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在社会功能发挥上的缺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正面传播

　　■  本刊记者 邱岩 整理

　　“联合国不行了，八国集团的能力也越来越有限，中美应该联合起来有所作为。”2008年11月中旬，在一次私下拜会中，奥巴马对华政策主要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提出“G2”设想。而在2008年7月，也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美国《外交》杂志首先公开提出了“中美G2模式”

　　但在当时，国内大部分国际战略研究机构的第一反应，却是普遍认为是无稽之谈，或者将其猜想为一张“有毒的馅饼”，或者不予理会。

　　一位知名国际问题政策研究人士对此遗憾地说，至少在对等的智库交流层面，对于美国高层决策咨询人士提出的这个重大战略构想，“好也罢，坏也罢，中国研究者在满足国家决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

　　政策影响力的巨大逆差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回忆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他们大部分过去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这些人都是来自于中国重要部门，也有科研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学者。

　　尤其让这位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花费了大概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在贸易上有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在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也深有感怀，“过去30年来，中国智库大部分依然是官方和半官方的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受事业单位改革的影响，不论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还是大学研究机构，都出现了管理混乱和经费困难的问题。”

　　这种背景下，大量海外基金会和在华跨国公司也利用和借助中国智库经费短缺的薄弱环节，纷纷进入中国智库运行体系。某官方智库负责人透露，自己去日本100多次，所有的经费全都来自日本方面。“尽管不能说拿外面的钱就一定替人家说话，但多多少少受到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江涌说。

　　除此以外，智库的管理上也存在问题。江涌说，尽管中国许多智库机构都有事业单位编制，但却是“有组织、无纪律”，“尽管接受政府管理和支撑，具体工作中几乎是无约束运行，政策研究也没有指导思想和立场，不知道为谁服务。”

　　更为尴尬的是，中国智库在向政府部门提供政策研究服务过程中，面对部门利益，常常是“拿人家手软”。一位承接某部门一项改革方案研究的课题负责人说，“我第一次做出方案后，但领导看后不满意。我们只好不断修改数据，直到符合领导的意思。”这样的结果同样损害了智库的声誉和发展空间。

　　被动的软实力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更可怕的是，中国智库软实力的亏空，已经造成了对外话语权的被动。

　　一些官方智库体制内的生存模式，摆脱不了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双重角色，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怎样提出最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一定是其考虑的重点，更多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

　　大学智库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政府对自身研究机构和官方智库的依赖，使多数大学智库对政府部门而言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民间智库批判手段的不当运用是造成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导致其与政府之间缺乏正常通畅的对话交流机制。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中发现，中国智库在社会功能发挥上的缺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正面传播。

　　反映到软实力的建设上，就是议程设置能力和话语权的弱小，难以与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西方智库相匹敌。

　　这方面集中体现在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西方抵制北京奥运、北京举办奥运三个典型案例中，我方发言的权力被剥夺，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更没有自己的声音。“中国的话语总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总在回应西方政府和媒体，总在为自己辩护。”李希光说。

　　国家形象的传播，也因为信息被扭曲而全面失真。李希光举例说，中国的国内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协商，到国外却变成了没人权、没自由、政治不透明；经济政策是经济改革、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到国外也失真为受管制的市场经济、破坏气候和不鼓励竞争；外交政策是睦邻外交，在国外被歪曲为支持失败国家、非洲新殖民者、威胁日本⋯⋯

　　“在西方，政府的政治理念、核心价值观、政策被智库、学界和媒体传播了，通过非政府组织反映的民意迎合政府政策的议程设置需求，就变成了议程设置。而我国这方面非常薄弱。”李希光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在智库这种非政府组织方面面对着巨大的亏空。

　　破解智库成熟的密码

　　“没有一手的数据和资料，没有第一现场的亲身感受，甚至不了解当地的文化社会环境，要做好智库研究，几乎就是建‘空中楼阁’。”结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内政策研究机构的分析失误，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曹红辉指出，一定要推动国内机构走出去实地调研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

　　对于如何推动中国智库走向成熟，专家们也是各抒己见。

　　江涌认为，其一，要规范经费来源。强调智库的筹资渠道可以多元化，但一定要有明确的规则和底线，而且需要透明化。其二，要完善评价机制。扭转西方不合中国国情的研究和学术标准对中国研究机构的束缚。其三，制定智库的行业规范。针对不同类型智库出台宽严相济的行业管理条例，比如官方智库的管理趋于严格，民间智库相对宽松。

　　不是神但也不能是机器

　　面对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状况，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认为这既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同时也存在相当大的改进空间。他特别提到，智库产出的品质，关键在于有没有优秀的、全心投入的专家。这和电视连续剧《暗算》中寻找破解密码者有点类似，最关键的就是找对人，“找对了，可能几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找不对，成百上千人也解决不了问题。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每次都能够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那是神而不是人。”

　　“我们需要的是人，但也不是机器”，国内某新锐智库的负责人戏称。他指出，现在许多国内研究机构，基本上是属于“翻译机器”和“计算机器”，也就是单纯的抄袭翻译国外媒体和研究机构的结论，以及将现成数据套用既有的工具进行加工计算，而研究工具和研究理论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国内独有。在金融危机发生后，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位高官就多次痛斥：许多国际大投行的报告，其实就是在中环租来的公寓套间中，几个人闭门几天抄抄袭袭出来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智库的观点何以仍然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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