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

　　文/本刊记者 灿灿

　　“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刚发生不久，哪有那么容易回暖？如果这么容易回暖，这个危机就白来了。”

　　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对此启动了高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引起中外高度关注，这4万亿投资到底有没有起到作用？中国经济怎样才能尽快走出危机阴影？如何看待目前露出回暖迹象的中国房地产业？针对这些近期热点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

　　4万亿投资作用何在

　　《新华商》：此前中央政府为拉动经济走出危机，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其中包含中央直接投资1.18万亿，引起地方大规模地上新项目，您如何看待这4万亿投资和各地的投资热潮？

　　刘福垣：首先来看，这4万亿也好1.18万亿也好，最后不可能都成为货真价实的投资，我估计真正起作用的恐怕连三分之一都不到。真正的投资是货币转化成资本、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过程，如果这4万亿都进了实业，那就业问题不就很快解决了吗？失业还可能像现在这样严重吗？中国政府投资效率低是因为投资体制有问题，很多钱就在项目的层层转包中被层层截留，最后大部分钱进了各种腰包又用别的名义存回银行，能对实体经济起什么作用？这次四万亿投资问题更严重，至少有三分之一进银行、股市、楼市了，很多人私下认为现在投资制造业是傻了。地方上为争项目夸海口的话不能轻信，像中部有的要搞城市群，要搞半小时生活圈修高速铁路，要真干恐怕500亿都不够。

　　《新华商》：据透露，一些省在申请中央投资时说有配套资金，但事后一点都没动，地方说没配套资金，也不会配套，中央投资这些钱会不会不明不白被挪用？

　　刘福垣：应该会有不少钱流失到楼堂馆所、绿化亮化、政绩工程上去，这是我们的吏治决定的，他们为了让上面看、让百姓看，想藉此保住今后三五年的政绩。但即使投到这些方面，也比盲目大修铁路公路要强。以我来看，现在中国大规模修铁路主要还是政府行为，民间企业还不敢也不会投，除非政府给保底。因为从经济规律上看，铁路、公路是经济发展的总结而不是开始，得先有一定的交通运输量要求才能修路，鲁迅说过，“走得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怪象：中国的路是规划出来的，不是人走出来的。中国大部分交通运输量都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大部分欠发达地区没那么大的交通运输量，大规模地修路干什么？

　　《新华商》：据有关部门披露，有的省拿到中央投资以后，配套资金没跟上，所以很多中央投资目前还在各省的账户上，而很多项目到现在都没有开工，您觉得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刘福垣：4万亿投资的主要目标是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规模相当大的资金。但地方起初争项目是为了抢中央投资，自身不一定真有这么多配套资金，另外即使有这个钱，他也要研究投在铁路、公路、基础设施上值不值，能不能收回、什么时候收回，他都得考虑。所以地方即使拿到钱，动手也不会很快，因为投了以后大部分都要亏掉的。

　　这4万亿投资具体是怎么用的，我没有很详细的了解，但我认为即使能投下去一部分，大部分效果都不会好。4万亿投资还是靠投资拉动、出口拉动。

　　《新华商》：您是说这4万亿投资作用不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发展经济走出危机？

　　刘福垣：危机有它的使命，就是要解决生产和消费时空错位的问题。这次危机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生产了却没能力消费，而发达国家却过度消费直至饱和。

　　4万亿投资出现这种局面，应该是预先就能想到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保八”呢？“保八”不等于财富增加、就业提升，如果单纯依靠大力度的投资，别说“保八”，“保九”、“保十”都有可能，但顶什么用呢？要真正发展经济，就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生产消费不均衡、分配不公的问题，让老百姓富起来，有钱消费。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由消费拉动投资和就业，这才是真正好的经济发展模式。

　　内需应是消费拉动而不是投资

　　《新华商》：您认为，中国要刺激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发展，应该进行哪些改革、采取什么措施？

　　刘福垣：我认为，要刺激国内消费，首先要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如果能拿出4万亿投资的一半，也就是2万亿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百姓消费上来了，经济不就好了吗？这次危机是给胖人减肥、给瘦人增加营养。美国原先的GDP是从别人那捞来的，这次危机中国GDP增速下降，但主要是给美国干的那部分，没什么了不起。关键是你得让自己内部消费拉动的GDP上来，来补那个损失。

　　《新华商》：在台湾前期发过消费券以后，后来大陆也在搞各种消费券，您认为发放消费券对刺激内需的作用如何？

　　刘福垣：在危机发生后，第一时间就要进行去库存化，这就需要发消费券，鼓励人们去消费，留住元气搞改革。当然，发消费券就是个治标不治本的缓兵之计，但这总比没有强，因为这样给政府和企业争取了一些调整所需要的时间。在这里我要重点指出，大陆发消费券要给穷人发不要给富人发，因为穷人是想消费没钱，他需要消费券；富人本来就有钱，他消费本来就是饱和的，而且买的产品和服务也都是高档的，刺激他们消费的边际效用并不会太大。

　　城市化才是治危之本

　　《新华商》：中国经济要实现真正的回暖，关键之处在哪里？

　　刘福垣：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什么？那就是城市化，让农民工能成为城市正式居民，他们能给消费提供很大的增量。中国有8亿农民、2.5亿农民工，即便只有2500万人落在城市，光住房就至少需要700多万套吧，那会是多大的消费需求？所以我认为，一年把1%的农民工变成市民，对发展的作用就相当于GDP增长10个百分点，这还用发愁统计保八吗？如果真正解决了发展观和以人为本问题，中国谈不上有什么经济危机。

　　《新华商》：您认为是什么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刘福垣：中国是工业化走到前边了，城市化却落后了。城市化对国家、老百姓有好处，但工业化是对掌握投资权力的人最有好处，因为工程就是钱。可以说，在城市化问题上，政策方面是有一些问题的。

　　现在户籍就是一张纸而已，中国城市化的问题不在户籍而在社保上。中国应该搞真正的社会保障，就是“目标补贴、按需分配”。目标补贴就是当地体面的生活水平，不奢侈也不寒酸，比如说北京是1000元吧，你挣800元就给你补200元，你挣1000元不给你。“目标补贴、按需分配”包含着需要就给，不需要就不给的意思。但现在我们的社保制度，是不需要的也给，但有的需要的却拿不到。正因为不该拿的拿了，比如说有人有几十万元银行存款，却还在单位领几千每月的养老金，这是不对的。

　　《新华商》：您怎样看待今年初以来的经济回暖？

　　刘福垣：现在是有不少人说经济回暖了，但在我看来，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刚发生不久，哪有那么容易回暖？如果这么容易回暖，这个危机就白来了。那些说回暖的人，他们是在从GDP走势看冷暖，但我们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分配关系都没变，所以依然是只看到GDP增长，却看不到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房地产“暖”的是投机

　　《新华商》：在当前经济回暖的迹象中，房地产业比较突出，房价又在上涨，您对房地产市场怎么看？

　　刘福垣：中国房地产现在哪来的回暖，不过是捞了一笔的人再买几套房子而已，而且这次即使回暖也不过是投机的回暖，暖的是投机，不是投资和消费。消费拉动是要老百姓住进房子去，现在房子都在空着有什么用？中国当前的现实，是真正能买得起房子的人早就不缺房子了，但真正需要房子的人依然买不起房子，你能不说这个房地产市场有问题？

　　《新华商》：您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刘福垣：根本问题是产业发展方向错了，所以房价被炒得高得离谱。住宅本来是消费品，但现在是给投资的人盖房子，方向错了。关键是很多人把房子当投资对象了，人们买房实际在买地，房地产成为少数人发国难财的道具了。真正有钱的人早就有房子了，以北京为例，一半以上家庭有两套以上房子，他不缺房子而是用房子发财。

　　《新华商》：这个产业发展方向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刘福垣：政府在房地产业方面是犯了一批错误的，是为了少数人发财故意那么干，一开始就不应该土地批租，不应该收那么多税费，老百姓买套房的价格同时包含70年地租、各种税费、建筑安装成本和开发商利润三大块，这房价能不贵吗？我认为真正房价应该是房子本身建筑安装成本在内的地面以上部分费用，不应该一开始就去交70年地租。如果住房所在土地的地租按年交，这样房价不就至少能降三分之一了吗？房价降了租房费就降了，老百姓有钱敢消费了，经济也就起来了。

　　《新华商》：现在一些政府也在炒地价，比如最近地王频出，您怎么看待政府在房市中的作用？

　　刘福垣：地价主要是政府炒上去的，实际上房地产利润的大头被政府拿了，例如一套房100万元，政府捞60万元，开发商顶多捞40万。租税费都是政府的，只有建筑安装成本加平均利润是开发商的，所以政府捞到好处了，能自己的刀割自己的腕吗？这就是“大财政”，把租变成税了。按理说老百姓明白了可以去告它违法，以租代税是违法的。卖地钱是租，是全民所有。

　　《新华商》：现在中国住宅包含的土地使用权不是终身，而是为期70年，70年以后怎么办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政府还会继续收土地的租金吗？

　　刘福垣：你买房时实际上只是买了房子没买地，只不过是一次性交了70年的地租，租了一块空间而已，期满以后你还得交租，如果你不交租这地不就成你的了吗？这不就私有了吗？地是全民所有的，政府只是批给你70年租地权而已。70年以后房子还是房主的，但地也还是政府的，政府还是要继续收房主的地租。

　　《新华商》：您认为对大众来说，买房和租房哪个更划算？

　　刘福垣：很多人已经被洗脑了，非要有自己的房子，人家买我也买，我挣的工资能买得起房子。但你想，你要买房得是有资本收入的，房子其实是拴住你了，你买了房子对你有什么好处？挣多少钱就应该住多大的房子，你发了财了才去买房子，而且要买带地皮的别墅，单元房是你的吗？上下左右都是别人，哪是你的？你说有产权证那是假的，哪块砖哪块瓦是你的你能动？

　　所以普通老百姓例如农民工和年轻人、产业工人，应该租房而不是买房。买房子是投资行为，租房子是消费行为。靠挣死工资生活的人买房子，只能受开发商和银行的双层剥削。银行贷款给买房人就是为了赚钱，这就是次贷的温床，中国次贷还没暴露，只不过经济发展还好，大部分人工资处在上升阶段，所以短时间没出问题。美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所以房贷出问题了。中国年轻人20年贷款买房子，几十万押在房子上，年轻人有钱应该是提高消费水平和自己的人力资本，怎么能活钱变死钱呢？问题是很多，但只能让他们自己去走，最后是政府和公众两败俱伤，然后再重新调整。人不是教育出来的，是教训出来的，这就是历史。

　　《新华商》：现在流传着要开征物业税的说法，您认为如果开征物业税会对房市有什么影响？

　　刘福垣：现在房子是批租，物业税相当于收年租，所以我认为，物业税一收房价立刻就降下来了。房价降下来穷人有利，但手里有房子的人就吃亏了，因为他花大价钱买了房子，房价下跌就把他套住了。所以现在有话语权的富人，都拼命发出声音，不愿意让房价降下来。

　　《新华商》：现在有种说法，物业税一开征，为了逃避税收负担，就会导致数百万家庭妻离子散。

　　刘福垣：几百万家庭是多少人？为了你这几百万人去毁掉十三亿人的前程？这就是立场问题，站在这几百万人这边，还是站在全国人民这边？你这几百万人少数富人根本就不缺房子，谁让你买那么多套？既然能花钱买房子，怎么不能为这房子缴税？我要是总理，要立刻征收物业税，你有财产嘛！我认为对财产性收入要收重税，应取消劳动收入的个人所得税。

　　刘福垣简介

　　1944年9月2日生于黑龙江省依安县，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81年获中国社科院硕士学位，留该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1986年破格晋升副研究员，1988年起任副所长，1989年获博士学位，兼任研究生院农经系主任，1991年任社会科学院学术秘书，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晋升研究员。

　　1993年秋调任国务院特区办研究室副主任，1995年6月起任宁波市副市长，1997年就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1998年7月任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后兼任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

　　出版的专著有《工农业收入差异》、《农村改革方略》、《明租、征租、除费》、《新发展观宣言》。目前主要研究领域：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运行分析、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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