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文

　　通过非生产性消费，把农民的储蓄耗尽，从而拉动内需，直接目的其实在于财政的考虑

　　世界上平均的城乡差距是1.5倍，超过2倍的国家很有限，中国现在比较公认的是6倍，居老大的地位。中国之外，世界上其他国家最高的，也就是莫桑比克3倍。

　　如此发展不平衡，不仅仅是制度上的城乡二元结构，更是改革30年来市场化所大规模深化的结果。历史证明，城乡二元，也只有到了市场化改革，才变为僵硬强硬的制度。

　　最近非常推行家电下乡，被当作激活农民购买能力，扩大农村消费，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可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农民来说，家电并不是生产资料，不能带来进一步的收入。通过非生产性消费，把农民的储蓄耗尽，从而拉动内需，直接目的其实在于财政的考虑。

　　家电下乡的真正目的，在于把农民的储蓄也掏出来，这样财政和税收，就有了进一步的税源。财政本来服务于经济，可是如今倒过来，发生了异化和颠转，经济服务于财政，一切措施以扩大财政收入为目的。这是一种杀鸡取卵，涸泽而渔，不计较政治后果，不考虑长期利益的短期行为。长期利益是真正拉动农民经济，授人以渔，如此税源才会不断增加，获得的税收会更多。这就不应让家电下乡，而应让可以拉动农民收入的生产资料下乡。

　　更恐怖的做法，是促进土地流转。让农民把最后的保障卖掉，拿钱出来拉动内需。作为一个政府来说，这是在让农民失去保障，是败家子倾家荡产的最后赌注。为了提高眼前经济效益而不惜代价让农民出卖命脉的做法，将给社会带来灾难、造成动荡。

　　一些人说土地流转有利于解除农民受到的束缚，而更加广泛地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这种说法在30年前的中国改革之初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的境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30年后的今天，大量涌入的农民工让城市变成了饱和市场，城市容纳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刺激农民放弃土地，事实上是让农民陷入放弃赖以生存的根本、同时在城市又无以为业的艰难境地。

　　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之下，中国城市正处于压缩期，而非扩张期，所以对农民的态度更多的是挤压和排斥，而不是迎接。因此农民离开土地的直接后果便是大量农民工的出现将迅速削低自身的商业价值。而“转行”经商对于毫无经济实力也无政治后盾的农民来说又是免为其难。总之政府完全出于想当然的心态来把农民作为经济开发的出路，是不现实的，不可操作的。

　　家电下乡和促进土地流转都是市场化改革。 市场化改革不可能去行政垄断和政治垄断，现已经折戟沙场。市场化改革通过巨大代价，已经获得成就，已经到头，市场化途径或者市场意识形态已经是末日黄花。以城乡二元结构为例，进一步市场化只可能继续拉大城乡之间的鸿沟，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有关部门所公布的城乡差距达到6倍10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市场经济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条件。例如在英国，先有宪政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政治前提。例如工资和利润之间要相对平衡，取决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共和均衡。同样分享地租，也要政府与产权人之间的博弈能力均衡。当政治条件良好，就不会成为扭曲市场经济的问题，会搁置起来，让人觉得不重要，而经济市场本身的运行成为重点，只要遵循经济规律，一切就搞定。当政治条件不良好，那么经济规律就不起作用，市场化改革会南辕北辙。

　　三农问题或者城乡二元结构本来就是政治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必须作为政治问题解决，而作为经济问题用市场方式解决，只会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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