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赵鸿涛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却是由英雄演出的，而任何一个成功演员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导演。历史大剧的这些导演们，有很多种称呼：幕僚、幕宾、幕友、门客、谋士、策士、军师、师爷等，最接近这些历史名词的现代汉语词汇，便是“智库”。

　　清代大学者袁枚曾谈过：“古名士半从幕府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这个特殊群体应当是历史最活跃的推动者，因为他们的社会属性、精神特质乃至社会地位，均介于人民和英雄之间，却兼有二者的特性。

　　养士之风

　　“上古逐于道德，中古逐于智力，现今逐于气力”。说这话的是韩非子，他是战国时期人，一般认为，他所指的中古，是春秋时期。

　　“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是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群雄争霸的激烈斗争中，王公诸侯们认识到“士”是决胜的重要因素，“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得士则昌，失士则亡”。因此，他们广收有学问、有技能的人，或精通法家、或通谋略、或精制造、权术、方术、辩术，甚至是会学鸡鸣、像狗盗之类人也为其所用。这种养士之风，在战国时期发展到了顶峰，代表人物是当时的“四君子”——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和齐国的孟尝君。

　　有核心竞争力的门客往往为多家挣抢。这种情况下，贵族们打破了“贵贱尊卑”的社会秩序，“仁而下士”，而不能“以其富贵骄士”。因此，当时的门客中不仅有诸多破落的贵族子弟，比如韩非子，许多底层游民也因此脱颖而出，得到历史的破格提拔，其中就有“脱颖而出”这个成语的始作俑者——毛遂。

　　在赵国兵败长平，秦国大军兵临邯郸，国家危如累卵之时，毛遂的主人平原君准备出使楚国求援，想从3000食客找20个人随行，找来找去也只有19个人勉强能用，默默无闻的毛遂于是自我推荐，在平原君和楚国春申君的谈判陷于僵局时，挺身而出，一番慷慨激昂、有理、有利、有节的发言，扭转了局面。在招呼大家签字时，毛遂讥十九人曰：“公等碌碌，因人以成事也”。有高才便能够高调，那个时代真的很可爱。

　　据《史记·孟尝君传》的记载，那时的门客往往分为三等：有一技之长但不突出的，得几人共室，穿葛制衣服，食无肉无鱼；技能较好的有肉有鱼，有单独的房子；上等者不但独居食有鱼，而且上哪儿都有专车接送——至少享受现在的厅局级待遇。

　　信陵君为了结交看门的隐士侯赢，在闹市中和颜悦色地牵着缰绳站在一旁，等待侯赢和别人谈话完毕，才恭恭敬敬请他上车。燕国的太子丹是通过“节侠”田光的介绍才见到平民荆轲，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贵族们这样恭谦风气，使许多埋名隐姓于民间的有识之士被重新发现。在门客社会中，人与人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进人这个圈，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独立的。

　　但到秦国“四海归一”后，中央集权制建立起来，门客们只能侍奉一个主子了。门客们没有了选择的自由，便失落了较为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精神。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门客服膺的人生信条却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果不能“货与帝王家”就成为清客，依附豪门，以闲情逸趣取悦财势，打秋风，充串客，谓之“帮闲”。

　　中国士人的历史也随之由“四君子”时代进入“四大智库时代”。

　　智者经邦

　　在“智库”成为中国显学和热点之时，草根学者们在网络上评出了中国古代的四大智库，依次是：刘邦智库，曹操智库，李世民智库和朱元璋智库。

　　智库水准首屈一指的刘邦，本人却是学问平平，这位只能领兵10万的纨绔子弟，依靠“初汉三杰”的帮助取得了江山。他评价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治国安民，理财筹粮，不如萧何；行军打仗，克敌制胜，不如韩信。”这是大实话，不过那时高位者能够这样低调，对于有才者也不失为一个可爱的次优时代。

　　曹操的智库屈刘邦之后，却是后者缔造的大汉王朝的实际终结者。东汉末年的三个军事集团都极为重视延揽人才。其中，曹操的智囊团最为庞大，核心谋士就有荀攸、贾诩、郭嘉、程昱、刘晔、司马懿等18位。

　　曹操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武器，是“唯才是举”——用人不问出处，只看才能。其实这只是继承了“四君子”时代的思想，这一点使得这个宦官养子在人才争夺战中，完全压倒了动不动就以汉室宗亲自居、下意识强调血缘出身的刘备集团，以至于诸葛亮后来哀叹“蜀中无大将”。至于孙权，尽管看似人才济济，但大多数是有名无实，因此这些人大多数出自所谓的江南四大家族——顾陆周张，此时，曾经作为历史最活跃推动力的“士”，已经发展成了独立的群体——士族，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反动力。

　　李世民更是将氏族发展到顶峰，这也是他的智库只能排在曹操之后的根本原因，他的智库主要人物也是18人：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虞世南、许敬宗等。李世民深刻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对于臣子的意见，可谓从谏如流，言听计从，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李世民比大多数一把手都做得好，他的唐朝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出生乞丐，贫农、和尚，不学无术的朱元璋，其实是刘邦的翻版。至少能带10万兵的他，手下也有打仗比他行的徐达，治国安邦比他懂的徐善长，出谋划策比他强的刘伯温。

　　“明初三杰”其实未必就比“汉初三杰”差，但时代不同了，大环境已经不那么可爱了：四君子时代，只有逐客令，没有杀士的风气；到了刘邦，只杀武将，文臣无恙；老朱时却把文臣武将都杀了个精光。

　　这也从反面证明：士人作为一个群体，已经逐渐从幕后的编剧和导演，不甘寂寞地走向了前台，开始抢那些英雄人物的戏了。

　　幕僚柱国

　　在明朝那出戏中碰得头破血流的智者们，在下一幕戏中又退到了幕后。

　　这一次，他们退得似乎更彻底，以至于创造了幕后人物的代名词——师爷。他们无官无品，不食朝廷俸禄，但他们用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去弥补那些只知读圣贤书，又不愿意纠缠在案牍劳形中的科举老爷们的不足，在经营属地、社会管理，甚至在军事指挥上出谋划策。

　　他们是读书人，有的是世代相传，有的是科举失意。他们在父子相承或有目的的学习中，熟悉国家政策和法律条文，精通决狱断案之法，深谙世情百态。他们虽不是最后的裁判者，但他们的作用，就是让“五谷不分”的官员来只是履行投签拍板的法律手续。

　　再次退居幕后，也让他们部分找回了失去很久的人格。师爷们不仅有一技之长，而且在办理政务更属娴熟，丰富的官场经验聚集丰厚的人际脉络。师爷们离了幕主可以再找，而幕主如果离开好的师爷，不说升迁，估计正常公务都难处理。清末人汪康年记载了一件事：一个姓金的师爷在知县处负责审判，因知县在背后埋怨了他几句，他就辞“官”不做，任凭知县怎么挽留也无济于事。这位金师爷凭着官场经验和人际捐了个官，最后倒成了知县的上司。

　　地方行政如此，中央六部也不例外。当时各部办事的“潜规则”就是，堂官问司官，司官问书吏。书吏按照朝廷的律例列判案，司官略加润色呈堂官。堂官如果不驳斥，那么案子就算定了。中央政府的六部、地方政府的六房是国家支柱，但这些部门工作的胥吏、幕宾虽不是国家正式官员，但他们是真正办事的人，很多时候甚至指挥着官办事。

　　例如嘉庆九年，有大臣上谕：每问一事，大臣就推属员办理。如问堂官，堂官就说不如司官熟悉，司官则说不如书吏熟悉。这种举国上下都听命于幕僚、书吏的作风一直与清朝相始终，并延续到国民党时期。

　　当然，历史从来不是单线的，在幕僚智库作为一个整体递进发展的同时，作为一个群体也悄然发生着分化。

　　思想勃兴

　　传统意义上的幕僚的目标是，“习得好武艺，卖与帝王家”。通过主人的权势，追求人生的荣华富贵，进而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人既买之，就要有用，因此幕僚们往往是很讲求政绩。一段时间内，不能让主人感受到你的作用，你就得卷铺盖走人，这便造成了幕僚们普遍的急功近利心态。

　　而另外一些幕僚则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的是明朝后期的东林党人。东林党最初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书院讲学，讽议朝政、匡正时弊，逐渐成为有影响的进步的集团。他们虽处泉林之却关心国家命运。东林党领袖高攀龙也说：“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之实念也”。在明朝后期，东林党人多次主政内阁，一度全面掌握政权、军权和人事权。著名草根历史学者“当年明月”在他的《明朝那些事儿》中称，远隔京城千里的东林书院，才是当时国家事务的真正主宰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林学院才是“史上最牛的智库”，它拥有了现代智库的全部要素：引领思想创新又能付之实践，属于民间却能影响政府。

　　清末民初之时处于转折期的历史乱局，“乱世灭顶之灾来临，而滑头甚多，市侩充斥，机会主义、伪君子、鼠窃狗偷之辈大行其道；战士、君子、英雄、磊落丈夫则甚为稀少。”各种幕僚纷纷登场，如纵横家型、思想家型、策士型、现代参谋型等，他们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姿态。这些谋士或幕僚在精神品质是有品级的，上焉者谋国，中焉者谋事，下焉者谋私。上者如孙中山、郑观应、严复，他们是时代的幕僚，所谋超越了政治集团的利益。他们心系天下，目光宏远，更有一些人已经把眼光在民族、未来更远大的地方。

　　郑观应认识到“君主权偏于上，民主权偏于下”，指出宪政文化适用于中国，这种眼界在当时可谓目光如炬。严复出身于李鸿章的幕僚，但是他却翻译西方的学说和理论，主推三民说：鼓民力，开明智，兴民德，成为中国最早一批进行思想启蒙的人物。孙中山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用自己的实践行动部分地实现自己的主张。

　　知名学者伍立杨说：“思想家的影响是潜在的，是后发的”，无论在任何时代，尤其是今天，更需要大格局的思想家，没有他们的引领，整个社会的进步举步维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智库的思想精髓，是他们留给今人的最宝贵遗产，也是我们对当代智库的最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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