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损害工人、投资者、国家利益的“民主”行为满足了韩国强悍工会文化对政治权势的贪婪   

　　文 《环球企业家》记者  沈莹

　　2009年8月初，正值韩国闷热多雨的季节。但8月4日至6日的三天时间里，位于首尔浦项钢铁大厦的双龙汽车总部却在一种更高的温度中，感到极度深寒。

　　8月4日，双龙总部的员工们交头接耳，神色慌张。就在两百公里外，位于平泽市的双龙工厂正在上演一场燃烧弹横飞的血战。尽管在工会文化盛行的韩国，每年都发生11000多次工会组织的罢工或游行，参与人员多达近400万人。然而，在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SERICHINA)院长、韩国博士朴胜虎看来，平泽事件却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工人暴动—愈演愈烈，难以收场。

　　当晚，警方将部署在该工厂的警力从3000名增加到4000名，试图清理工会留下的障碍物。然而，据工厂所在的平泽地方警察局负责人赵贤透露，在工人占领的最后一个厂内，工人们守着8400公升油漆和稀释剂，扬言“同归于尽”。“如果没有这些危险物料，我们早就强行控制局势了。”赵贤说。

　　在最激烈的时刻，上千名罢工者在工厂内点燃汽车轮胎，挥舞着铁棍，向警察抛汽油弹，警察则举着盾牌，动用凝固弹，一种会让中弹者全身临时麻痹、身体僵硬的武器。霎那间，工厂烟雾弥漫。同一时间，双龙汽车工会干部的妻子上吊自杀。事态在8月5日9时50分达到巅峰，韩国警方不得不动用直升机，空降特种部队。

　　之所以演变为史上最惨烈的工人暴动，一定程度上因为这本是一场已耗时70余天的鏖战。今年2月，双龙进入破产保护程序，法院宣布裁员。5月22日，工会便组织工人占领平泽涂装厂，直至8月3日，持续四天的劳资谈判破裂，仿佛燃烧到沸点的能量，瞬间爆发。

　　但从更深层次来看，一家进入破产程序的公司本不应有如此超出常规之举。平泽事件揭示出韩国工会文化性质的裂变。“韩国工会从维护工会成员利益的初衷变质为被众多政治势力所利用的政治团体。”朴胜虎对《环球企业家》说。

　　尽管很多国家都拥有强势的工会传统，尤其在汽车业，这种伴随着现代制造业兴起的独特组织展现出对管理层及公司战略的影响力。然而，韩国所代表的东方工会的发展路径，已经冲破了现代商业运营的规范。

　　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暴动终于在8月6日被韩国政府强行“平仓”。双方达成协议，在974名需要裁员的名单中，48%的人得以保留，但需要无薪休职一段时间，52%的人将主动辞职或被安排到其它公司。即便如此，历时76天的罢工还是给双龙汽车带来了惨重损失：1万4千辆整车的生产停滞，高达17.7亿元的资金人间蒸发。

　　“这场损害工人、投资者、国家利益的不合理‘民主’行为仅仅满足了工会管理层对于掌握政治权势的贪婪。”朴胜虎无奈地表示。

　　传统？非传统

　　在平泽暴动所引发的舆论焦点中，其最大股东、总部位于上海的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备受关注。不过，上汽在这三天的气氛与平日无异。据上汽内部人士透露，双龙如今的暴动和上汽集团并无直接关系，虽然上汽名义上仍是双龙的第一大股东，但自从双龙汽车今年年初进入回升程序后，便托管给了韩国地方法院，上汽在双龙的剩余权益，需要等待韩国法院的最终裁定。

　　尽管如此，对全世界最彪悍的工会文化的陌生仍然是上汽此番海外投资之初的最大败笔。仅从资产质量来衡量投资价值，很可能忽略其它因素。这家长期亏损的韩国第五大汽车企业在韩国SUV市场的占有率曾一度高达50%。即使在不久前，上汽集团董事长胡茂元仍在表示：“目前，双龙的资产还是正值。”但另一方面，他也坦诚，“抵押担保都拿不到，这样的投资环境太糟糕了。”

　　在上汽的经验中，韩国民众对于几大汽车公司持不同态度，合资企业通常会被作为纯粹的国外企业来对待。在其它国家，这种态度极为罕见。

　　事实上，民族国家在内心都难免排外情绪，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保证民族国家生存能力的必备心理状态。韩国工会的问题在于，当这种心态与复杂的商业利益相渗透，将会触及底线。这个层面上，工会是这种民族心态在现代社会的最佳载体。

　　目前，韩国拥有两个全国性的工会，此外，各类产业工会和企业工会不胜枚举。每年，韩国工会都会以“谈判”和“斗争”形式定期向资方要求更多权益。而罢工也基本成为韩国的常态社会现象。但值得关注的是，平泽事件为何在法院介入后一触即发？

　　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工会文化主动背负了太多的精神使命。在数十年的经济发展中，这种文化又渗透进韩国律法。与制度绑定的文化，其兴盛已超出政府的控制力。“因为工会的权益被写进了韩国的法律，韩国政府一度希望对其进行修改，可惜最终失败了。”朴胜虎告诉本刊。

　　根据韩国工会法律，工人通过罢工表达利益诉求是当然的权利，即使在罢工期间，资方也要按时支付工人工资。这种高度保护主义的味道为全球所罕有。在很多欧洲国家，罢工期间开支由工会自行支付。这导致在韩国，罢工不一定是因为对资方不满，有时，只是展示强权的工具。

　　而更可怕的是，韩国的工会在与资方的利益对立、摩擦和斗争中，逐渐抛弃了传统的代表劳方利益诉求的功能，走向了对权力的欲求。实际上，除了双龙工会，韩国的工会组织一直在某些政客的教唆下利用盲目的民族自尊感来攻击外来投资者。

　　长此以往，韩国民众的潜意识形成了这样一种定见：双龙、大宇被外资收购是一种耻辱。而工会的作用在于，以民族性的言论来扩散这种心理阴影。早在通用汽车收购大宇时，民众就认为失去了拯救民族汽车业的机会，当双龙的经营每况愈下，洗刷“耻辱”的时刻失而复得。

　　尽管这种使命的来源相当复杂，但平泽事件还是义无反顾地将其担负起来。

　　工会甚至为此提出了一套可行的操作方案：由韩国发展银行出面控制双龙、大宇两家汽车制造商的股权，将两者联合为一家新的汽车联盟。此举一出，备受业界关注。

　　这并不是韩国汽车业内第一次传出这样的观点，在双龙进入回生程序之后，围绕在韩国发展银行周围的智囊已经给出了类似的解决方案。

　　无奈，平泽事件的爆发最终违背了这一美好的初衷。正如韩国劳动部长官李永熙公开谴责工会行为时所言：“普通的斗争何以走到那种地步，对此我深感遗憾。与其说是为生存进行的斗争，还不如说是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

　　韩国的工会文化正在为打破底线而付出代价。事实上，上汽的经历其实代表着跨国公司普遍的“韩国”体验。近年来，不少跨国公司相继选择撤出韩国市场，包括沃尔玛、可口可乐、家乐福等在其它国家势头强劲的跨国巨头。

　　好在，双龙眼下的处境引发了韩国政府的担忧。很难再有投资者对其表示兴趣，这家曾为韩国骄傲的汽车公司，很有可能就此沦为经济衰退之下，却与经济危机无关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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