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以及苏南的带动下，1986年时的中国商业界正热衷于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的捷径，城市之间各种经济发展模式也越发的多样化起来。

　　文/俞 雷，财经作家

　　在温州以及苏南的带动下，1986年时的中国商业界正热衷于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的捷径。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命名与争论也在1986年频繁地上演。历史将会证明，真正在这种“模式竞争”中胜出的将是更倾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式，但它们的命运亦将多舛，受到的质疑也会更大。

　　安徽阜阳，在1986年炮制出了一种以它的地名命名的“阜阳模式”。这一年，安徽省体改办的陈德邻称“阜阳出现了类似温州的奇迹：兴起了十一万多家庭工业户，家庭工业产值去年(1985年)达六点六三亿元，占全地区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

　　不过不同于历来有重商传统的温州，阜阳走的并不是温州那种“以商促工”的道路，而是相反的“以工促商”。加工户们大多是替别人加工出身，只有少数人才得以成为“推销专业户”。一些加工户偶尔也有走向联合或是做大的，蒙城的胡英臣就是这样一位在当地做大的企业家。是年他已有了三个分别生产砖瓦和水泥的工厂和一个洗染店，固定资产达到了70多万元。虽然这些企业依然还处在萌芽状态，但陈德邻已然是看到了希望，认为找到了“广大旧式农区经济振兴”的新思路。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下当时的苏南和温州。相对于新手阜阳，1986年的苏南和温州这两个工业化的老大哥则发展得更为迅猛。苏南这年就在“横向经济联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动作，光常州就有325家乡村企业加入了全市56个企业群体。这56个企业群体的产值和利税已经占到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一个大头。

　　从数字上看虽然是一片欣欣向荣，但苏南早期的粗放式生产方式此时正在当地受到质疑，一些质次价廉的产品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乡镇工业的三大优势——廉价劳动力、优惠税率和农副产品的吸引力也正在逐步消失，而在资金、管理、技术和人才上的劣势日渐显露。苏南彼时所确定的新策略是向名牌和大生产集结，从小而全的农村工业化走向现代化工业。

　　销售正愈发受到苏南一些乡镇企业家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识到，大规模的生产必须以大规模的销售作为前提。基于这个思路，苏南的产品也已开始走出自己的区域，进军上海市场。彼时苏南的乡镇企业，通常都是从在上海摆地摊卖便宜货开始，然后开始用大量的推销员以举办各种订货会、展销会的方式推销产品。现在，他们开始借助一些名牌，逐步在上海建立自己的专业商场和特色商场。

　　温州模式在这一年则愈发地受到人们的赞赏。这种以家庭工业起家的模式让别的省份的人普遍觉得“学苏南不易，学温州不难”。用当地干部的话说，温州的不少乡村是“家家办工厂，户户生产忙，人人搞流通，处处新气象。”

　　商品经济的兴起，使得温州的乡镇企业和家庭工厂对资金的需求很旺盛。此时的温州，甚至在尝试突破多年来金融制度管理上的禁区。是年，温州十三万家庭工厂和乡镇企业的资金需求量约为7亿元，而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却仅有2亿3千万元，远远满足不了这些企业的需求。当时有人估算，在温州的资金市场中，民间信贷已经占到了36%，集体和个体的自有资金占到了30%，而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约为34%。

　　在民间信贷中，温州古老的信用形式“合会”、“呈会”正在逐步演变成一种筹集生产经营资金的手段。相对于彼时中央对金融的严加监管，温州官方的态度则显得开明许多：“它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拾遗补缺作用，应当允许存在。针对它在资金筹集和使用上存在的盲目性、分散性，我们则应予以引导，同时在规模、利率和期限等方面加以限制。”

　　在温州497个信用社中，此时已经有380多个实行了浮动利率。相对灵活的融资方式和对于民间资本的接纳，为日后温州民间资本的兴旺发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是年，一名叫凌志军的记者注意到了各地方兴未艾的农村个体企业。在冀中平原采访时，他看到相当多的乡镇干部为了保重点的“村办”企业，对个体企业采取了限制措施，可是，真正快速增长的依旧是个体企业。通过调查，凌志军得出了“发展乡镇企业的潜力在千家万户，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的结论。而在城市的发展模式上，凌志军显然对温州模式更为推崇，他写道“人人皆知温州经济的起飞主要不是干部办厂而是能人办厂，但如果干部不能支持能人尽其‘能’，则温州经济断不会获得那样的成功。”这段话里，显然已经概括出了中国经济走向成功所必须采取的特殊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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