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我，把行走这么简单的事情搞得如此隆重。其实这只是心里耐人寻味的复杂，至于真正走的原由，是我们真的需要一种慢生活，尤其是在大理这个地方。

　　撰文／张新波

　　我在大理古城的街头瞎逛，之所以用了这个“瞎”字，是因为我实在漫无目的。虽然我对这个古城有一点点想象，但以我的经验，凡是旅游景点，都会被人们弄得面目全非或不伦不类。不过这不要紧，因为这毕竟是属于某个特定地区的独有风貌，一定也会有自身的特色。所以我的所见所闻，不一定要大惊小怪，而平淡无奇也正契合了我目前的心境。我发现，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心情松弛。这可以理解为从容，也可以说是无可奈何。

　　小时候，我们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长大了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其实我也没想明白要做什么。只是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有一次，面对这样的考题我迟迟不敢落笔，老师关切地问我为什么？我当时天真地趴在她的耳朵上悄悄地告诉老师：我想做个科学家，但又担心一旦实现不了不是成了说谎的孩子？老师对我笑了笑说：没有关系，不是每个人的理想都一定要实现的。我很不解，不实现，还要理想干什么？

　　今天，我终于知道理想是怎么回事儿了。同时我也发现，理想在长大之后就会变为奢望。因为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孩提时代还不晓得实际到底是啥子东西。

　　在街上，和我并行的是与我沾亲带故的人。他走在马路崖子上面人行道上，我走在下面的机动车道上。他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提醒我，当心别让车碰着！我们并排行走，在整个行进的过程中，他没有太多的话，我也话不多。他走得很快，略微低眉含首，有点心事重重。他和我一起从成都飞到昆明，再从昆明乘车四个小时多一点儿来到了大理。我们到时天已经黑了，于是我和他有点悄悄地进村的意味。这时听他说，在90年代初他来过，当时这里还没有这样或那样。

　　人总得长，城也在变。就像当年他来时也不是这个年龄，心情也不会和今天一样，那时的大理古城也注定不会是这个生机勃勃的形象。

　　我们住在风花雪月大酒店，这个名称特别，大概可以让所有的人都想入非非。因为我也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至于在这个古城上有没有这样的奇遇，那就看艳福的深浅了。

　　酒店门口有一排车，早有人提示我们那就是所谓的“黑车”。果真，我们刚迈出酒店的大门，司机就热情地过来打招呼，说这里距古城还有几公里，须坐车才行。

　　我们很客气地回绝了热情，我和他，似乎都到了要走一走的年龄。走，便是所谓的活动了。事实上，我们也真的需要活动，因为我们日常活动的时间太少而不是太多。日常生活在交通工具里瞧车窗中掠过的风景让人不免有走马观花的肤浅感受，而此时正是晚饭之后，走一走，既可以看景，又可以帮助消化，于是成为我们无可争议的选择。

　　原谅我，把行走这么简单的事情搞得如此隆重。其实这只是我心里的耐人寻味，至于真正行走的原由，是我们真的需要一种慢，慢慢地生活，慢慢地陪着你走，慢慢地知道结果，尤其是在大理这个地方。

　　大理，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少年时我曾经看过无数次的电影《五朵金花》，我记得那个演阿牛的演员叫莫梓江，演金花的是杨丽坤。后来听说了杨丽坤的不幸，那个莫梓江也无声无息了。看电影的当时我还小，对金花和阿牛的爱情的美满不容置疑。但是我现在大了，经过了爱情，也会逐渐地走向衰老。只是听导游一讲起金花的故事，仍让我这个身在大理的过客不由自主地心情激荡了一下。

　　导游对我们滔滔不绝地讲了一路，她身着白族服装，显得十分职业。因为她对大理如数家珍，脸上自觉不自觉地荡漾着职业的微笑表情。她说，白族姑娘从服饰上就可以看出是不是有了婆家，已婚的后面没有飘带，未婚的身后有一个飘带。她说她虽然也带着一个飘带，那是为了工作需要。白族是允许与其它民族通婚的。她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白族，所以，她不仅仅是爱情的结晶，同时也是民族团结的结果。

　　从昆明到大理开车有一段路要走，因为有山有水，尽管马达的轰鸣单调，也会让远方的来客意趣盎然。更何况有一车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不远万里来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一边是沧山，一边是洱海，我在沧海中行走，冀望在大理古城中找到关于那年那月的影子，但是我没能如愿以偿。穿过一片幽深的街道，面对灯火辉煌的景致，面对一个白色的牌坊，上面竟然写着“洋人街”。

　　来大理之前，我在中国会所又呆了6天。一如往常，这6天里我很少出这个院落。我来的时候成都在下雨，我走的时候成都是个阴天。每次，我都是从成都飞回北京的。这次不同，我将飞昆明，然后转车到大理。

　　不知怎地，现在的我越来越喜欢阴天了。阴天会让我免于饱受烈日的暴晒，也会使气温稍稍降下来一些。这些日子，北京的天气比成都还热。这与我们往昔的概念大不一样了。我想找一个晴天的日子拍片子，拍一个成都姑娘。可是阴差阳错，当各种需要配合的人对上时间表，不巧还是赶上了一个雨天。阴就阴吧，雨就雨吧，于是我索性放弃了户外拍摄的计划，用两盏太阳灯解决了室内的光线问题。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做法，我曾不止一次用过。就像你对女人尽可以说“我爱你”一样，这三个字才是千古绝唱，虽说用烂了，但是屡试不爽。

　　我对中国会所的场景太熟不过了。司空见惯，只是每次身临其境总有不同的体会。那天，我在“渭钓风高”的牌匾下，把一个身着戏剧扮相的女孩子安置在那里时，我有点恍惚，感觉又回到了从前。

　　就是这个场景，曾经请来了某航空公司12名乘务长。也是在这样的光线下，留下了当时她们身着旗袍的婀娜身形和美丽面孔。事隔几年，偶尔我也在飞机上遇见她们中的若干，可是，她们都不是往昔那个模样。各种各样的变故让她们的身心都产生的巨大的变化，我认识她们，又不认识她们了。

　　那天，我看着一个化妆师给这个女孩子化妆，一张素面朝天的脸，被涂抹得五颜六色。我发现我更喜欢那个化妆过程中的某一个瞬间的造型，虽不尽善尽美，但是留有余地。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只是旁观者清，大多时间，人的主体并不清楚应该怎样。一旦那样了，也便无聊了。

　　陈凯歌站在台上，我发觉他的裤子有些褶皱。也许是面料的问题，也许是故意搞成这样。因为是名人，怎样都有他的道理。如果是普通人，就会不含糊地视为邋遢。台下是摄影机和黑压压的人群，等待着《希夷之大理》奠基仪式的开始。领导和明星，组成了一个豪华阵容。明星和名人在某种情况下本质上就是一个背景或道具，他们是一种商业标签，广而告之这件或那件事情的与众不同。

　　领导要讲话，因为下雨，他善解人意地简短了许多。五彩缤纷，云雾腾飞，人们欢聚一堂欢呼雀跃，一哄而散。尽管路不是很远，但是还要乘车奔向风花雪月大酒店的多功能厅。那里，还有更隆重的大戏。

　　就在刚才，人群中，我发现了赵明义。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许还是黑豹乐队的鼓手。这时我记起了那支歌：“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此时，赵明义带着特有的皮笑肉不笑的真诚面孔对我说，昨天他还问我来没来。他说看着我有些老了。紧接着又补上一句：终于有点像30多岁的样子了。这是典型的赵明义式的幽默，即告诉了我无可挽回的现实，又不失时机地幽了我一默。

　　赵明义的老婆站在他身旁，乖巧的样子。她打开手机里她儿子的照片给我看，赵明义也打开手机给我看他们儿子的另一张照片。我发现，无论男人女人，一旦有了孩子，都不知不觉地有了责任心，也会变得更加可爱起来。赵明义不是以往长发披肩的样子，一头短发让他这个做了父亲的男人显得更加成熟庄重。只是，那发梢上已有白发丛生。

　　人要老，人不能不老，看赵明义的时候，我又不自觉地瞥了一眼台上的陈凯歌，他也老了。

　　站在《希夷之大理》新闻发布会和启动仪式的台上，对比刚才奠基仪式上的这位大导演，陈凯歌的形象显然是经过了精心加工处理。谁在处理？也许是陈红，也许是他自己，也许谁都不是。

　　毕竟是大导演，他压得住这个台面。人们记住了他，不是因为他早年和张艺谋合作的《黄土地》，而是那部震撼人心的《霸王别姬》。至于后来《无极》而招惹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就让他显得有点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听说他要为此打官司，后来竟然不了了之。

　　台上是陈凯歌，台下有陈红。作为《希夷之大理》的总监制，陈红在主持人念到名字后也终于走上了舞台。主持人是五位身着白族服饰的来自北京的或许有朝一日会大红大紫的女演员。在台上，陈红仍然焕发着迷人的风采。对比陈凯歌的老态，陈红显得青春时尚。相形这五个女演员，陈红也显得大腕一些。这个超越了洪晃，战败了倪萍的著名演员，终于成了陈凯歌的太太和孩子的妈妈。当时，没有人感到奇怪。

　　我见陈红，是在90年代初期的加拿大温哥华，那时她正在拍《纽约风暴》，这个时候已经传出了陈红和陈凯歌恋爱的消息了。也听说那阵子陈凯歌也来温哥华探班来，只是我们没有见到陈导演。有一天，陈红和吕良伟在温哥华广场拍照，陈红一出场，一袭玄色衣裳，风情万种，让这个风和日丽的异国他乡的宽阔广场更加增光添色。

　　几乎所有见过陈红的人都说她漂亮，看来她也是真的漂亮。不过类似的夸奖一多，便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遗憾的是，日久天长，人们只记住了陈红的漂亮，却忘记了陈红究竟演过什么戏。不过，陈红的拿手好戏就是嫁给了陈凯歌，成功地成为大导演的太太，并且一直过到今天。在陈凯歌的戏中，陈红都有角色出演。一如既往，她的演技没什么突破，但是陈红在商业上的成功却彰显了她的另一种才华。所以，在外人看来，陈凯歌和陈红更像一对商业伙伴，再加上妇唱夫随，肥水也没流进外人的田地，就更成为一种绝配的榜样了。

　　我大概15年没见陈红了，一个女人，15年如一日，形象上竟然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的可能是她的心智，一个本来就精打细算工于设计的女人，运筹帷幄的功夫，被岁月磨砺得更加炉火纯青了。

　　只回答了媒体提出的三个问题，陈凯歌就匆匆告退了。媒体不依不饶地追到后台，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导演早就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时，我耳畔又回响起百胜年代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兵先生富有磁性的男声：“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这个发布会本来就是一场名人秀，编排得像时尚大片，有一种震荡人心的力量。

　　我再一次来到大理古城是一个下雨午后，远山在朦胧中显得扑朔迷离，城墙在阴霾的天色下只留下一个剪影。城墙下，几个游人和一个卖水果的小摊贩讨价还价。与我同行的亲朋好友和我拉开距离，时而走在我前头，时而走在我后面。我拎着相机不停地揿动快门，试图把这个古城我的所见所闻尽收在镜头里面。

　　古城已经不古了，晃荡着多半是外地来的人。一个年轻的外国女人并排赶上了我，我用别扭的英文问她来自何方，她回答说来自捷克。我想起去年我曾去过那个国家，她的出现也让我想起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我看见遮天蔽月的松软的乌云中间，月亮偶尔露一下头，在古城的屋脊轮廓的勾勒下，成为一幅清幽的水墨画。不知不觉，我又拐进了洋人街，又驻足于昨晚来过的唐朝酒吧。因为下雨的原因，也由于时间还早，酒吧户外的桌椅都蒙上了一层防雨的塑料。但是，我依稀听见昨夜推杯换盏的声响，头脑中不断闪回一个个因为大理的夜和酒精作用下而生成的一个个真挚的表情和肺腑之言。

　　黄田拉住了《新周刊》的社长孙冕，孙冕开怀畅笑得肆无忌惮。老黄年轻的太太则在一旁和几个姐姐妹妹打牌。桌上堆满了啤酒瓶子，有打开的，有没打开的。在这个流光溢彩物欲横行的夜以继日，不少人认出了在桌旁喝酒喝得自我陶醉的景岗山。他喝得很投入。一个投入喝酒并且不惜把自己喝多的人，不是一个艺术天才便是一个疯子。在大理古城，不会埋没任何一个天才，也能大度地容纳任何一个疯子。我拍下黄田和孙冕亲兄弟般的恩爱，也拍下了一个试图偷偷拍下别人的摄影人。

　　后来我听说，孙冕经常在丽江。非典之前，这个光头男人在丽江经营了一个自己的天地，出人意料地红火。后来非典来了，那个窝里只留下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守着这一片天地哭了。后来人们演绎说，这个男人经常哭，也就是说，孙冕是一个爱哭的男人。

　　我认为传言一定有误，因为我分明看见他在大理的街头笑，笑得那么无遮无拦。

　　这里有很多我认识的人，也有不少我不认识的人。其实本无所谓认识不认识，因为在大理，每个人都可以不用任何理由地自HIGH一下。

　　在街头，我看见了潘宁，原来她是一个娱记，后来干烦了，转行到一个世界冠军开的体育用品公司工作。当我在街头把相机对准她时，她搂住一个显然是同伴的女孩儿，摆出一个造型默契地配合。后来，我在相机里发现了另一张她的照片，她在喝酒，我忘了是在什么时候拍的。她看了照片后也说，不知道有人在拍她。

　　这个午夜，我还是情不自禁喝了酒，喝了白酒。这时，我想起了一个姑娘，一个曾经约我一同来大理的姑娘。后来，我没来，她自己来了。

　　我这回终于来了。尽管这时大理有相当多的我认识的人，但是我仍然觉得孤单。我要打电话给她。

　　我问她：你爱我吗？她回答：“爱！”这句斩钉截铁的回答让我不由得热泪盈眶。因为爱，也因为不爱。我觉得，爱原本是一种纠结，不经过爱就不知道不爱，不经过不爱也不能透彻地理解爱。人就是在爱与不爱中裂变纠缠，我想到那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是怎样的奢侈啊，我有福享有吗？

　　我看到一个趁着夜色出来向马路上的下水道里倒废水的人，他接连来了几个回合。我看见路边的一个店铺，挂着印有格瓦拉和雷锋画像的T恤衫。和价位标志放在一起怎么看都觉得不太对劲儿。一个容貌姣好的女子迎向我，递给我一张名片，声称有漂亮丰满的小妹妹。我路过几家粉色灯光冲破故意敞开一条缝的大门，随便搭一眼里边，有几个女生闲散地打牌或无聊地等待生意的到来。一辆出租车拉着两名乘客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里面是两双搜寻猎物的眼睛。

　　路过一家鱼庄，玻璃上书写着几行煽情的字眼：“吃鱼的小孩聪明；吃鱼的男人强壮；吃鱼的女人漂亮。”呵呵，夸张！

　　突然想起，白天的时候，我曾对着几位白族姑娘按下了快门，她们的美丽让我感动。在沧山洱海间的空谷回响中，我有点微醉。我注意到这些女孩子们身后都有一个飘带，人们都叫她们金花。

　　花落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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