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

　　目前监管之绳已越来越紧，这虽能让企业放弃危险的场外交易，但不顾需求让企业硬扛风险是否就是必要的选择

　　国务院国资委在2009年5月间表态，有28家央企从事衍生品交易，仅东方航空、中国国航和中国远洋等央企在金融衍生品投资方面的亏损合计上百亿元。

　　此后，国资委连续下发文件加强监管。7月，国资委再次要求央企须向国资委上报金融衍生业务季报，包括持仓规模、资金支付、交割情况、新增业务、盈亏情况、套期保值效果、风险敞口评价。

　　监管力度日渐趋紧。

　　固然，从央企本身来说，其运作在套保巨额亏损上难辞其咎。比如，东航无疑在实际交易价格、交易数量乃至合约结构上，都发生了致命的扭曲。

　　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西南航空在2008年第四季度内迅速重组套保合约，将账面亏损锁定做实，而将套保比例从85%降低到了10%左右。

　　同样是套保，东航的亏损比例远远超过国际同行，尽管其套保覆盖率低于后者。

　　选择套保工具失误，尔后明知失误仍不知如何变化止损从而巨额亏损，需要财政兜底，这些已被业界谴责日久。

　　但硬币还有另外一面。

　　央企场外套保，或者说与投行对赌并不是从2008年才开始，在前几年航油价格疯狂上涨之时，东航等都获利颇丰，其时却未见监管部门的任何举措。

　　危险的种子早已埋下。

　　自2001年《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生效后，迄今为止仅有31家境内国企获得境外场内交易资格。这一规定把大多数有套保需求的国企关在门外。

　　监管部门的思路甚为狭隘：为防范风险不惜一刀切。

　　但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如此方式并不聪明。

　　大门既已关上，国企只能选择两条路，或者被动地扛住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损失，或者场外交易。因为场外交易在国内并没有法律管辖。

　　但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两条路的风险都非常大。

　　“不要认为企业硬扛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损失会少，数字是很惊人的，只不过没有公布而已。”一位金融学教授如是表示。

　　他说的并不道理。正如一些涉外企业因为人民币资本项下的管辖，每年因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同样巨大。一位企业财务总监就公开表示：“出口越多风险越大。”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高额成本，一些自认为多少有些资本运作和期权交易经验的企业大胆与投行对赌。

　　结局现在已经很清楚。

　　目前监管之绳已越来越紧，这虽能让企业放弃危险的场外交易，但不顾需求让企业硬扛风险是否就是必要的选择？

　　市场希望的是更加开放，企业希望的是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这两者与监管思路相悖。

　　业内专家的评述是，目前，其一是放开境外期货交易资格的审批，让有需求的企业都能进场交易，如是，企业通常不会舍近求远去寻找投行做危险游戏；其二，放开境内银行开发各种期权衍生品，让企业能有熟悉复杂衍生品的机会。这样或者更能让企业远离套保亏损。

　　至少从目前来看，未见监管层有任何松动迹象。

　　单纯地禁止可能较易操作，但更智慧的监管政策才是企业和市场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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