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陈文霆博士、焦守恕教授都是最早进入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留学归国创业者。在事业初创期，他们都曾在生命园的生物医药孵化器里租用了办公室和实验室，致力于将先进的生物技术运用于生物医药产品的研发。

　　现在，陈文霆的乐威泰克公司已经从2人发展到100多人，除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进行技术研发外，还在江苏泰州设立了生产基地；而焦守恕创办的同昕生物技术公司研发的重大疾病检测试剂也即将进入产业化阶段。

　　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生物技术企业汇聚于此，有些是刚刚在园区孵化器里开始技术研发的小企业，有些正在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并将取得的研究成果产业化，更有不少已是在业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如中国领先的生物育种企业奥瑞金、生物芯片企业博奥生物公司等等。

　　一大批希望或正在依靠生物科技创造商业神话的高科技人才，正在将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打造成全球知名的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高端专业园区。

　　从2006年被确立为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起，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已初步形成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较为完整生物医药产业链条，并以生物领域重大项目为主要依托，成为国家级生物产业的“创新”基地。

　　研发集群

　　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国伟告诉《中国投资》记者，生命园有别于其他生物产业基地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而这一点与园区内聚集了中国一流科研院所的重大项目和人才密切相关，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国内顶尖科研机构的相关智力资源。

　　“我们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更加看重的是某个城市所拥有的相关资源。在全球城市中，唯一能与波士顿地区发展条件相比的只有北京。”保诺科技总裁 John Oyler告诉《中国投资》记者。在他看来，北京有相当出色的科学家，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发展氛围是经过多年积累形成的，不是仅仅靠投资形成的，这一点与他曾经工作过的美国波士顿生物产业基地的情形非常类似，如哈佛、MIT、波士顿大学等，都分布在波士顿环剑桥地区，而圣地亚哥的BT(生物技术)企业都聚集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Salk Institute和Scripps研究学院周围。

　　正是凭借这一优势，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各类研究机构。除了国家重点研究机构和项目，如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863”实验动物及病理动物模型中心、国家艾滋病检验试剂生产示范基地以及国际知名生物医药研究机构如丹麦临床与基础研究中心外，园区还汇集了扬子江集团、江中制药集团、养生堂集团、深圳迈瑞等国内知名企业以及美国健赞、瑞士先正达、丹麦诺和诺德、日本TAKARA、德国贺利氏等著名跨国公司的在华研发中心。

　　从美国的生物产业发展来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产业基地的特征就是形成集群效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志能曾表示，这是因为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成本昂贵，风险大，周期长，充满不确定性，新知识、新方法、新领域层出不穷，相关人员必须相互学习，才能保证知识及时更新。同时生物技术企业之间经常需要通过分工配套、合并重组，以此进行定位和增强竞争力。也就是说，产业集群化是一种有效的避险机制和竞争利器。

　　“我们一直走专业化道路，因为生物技术产业在我国还处于成长上升阶段，行业内的实力企业不多，还无法与那些成熟产业的企业相比，最初立园的时候有很多其他行业的大企业要求落户园区，但是我们都谢绝了”，金国伟告诉记者。

　　事实证明，正是这种走专业化道路的选择，让园区逐渐形成了包括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生物医药、医疗产业、医疗器械、生物农业、研发外包在内的几大产业板块，发展成集生命科学研发、企业孵化、中试与生产、成果评价鉴定、生物技术项目展示发布、风险投资、国际交流、人员培训于一体的国际化高科技园区。这里，入园企业能在产业链上找到所需的要素。

　　龙头企业支撑

　　“国际竞争已经开始了，当前生物技术的发展相当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IT技术，当时风起云涌般出现大量的小公司进行IT研究。到90年代后，产业出现爆发式成长，到现在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形成了几个大公司，机会也就相对小多了。生物产业成为未来产业的热点是毋庸置疑的，再过20年，也许人们吃的东西全部是转基因的，就像互联网，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会存在”。奥瑞金种业董事长韩庚辰对《中国投资》表示。

　　1997年，留学国外的韩庚辰回国在中关村创办了奥瑞金公司。2000年生命园创立之后，奥瑞金也成为最早入住创业园的留学人员企业。之后，奥瑞金迅速成长为中国种业三强企业，并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目前，奥瑞金控制了中国相当部分的转基因育种市场。

　　而博奥生物芯片则是国家政策打造的高技术企业。1999年3月，已在美国某公司任首席科学家的程京博士回国，受聘于清华大学，承担了国家生物芯片相关课题的研究，开始了生物芯片技术成果向产业化的转化工作。2002年，博奥生物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2002年度“全球最有发展前景的生物技术公司”。

　　事实上，美国主要的生物技术产业集群，都至少有一个商业化相当成功的龙头企业，如硅谷的Genetech和Chiron、圣地亚哥的IDEC医药、西雅图的Immunex。

　　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也不乏这类企业，除了奥瑞金、博奥等依靠科技创富的新兴企业外，还有不少大型医药企业。

　　创建于1971年的江苏扬子江药业集团是一家享誉中国的大型制药企业，其综合经济效益自1997年起雄居全国制药行业前五强。目前，其北方生产、经营、销售及集团研发全部放入生命园，成立了独资的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暨扬子江北京研发中心。

　　万泰公司是由养生堂集团投资的生物制药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生产体外免疫诊断试剂和基因工程新疫苗已逾10年，2002年被原国家计委列为“国家生物高技术产业示范工程”基地。目前，万泰艾滋病抗体系列诊断试剂市场占有率第一，在血站系统占有率高达58%。

　　诺和诺德是世界最大的生物制药公司之一，在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素开发和生产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他们也在生命园设立了中国研发中心；日本最大的生物工程公司TaKaRa公司也在园区投资建设了宝日医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金融制约

　　“我们2005年来这里创业到现在，都是靠自己的资金”，陈文霆告诉《中国投资》。陈文霆的情况其实也是大多数生物技术企业的普遍情况。

　　事实上，一个成熟的生物产业园区，除了应当具有研发资源、产业链资源外，还有一个环节不可缺少：那就是发达的融资体系。正如李正能所说，“技术不能自动变成产业，风险投资家在BT技术商业化过程中的功劳不可磨灭。迄今为止生物科技发展的历史表明，生物技术产业的成功，最终取决于金融而不是科研”。

　　虽然生命园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入园企业的金融服务，但仅靠园区开发企业的努力效果欠佳。园区开发建设单位、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曙光告诉《中国投资》，“企业普遍缺乏前期资金，我们组织了金融机构来园区，协助双方洽谈合作，但是效果都还不能令人满意”。

　　在我国当前的金融环境下，生物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融资的困难。同昕生物技术公司首席运营官李伟告诉《中国投资》，“生物技术有其固有的特性，不像IT行业，几个人、几个月就可以做个软件或游戏出来，就可以去找投资人，就可以去卖，投入产出非常快。相对而言，生物的技术壁垒高，前期投入大，周期非常长，往往上亿美元的投入才能产出一个新药。”同时，由于技术很难得到非专业人士的理解，获得贷款或者投资的机会也就更小。

　　目前，同昕研发的体外检测试剂已经拿到了有关部门的批文，但就是缺乏“临门一脚”的支持，无法产业化。“我们想申请产业化基金，但先决条件是先有收入，而我们申请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资金进行产业化，没有收入，所以政策的规定就成了一个悖论。现在的情况相当于把我们推向了风投，但国内很少有风投进入到这个领域，只有政策明确给予支持，风投才会跟进”，李伟说。

　　记者采访的企业普遍认为，无论处在哪个发展阶段，资金都是生物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对于研发前期和即将产业化的企业而言则尤为突出。

　　机制创新成为关键

　　“其实，在美国等生物产业发达的国家，大部分也是中小企业。之所以他们的小公司可以成功，是因为有很多机制来帮忙”，李伟说。

　　如企业初创阶段，有天使投资人帮助，还有一个好的退出机制。美国有很多天使投资人愿意投资到医药领域，但在中国很少。在企业的下一个发展阶段，会有更大的投资人如私募股权基金进行战略投资。此外，大公司与小公司还可以就一个项目或一个药物进行买卖。

　　除此之外，美国的政府投资也占了很大比例。“比如对孤儿药的投入。孤儿药所指的是一些针对非广谱疾病的药物，一般商业机构不愿投资，而政府鉴于福利需求以及治疗负担考虑，会进行投资，国家有专门基金将资金拨给进行研发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大多是小型企业，因为他们认为大公司未必有力量去专攻该类产品”。李伟告诉记者。

　　袁曙光表示，“对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应当有相应的不同的金融形式来匹配。”在他看来，可以借鉴以色列的经验：“政府拿出一部分资金，成立一个专门的公司和专家委员会，审查并筛选出有希望的项目进行风险投资，国家拥有股份。用这样的模式，几年就可以扶植出一批企业，同时，创造出的利润可以继续进行投资。”他也指出，这个机制的关键是专家委员会必须是有实际经验的专家。

　　而陈文霆认为，国家的资金应主要起引导作用，关键是要在融资渠道上有更多的灵活方式。同时，这种机制必须由国家主导而不是靠地方政府。事实上，在追逐GDP的冲动下，由于生物技术前期研发很难带来产值，因而并不是地方政府最欢迎的项目。而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这样一个以研发为主的园区，是全国生物产业创新的基础，应当得到更大的政策支持。

　　生物产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在于机制。“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创新的活力大多存在于小型企业之中。实际上，大型企业的标准化管理与创新机制是有矛盾的，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大企业一直在摸索如何保持创新能力的原因，它们有时收购小企业，有时又将其拆分出去，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陈文霆说。

　　对于如何保持创新，韩庚辰指出，中国的生物企业应多与科研机构相结合，还要走出去，保护起来不让外资进来只是权宜之计。他表示，“应当把关键生物技术当成一个系统工程来抓，着重解决几个重大问题，引入招标机制，谁有能力承担就由谁来做，而不是每家分一点，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突破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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