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赵鸿涛

　　“中国在全球金融领域缺乏独立的民间智库，许多国际问题上政策准备不充分，决策缺乏前瞻性和系统性。中国在走向全球化即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过程中，必须有整体的全球经济、政治战略安排，这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关键的问题”。7月22日，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宋鸿兵大声呼吁，中国应该有更多的民间智库，在帮助争夺国际话语权方面贡献更多才智。

　　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代表，民间智库因独立于政府而能发出真知灼见而得到社会的尊重。新成立的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国经中心)目的就在于：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智力，推介“中国模式”，传播中国发展经验，扩大中国软实力。“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是中国数十年摸索和创造的超一流的智慧成果，这个智库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成果卖出去、送出去。中国智库已经有了在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构想。

　　民间智库的冲锋

　　思想产生行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很快就见真招。7月2至4日，中国大饭店激荡着一场思维与脑力的交锋，全球数百位政要、诺贝尔奖得主、中外企业代表出席盛会，进行着一场思维与脑力的震荡，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应对全球金融海啸的策略、跨境投资国际贸易到中国金融安全等等均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研究。这些话题是国际国内决策者和舆论关注的焦点。无疑，这些观点的讨论对中国未来的政策将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这次盛会让中国在思维领域得到涤荡和洗礼，与会嘉宾认为“非常成功”。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加完峰会后说：“我想，美国才应该举办这样的全球智库峰会，没想到却让中国给办了”。

　　这次峰会的主办方就是成立仅数月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家中国目前最高规格规格的半官方、半民间智库机构，对自己的定位是民间智库。纯粹的民间智库环球财经研究院在“全球消费、储蓄与金融安全”专场论坛中大放异彩。这些新成立的民间智库，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讨论。而这次峰会则是他们的初露峥嵘。“小荷才露尖尖角”，民间智库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帮助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这次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给世界造成了巨大影响，中国国内没有一家机构预测得到并提出应对方案，而国外许多机构都早已经对这场外部危机的发生原因和发生过程，如次贷爆发、金融海啸、经济危机有比较多的研究。如果中国早些重视并研究，损失要小的很多”，说起自己当初成立环球财经研究院，宋鸿兵的语气有些沉重。这显示出中国政府决策的不够科学，也显示出中国民间智库的缺乏。

　　宋鸿兵办公室摆放了两面书架，都整齐地摆满了书。深蓝的沙发方方正正地立在屋子中间。他刚回到单位，口中微微喘气，略显疲惫。他身着白衬衫，显得儒雅、睿智、严肃。说话很少，表情平静。

　　“这次，国外嘉宾谈到全球货币制度改革，对中国未来的政策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中国应该慎重考虑。而我们的研究就是看看宏观的国际国内经济是不是出现了这样的机会。”

　　“思想就是竞争，智库的作用就在于争夺话语权，揭示人类社会的活动规律。”环球财经研究院的另一位领军人物向松祚说。

　　智库的竞争

　　民间智库往往是调整一个国家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是反映民间意见、补充完善政府决策的重要保障。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更要广泛征求社会各阶层专业人士的意见，以组织化形式体现出来的民间智库则是重要来源。

　　“官方智库和政府部门主要是应对突发事件、紧急事件，解决当下的问题，因此对政策和运行机制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长远考虑。在国外，这些决策建议都是民间的智库做。因而，产生了一大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而在中国，民间智库的力量还显得单薄。”

　　国外民间智库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企业和社会的大量捐助，以保持独立性、公正性，但我国却没有公共基金的力量支持民间智库的发展。信息来源方面，官方智库较为容易获得各种官方数据信息，而民间智库受限于政府信息公布制度不透明，难找到支撑研究的各种重要信息。民间智库也因为“在野”的身份显得尴尬，难获得与政府的平等“对话”。

　　要拥有话语权，其自身必须坚强有力。而我国民间智库发展时间短，在资金、团队、信息渠道等方面存在问题。企业也要参与激烈市场的竞争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

　　“智库的生命力是他的研究报告”，向松祚说。智库必须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分析报告，能提供其没有的东西，才获得独特的生存价值。

　　因此，“智库生存依靠市场，自然要为解决实际问题而研究”，向松祚说。美国著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以专门为民主党提供公共政策的咨询而著称。

　　“智库的研究是以政策和决策为导向的，不是政策的阐释。因此，智库必须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进行独立的思维和思考。这种研究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学术上推理上，这是智库最宝贵的地方。”

　　因此，智库的课题必须专业而全面，而非泛泛而谈。

　　“官方智库更容易得到赞助，民间更艰难些。但是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不应该有差别。研究成果的高低、研究水平的高下，才是衡量智库的唯一标准。就像大学教授和学者，他的价值在于他的研究水平而不是头衔的显赫，智库也是一样。”向松祚说。

　　所以，从长远看，智库必须真正打好基本功，提供专业、独立的市场报告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这对于中国的智库，无论是民间和官方，都是竞争的利器。而增加自己实力的过程，也是不断影响社会，争夺话语权的过程。

　　有共同气质的人

　　“我们是一群有共同气质的人，我们用全球化的视野、金融的视角、宽广纵深的历史研究思维来观察世界和中国，这是官方智库所没有的。”宋鸿兵说。

　　“研究中国和世界，可以从产业、资本市场和贸易等角度，而我们的研究方法就是货币和信贷，这是左右经济的最重要的变量。我们先看货币与信贷对应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而为企业、政府部门提供解决方案。这是我们的不同于别人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向松祚说。       

　　“智库的研究人员，既要有学术造诣，学养深厚，对基本的经济理论、经济分析工具熟悉，也要对经济和企业和经济运作实操熟悉。单纯的经济理论是不行的，只懂得企业而没有经济逻辑也不行的。”环球财经研究院提出的标准是两者的结合，国际知名智库也是这样的标准——在中国是个很高的标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他既是经济学教授，又是享誉世界的外交家；索罗斯对哲学和资本、经济有深刻的认识，又懂得资金的运作。

　　向松祚这样要求自己的研究团队，而本人就是这样的多面手。他是经济学教授，师从诺奖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更是著名上市公司的老总，如此官产学三者一身的人可谓少之又少。而这恰恰是智库最缺乏的人。

　　在环球财经研究院的客座研究团队里，空军指挥学院少将乔良教授研究中国军事的战略，宋鸿兵研究国际金融，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研究日本政治经济，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研究国际贸易，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摩罗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个个都是在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军事、文化上面有所建树的人物，阵容堪称全面而豪华。

　　国际话语权的问题曾使中国失去了国际上的话语能力，民间话语的兴起才在国际上夺取了中国的话语权。这种变化在“藏独”后发生了变化，民间舆论给了反华势力重击，扭转了精英们单独作战的不利局面。由此，发挥民间智力、民间智库的兴起在决胜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权上应该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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