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监会纪委书记 王华庆

　　我国经济社会和金融体系都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加强金融生态评价对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十分重要，金融生态评估是推动我国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重要力量之一。

　　好的金融生态离不开全球宏观经济稳定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一年来，金融危机导致的价格扭曲对经济基本面形成了严重冲击，而金融与经济的正向反馈机制加速了经济“繁荣-衰退”的循环。

　　这次危机中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雷曼公司申请破产后，其他国家纷纷对本国雷曼附属机构的资产进行冻结保护；冰岛银行危机爆发后，冰岛政府宣布只对本国居民的存款提供担保。这个现象引出了两个矛盾：一是金融市场全球化，而金融监管本地化；金融发展全球化，而金融救助本地化。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化的今天，金融的发展、监管和风险的处置往往都是全球性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一国的事情，但也是一个全球性课题，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离不开全球宏观经济的稳定，需要各国相互的信任与合作。

　　因此，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国际协调，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是改善国际金融生态环境，防止金融保护主义的重要举措。此次，人民银行、财政部和银监会加入的新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包括之前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等国际金融组织，都是我们和其他国家分享发展经验、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更为高效和透明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很好的舞台。

　　好的金融生态离不开深入的市场化改革

　　前一段时间，有人提出要用“北京共识”来代替“华盛顿共识”，这当然是鉴于我国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的杰出表现，尤其是金融体系的稳定，作出的一种积极的肯定。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对于华盛顿共识是可以“拿来主义”的，应有所扬弃，而不是全盘否定。例如，加强财经纪律、改善收入分配、实施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保护私人产权等，总结起来就是经济的市场化。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提出了这些共识，而它自己没有做到，便完全否定这些共识本身的价值。

　　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诸如出口下降、内需不振、企业盈利滑坡、就业压力凸显等。表面上看是由于外部需求下降引起的，但另一个深层的原因是我国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特殊发展模式的弊端所致。过去30年来，我们一直在推动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但事实上，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并没有减弱，近年来还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政府对土地、矿产等基本要素价格，以及对经济活动的市场准入都有极强的控制力。与其他国家相比，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国有企业占比很高。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和分配模式，造成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和储蓄比例失衡、经济增长与普通居民收入增长不一致、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一旦受到外部冲击，外需下降，经济增长就会急速下滑。因此，我国经济下滑是外部冲击和内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政府主导的经济结构对银行信贷投向也有很大影响。2008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银行信贷高速增长。银行单一企业授信超10%，单一集团授信超15%的比例也大幅上升，很多地区的大额授信已超过全部授信的50%以上，信贷集中度风险突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对银行信贷投向的影响力。政府背景贷款要么有土地抵押，要么有收费权质押，甚至还款来源由同级人大授权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这种借贷担保能力来源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市场准入和费用征收权的强有力的控制，对银行来说风险是相对可控的。因此，要改变银行对于信贷投放的预期和风险偏好，改变一味追求政府背景大项目、大工程的行为，根本上还是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将稀有的信贷资金真正多投向中小企业、多投向民营企业，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好的金融生态离不开有效的公共治理

　　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都是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但地方政府过度干预金融资源的配置，风险处置的成本往往由中央政府承担。这种风险和收益、权利和义务不对称的公共治理结构，会损害地方的金融生态环境。

　　这种损害会带来两个成本：一是银行不良贷款，这是显性的直接成本；二是信贷错配，这是隐性的机会成本。一方面，政府项目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一般都有很强的投资刚性，难以设计合理的退出机制，一旦产能过剩，就会形成不良贷款；另一方面，按照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式，政府过度投资会导致信贷成本上升，形成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我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只是挤出不是通过提高信贷成本，而是降低其他部门信贷资金的可获得性，因此才会有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增长、财政税收的重要力量，更是就业的主渠道。因此，信贷错配的机会成本应该作为评价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可喜的是，2008年以来，中央政府出台的一揽子投资计划，加大了对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很好地体现了公共财政的政策导向。人民银行、银监会也出台了一系列优化信贷结构和投向、支持中小企业和“三农”贷款、推动企业并购和促进国内消费的政策措施。

　　当然，完善公共治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例如，改变地方政府GDP唯上的发展思路，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改革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制度等。总之，只有改善一个地方的公共治理环境和经济环境，才能真正改善这个地方的金融生态环境。

　　好的金融生态离不开完善的公司治理和审慎的金融监管

　　银行信贷是我国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信贷质量的高低直接反映了金融生态的好坏。股份制改革前，由于银行缺乏内在的约束机制，在投放信贷时，事前没有动力去评价项目的商业可持续性，事后也没有动力切实去维护银行债权，加上政府和国有企业在与银行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往往造成大量的不良贷款。

　　股份制改革后，银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治理结构上，引入了境内外战略投资者，股权结构更为多元化，治理也更加有效；业务运营上，大部分商业银行都实现了数据集中、客户营销集中、信贷审批集中、产品开发集中，部分银行还进行了流程银行和事业部制改革；风险管理上，逐步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的体系。这些改革措施确保银行根据商业可持续原则、风险定价原则和自主决策的原则发放贷款，有力地制约了各种机会主义行为。但毕竟我国银行业才刚刚进行了改革，公司治理和内部约束机制还很不完善。特别是银行成为利润主体后，往往会因为董事会利润考核指标的压力大量放贷，而不深入考虑长期的、经过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这也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因此，需要独立的、审慎的银行监管来控制银行这种不审慎的信贷扩张。这也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达成的一个共识。

　　银监会自成立以来，按照管风险、管法人、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大力加强银行业的持续审慎风险监管。一是狠抓不良贷款“双降”。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的17.2%下降到2008年的2.4%。二是按巴塞尔协议，强化银行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资产量占比从2003年的0.6%上升到2008年的99.9%。三是提高信贷资产风险抵补能力。拨备覆盖率从2003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115.3%。四是加强逆周期监管，坚持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相对隔离，加强对房地产市场信贷风险监管。五是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好银行跨区域经营，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到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和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六是加强与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等宏观经济部门以及其他监管部门的合作，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加强跨业监管合作和并表监管。七是密切国际合作，加强和改善跨境监管和监管合作。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一个长期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企业、银行、监管者和学界的共同参与。只要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扩大开放，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就一定能得到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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