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项重大变革的推出时机，可以清晰地判断出主政者的改革诚意与决心，从而也决定了它的成败。

　　说到垄断型的国有企业，大家都知道它们很赚钱—说错了，不是很赚钱，而是相当赚钱。这个道理，不但中国人知道，连海外的人也知道，所以，它们被称为“红筹股”或“紫筹股”，所谓紫者，即言其“红得发紫”也。

　　不过，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故事是，如果国有企业不及时地进行市场化的改造，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很可能扔到马路上也没有人肯要。今天我这样说，打死你也不相信，好吧，听听下面的故事。

　　话说1948年3月，国民党政权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这时候，宣布搞经济改革。蒋介石邀请著名的地质学家、当过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主刀变革。翁文灏组成了一个空前豪华的“博士内阁”，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毕业于国际顶级名校的博士。这个由精英组成的内阁很快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其中最著名的是用金圆券替代法币，另外一项就是进行国营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行政院宣布对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国营招商局、台湾糖业公司、台湾纸业公司以及天津造纸纸浆公司等五家大型国有企业进行股权的市场化改组，首先将之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向公众出售30%的股份。

　　这五家企业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也最大的国营企业。可是，出乎决策者意料的是，这些“香喷喷”的资产竟成了无人认领的“弃物”。

　　从9月10日到11月初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五大企业股票出售情况相当不理想。总共售出的数额是784.43万元，不到向社会计划出售总数的2%。其中，售出最多的是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共377万元，但也不到计划向市场出售总数的8%；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仅仅出售了5.4万元，不到计划出售总数的0.02%；而天津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可供出售的股票甚至只卖出了4000元，用当时媒体的描述是“景象颇为凄惨”。

　　9月27日的上海《商报》发表社论《国营事业股票为何不受欢迎？》，认为“原因不关发售的技术，而在事业组织的本身”。这篇社论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售股遭遇冷遇的原因。

　　其一是政府出尔反尔，没有信用：“招商局创设的时候本是国营的，后来改为官商合办，最后又收回国营。而现在又要改回官民合营了。”并且，“每次改变都是政府所主动而民股不能参加意见。”“通商、四明、中实、国货所谓小四行也者，本来都是民营银行，政府参加后改为官商合营，现在要把官股收回再改为民营。如此一再更张，投资者觉得毫无保障”，因此怎么可能“踊跃参加”？

　　其二是国营事业效率差，与民营事业无法相比：“国营事业的行政效率，往往比不上民营事业，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不容否认。国营事业既是事业，事业就要讲求效率。而政府偏偏从种种手续上使国营事业不便讲求效率，岂不是事业本身的损失？至于因此而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更非民营事业所能想象。”

　　其三，中国的国营事业获得政府的协助少，而为政府尽义务多，改为官商合营企业后，投资者也要跟着赔累：“例如中纺公司对于布的供应，台糖公司对于糖的供应，招商局对于军差的供应，都是民营事业所轮不到的”，但“政府一纸命令，国营事业便首当其冲”，投资者有顾虑，对于投资国营事业当然会“踌躇不定”了。

　　这一番分析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企业家及普通投资者对改革的判断，其背后其实就是两个字—“失望”，对过去失望，对现在失望，对未来失望。从一项重大变革的推出时机，可以清晰地判断出主政者的改革诚意与决心，从而也决定了它的成败。

　　此案对后世的启发在于，其一，任何改革都必须建筑在信心、信任和信托的基础之上。其二，涉及国有资产的市场化改革宜在宏观景气上扬及政策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如果等到经济危机总爆发或时局发生大动荡，则成效甚微，甚至会产生致命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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