为全球橡胶股市的“发动机”之一。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由著名的麦边洋行成立的蓝格志拓殖公司，面值100两的股票早已被拉抬过了1000两大关。在似乎并没有多大风险的橡胶巨额利差之外，橡胶股票的“高流动性”，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蓝格志拓殖公司携手外资银行联手做庄，先是从银行悄悄地贷款出来，为股东们每三个月发一次红利，每股分红高达12.5两，这相当于票面价值的12.5%。随后，这几家银行又宣布可以接受蓝格志公司股票进行抵押贷款，这些都推动了其股价的飙升。

　　股市的巨额合法利润吸引了大量的大清股民，就连位高权重的租界法院(“会审公廨”)法官关桐之，也要到处托人情才能买到一点原始股。他后来说：“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据统计，被这些橡胶股票吸纳的中国资金，总数高达4000多万两白银，相当于国家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大量的民间资本和国有资金，通过钱庄和票号汇聚到了上海。橡胶股票的癫狂，从上海向全国蔓延，大清国人民终于有机会和世界人民体验一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了，尽管梦中写满的只是“投机”二字。这是一种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地球村感觉：股票发行地在上海，发行者是欧美公司，而股票所代表的产业却在南洋。在大清国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下，老一代人所说的“睁眼看世界”变成现实，而且不只是睁眼看，还能伸手触摸世界的脉搏。仅此一点，就足以令大清国股民自豪和骄傲。

　　刚刚在1909年搬迁到外滩一号的上海众业公所(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当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从橡胶板块开始，在国际证券和资本市场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当大洋彼岸的美利坚跑步进入汽车时代后，盛产橡胶的东南亚成为全球投资热土，而上海证券市场则成为融资的首选。善于积蓄、渴望投机的大清国，则成为世界资本疯狂追逐的对象。

　　股市癫狂引发全民炒股

　　这股橡胶股的热潮，是从伦敦蔓延到上海的，但在上海的表现要远胜于伦敦市场。1907～1908年，由于美国经济危机，其橡胶消费能力减弱，国际市场的橡胶价格一度疲软，在伦敦上市的橡胶公司数量有所减少，1908年只有5家。但从1909年开始，橡胶的资本游戏迅速恢复，并将主战场转移到了大清国，移到了上海。大清国的资本市场由此进入欲望勃发的青春期。

　　大清国极为有限的主权能力，在资本市场上强烈地表现出“心有余、力不足”的无奈。主要由洋人把持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众多的银行、钱庄、票号，无障碍地链接到大清国的各个角落，吸引着那些追逐暴利、或许仅仅是追逐安全的各种资金。

　　外资在上海股市上快速制造着橡胶神话，新的橡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接连不断地在上海上市。仅1910年6月，一个月内就有30种新的橡胶股票挂牌交易，卷走的资金量高达1350万两白银，平均每家公司筹集到45万两的巨额资金。这是一个令伦敦资本市场望洋兴叹、自愧不如的惊人业绩。

　　上市的橡胶公司规模不一，大的在南洋拥有5000英亩以上的橡胶园，如Anglo-Java公司，市值高达180万两白银。但整个上海市场中，市值过百万的橡胶公司只有8家。中等的则可能拥有120英亩。而超过半数的公司，都是平均市值仅为8万两的小公司。

　　那些熟悉中国市场的洋行大班们，纷纷投身这场圈钱运动。在汇丰银行、怡和洋行等著名公司，都有高管不惜辞去高薪职位开设自己的橡胶公司。在资本开始不断加速的同时，橡胶公司的“生产线”也开始加速：少数掌握资源的辛迪加公司，在马来亚大量圈地，甚至连橡胶树苗都还没种下去，就将这些“橡胶园”分割转卖给上海的新公司，收取现金，或者获取新公司提供的股票。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各种经纪和推广机构不惜进行大规模的误导式宣传，至少有3家公司在证交所追查后，承认自己有欺骗和误导投资人的行为，其中一家公司承认将“树桩描绘成了橡胶”；另一家公司经查实，仅在一半的土地上种植了橡胶树。

　　有限的稽查并不能阻止疯狂的扩张。钱庄、票号等内资金融机构积极推波助澜，纷纷降低贷款门槛，不仅给投机者提供信用贷款，还接受股票质押贷款，间接地参与炒股。更严峻的是，钱庄自己也赤膊上阵，利用自己的信贷优势，大发庄票(等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股票炒作。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钱庄、票号卷入，橡胶股引发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运动。上市的橡胶公司为了适应大量低端的大清股民的需要，创造性地将原来50两或100两的股票面值，调低到10两，甚至5两。另一个普遍的行规是，股民可以分期付款，只需支付少量的首期，就能持有股票，余款可以在一个时期内支付完毕。当时就有报章指出，上海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全民豪赌的赌场。其实，自打大清国有了股市以来，股市就一直是张巨大的麻将桌。无论国有企业、公私合营(官督商办)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变着花样做庄，“糊”天“糊”地、胡搞一通，根本没有人去关注诸如企业管理、财务状况等基本面，企业本身只是作为赌具的筹码而已。

　　当时报端上一篇题为《购买股分亦宜自慎说》的文章指出，华人购买股票，“无异乎卖空买空，原价购来，稍增即以售去。其或有贪小利者，或乘其贵而售去，俟其贱而又买进。若其所创之业实系一无依据，则既贱之后必不复贵，有因此而丧资者矣。”股民们“并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知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分，则无论何如竞往附股……至于该公司之情形若何，则竟有茫然不知者，抑何可笑之甚也。”作者担忧，这和西方的股票市场及股份制差别太大了。

　　被人为哄抬起来的疯狂股价，令大清股民们忘乎所以。

　　股灾不期而至 政府被迫救市

　　奔牛总有停下来的时候。

　　1910年年中，随着伦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胶股全线崩溃，其惨烈远超过1883年。此时，精明的老外们早就洗脚上岸了，还泡在深水区梦游的几乎都是中国股民。那些贷款给投机者、自己也大肆炒作的钱庄纷纷倒闭。不少钱庄还挪用了大量存放于此的国有资金，这甚至导致应按时向列强支付的庚子赔款都出现问题，引发摄政王载沣雷霆大怒。在一连串亡羊补牢的处罚行动后，更多与官场过从甚密的钱庄栽了下来，风波蔓延至大半个中国。

　　7月15日、16日两天，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先后倒闭。这三家钱庄滥发庄票，大肆炒作橡胶股票，股市狂跌后，数百万两资金被套，周转失灵，只好关门大吉。

　　形势让人恐慌。外资银行为免遭池鱼之殃，准备收回拆借给中国钱庄的所有资金，这无异于火上浇油。随后，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相继倒闭。

　　在正元等钱庄停业当日，上海市政府就将相关钱庄的有关人员及账本等控制羁押。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决心政府救市。7月18日，蔡乃煌携商会会长(“总理”)周金箴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向上司两江总督张人骏汇报请示，返途中又到苏州向另一上司江苏巡抚程德全请示。当时钱庄的信用已经崩溃，而要从外资银行再借款的话，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担保。张人骏立即电奏中央，北京随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稳定市面。北京外务部将此救市决定照会各国驻华公使。

　　8月4日，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九家外资银行，向上海借出了总数为350万两的款项，钱庄则将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注销。对于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各外资银行并未趁机收取高息，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的人亡政息，合同中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 “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

　　在出面担保之外，清政府开始抓捕各犯案金融机构的责任人。当时最重要的责任人、正元钱庄的股东陈逸卿，因是外商的买办，受到美国政府的庇护，拒绝由中方进行审讯和逮捕。而兆康钱庄的股东唐寿江曾经花钱买过三品的道台顶戴，也算是个红色资本家，两江总督张人骏先请旨将其革职，然后查抄家产。但刚摘掉了这位唐总的“红”帽子，又发现他还戴了顶“蓝”帽子：他已经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拿着洋人的“派司”，是外籍华人。张人骏并不示弱，“依法办事”，查出葡萄牙民法有明确规定，不准他国的官员申请入籍，而唐总是大清国的堂堂三品道员，不符规定，照抓不误。

　　一边借款，一边抓人，眼看在政府的干预下，上海的市面稳定了下来。但股灾幕后，不能完全归咎于市场，政府的一些行为也脱不了干系。

　　金融市场失控 宣统朝三岁而终

　　作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上海不仅集纳了中国民间的大量资金，而且清政府的主要海关收入以及对外的巨额赔款也都集中于此。1904年，大清商务部(“商部”)就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闲着也是浪费，不如在动用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这笔收益可划给商部使用，“可将农、工、路、矿诸政择举行，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下，老佛爷便同意了将上海的国有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研究研究”的范围内了。在上海的橡胶股票投机狂潮中，此笔巨额国有资金，自然也通过“殷实庄号”的渠道，大量流入股市，对股市起到了巨大的哄抬作用。

　　危机的第二冲击波来自上海最“牛”的钱庄源丰润。源丰润老板严义彬不仅是个红顶商人，而且“红得透顶”。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头上；更为牛气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存在官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这位严总名下的资产。这样又红又专的钱庄，在危机中可谓是中流砥柱。官员们也是以维护老严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问题是，“牛”透了的源丰润已经外强中干：严总的另一钱庄德源，在股灾中亏损严重，源丰润的资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丰润其实已经被蛀空。

　　被蛀空了的源丰润，终于被一阵来自北京的微风吹倒。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的最后日期。在还剩9天的时候，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电财政部(“度支部”)，说赔款专用的200万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度支部认为，这是拿稳定市场作借口，骨子里是地方官们“罔利营私”，立即对蔡乃煌进行弹劾，并警告说：“倘此次无银应对，外人必有枝节，贻误不堪设想。”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烦，中央被震怒了，下令将蔡乃煌革职，并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会同蔡乃煌，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所有经手款项缴清。

　　巨额公款提取后，源丰润轰然倒塌，余波殃及全国。清政府无奈，只好又出面救市：一方面，从大清银行紧急调款100万两到上海；另一方面，再由政府出面担保，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两，给各钱庄应对危机。张人骏、程德全等高官，也奉旨亲临上海“灾区”现场办公。

　　宣统朝三岁而终，金融市场的失控是很重要的内因，它直接加剧了商办铁路的困境，导致刚从“牛”背上猛摔下来的大清帝国，最终在铁路问题上出轨倾覆。一边是体制层面的“放火”，一边是技术层面的“救火”，大清国在不断的自我折腾中，迅速地消耗着残存的能量。

　　1913年，在证交所旧地外滩一号，拔地而起一座宏伟的大厦，其主人就是那位在橡胶股票泡沫中大捞了一把的乔治·麦边，他是麦边洋行及蓝格志公司的老板。在乔治·麦边的档案资料中，无论中英文，都似乎把百年前这段叱咤股市的历史抹得干干净净。而这座叫做麦边大楼的建筑，至今仍是上海的地标之一，默默地伫立在黄浦江畔，看江流奔涌、牛去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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