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智库发展侧记

　　国家的发展和竞争，首先是战略和智慧的竞争。如果说政府是国家决策的大脑，“智库”则被称为政府的“外脑”。可以说，一个国家智库的繁荣和成熟程度，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国家长远的发展前途

　　■  本刊记者 高韬

　　今年年初，国内一位学者访问兰德公司总部时，无意中发现兰德办公室一面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是用不同的颜色加以标绘的，中国新疆、西藏、内蒙地区都被标上了红色。

　　他问美方研究人员：“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美方笑着回答：“这是我们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是30年后的中国因民族问题可能出现的新版图。”

　　这名中国学者当时就被镇住了。美国人居然在研究30年后的中国，而且在他们的视野里，那时的中国居然会被他们想象成这样的状况！

　　这名学者还感叹道，美国人对中国军队的情况掌握的很详细，包括军分区一级的领导人都在他们的列表之中，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在某次研讨会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张祖谦曾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北大出资搞研究，与北大合作办了一个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但无论在网上还是在北大内部，都找不到该中心的信息。

　　打入中国内部，神通广大的美国人已经做到了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在全球莫不如是。美国在战后崛起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与拥有兰德公司这样聚集高级决策分析专家的智库密切相关。

　　国家的发展和竞争，首先是战略和智慧的竞争。如果说政府是国家决策的大脑，那么“智库”则常常被称为政府的“外脑”。可以说，一个国家智库的繁荣和成熟程度，是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国家长远的发展前途。

　　每个大国的背后，都有一群伟大的智者。大国的崛起，必以大智为导航。荷兰智库精心谋划，为国家创下两百年辉煌，同期西班牙、葡萄牙胸无大志、奢侈享受，百年好戏只是流星；英国智库引爆工业革命，主宰工党政策，英伦踏上发展快车道；德意志统一，资产阶级革命，一战，二战，两德统一，德国六次国运大转折，造就了六家德国顶尖智库；二战后美国智库的发展壮大，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同期“脑残”的苏联70余年就烟消云散；企业级智库上的战略优势，让日本成长为“经济猛兽”。

　　荷兰智库：

　　首创国家智库  小国也有两百年辉煌

　　历史不能给我们答案，却可以给我们经验。

　　翻开1560年的世界地图，我一直很想知道，Cornelis de Houtman当时在葡萄牙干了什么？

　　荷兰人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蛰伏了三年，回国后不久，荷兰就发展成为新的欧洲霸主。

　　原来Cornelis de Houtman是被一群荷兰商人派到葡萄牙的间谍，他回国时拿到了一叠厚厚的资料，这正是葡萄牙称霸一个多世纪的秘密——香草群岛航线图。这群商人在他回国后立即成立了一家公司，叫荷兰东印度公司。而这家公司从打破葡萄牙人的香草贸易垄断开始，带领荷兰创造了两百年的辉煌。

　　简单地说，智库就是由一群专家为决策者出谋划策、并提供解决方案的机构。从这个定义上来说，四百多年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有一部分职能就是国家智库。从世界第一个跨国股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兴衰之道，可以看出国家智库对大国崛起的重要性。

　　荷兰是几乎白手起家的国家。14世纪时总人口不到100万，其中约有20万人从事捕鱼业，除此以外就是一穷二白，风车是用来排水的，郁金香那还是暴富起来后的玩物。在16世纪末期的大海上，飘扬的是西班牙、葡萄牙的军旗。弱小的荷兰怎么在缝隙里觅食呢？

　　荷兰东印度公司为荷兰开了个方子，药名叫商业垄断。

　　1520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发现了麦哲伦海峡不久，东印度公司就向麦哲伦的东家西班牙政府买断了麦哲伦海峡的航行权，其他商人对此极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控制了这一航道，就意味着控制了东西两个半球的贸易。

　　有两百年的时间里，荷兰垄断了当时利润最高的香料市场，茶叶、丝绸、瓷器等市场的大部分也在他们手上。得益于东印度公司的成功，弹丸小国持续了两百多年的辉煌。17世纪初，荷兰人靠垄断获取暴利，而美国在1869年才出现托拉斯，最近十几年黄光裕才发现进场费的“奥秘”。

　　1602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纯粹经济组织的公司，其操作模式也成为今后两百多年欧洲列强海外扩张的组织样板。最鼎盛的时候，这家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拥有超过150艘商船、40艘战舰、五万名员工、一万名雇佣兵的军队，股息高达40%。但真正握有实权的只有十七人，被称为十七绅士(Heren XVII)。

　　这十七名智者，拿东印度公司作为荷兰发展的模版，不仅为荷兰的扩张出谋划策、提供解决方案，而且身先士卒，亲自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发展设想。

　　在管理上，人口少的欧洲人想到了“以华制亚”的手段。1619年，东印度公司占领雅加达后，百业待兴，急需劳力，于是看上了勤劳的中国人。首任总督占·彼得逊说：“这个共和国必须吸收华人占多数，才能生存下去。”这个公司千方百计地招徕中国移民，甚至派遣武装船只到中国沿海劫掠人口。虽然东印度公司也贩卖奴隶，但中国人即使是被抓到荷兰，做的却是平民，甚至是一般管理者。

　　1760年前后，东印度公司对当时中国首都北京和最大商业城市广州老百姓的收入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月收入大约为2两银子。

　　东印度公司可谓掌握着荷兰的经国之术，一位东欧年轻人在东印度公司当了几个月的船长。一年以后，俄罗斯站起了彼得大帝，世界版图上则站立起了俄罗斯帝国。那位年轻的船长，便是彼得大帝，在东印度公司的这几个月里，他不仅学会了造船，更偷学了荷兰人经世济国的“技巧”。

　　1799年，由于于荷英之间战事不断，东印度公司倒闭，英国取代荷兰成为了新的世界霸主。失去了东印度公司以后，荷兰也开始走下坡路。今天的荷兰，除了在同性恋结婚、足球赛场偶尔出彩以外，已经在众多的中小国家里“泯然众人”了。

　　英国智库：引爆工业革命  主宰工党政策

　　1761年，英国皇家学会悬赏发明新型纺织机。获奖的条件是要能“一次纺6根毛线、亚麻线、大麻线或棉线，而且只需要一个人开机器或看机器。”

　　这一悬赏令的现实背景是：1733年以来飞梭的运用，使得纺纱机速度远远跟不上织布机，当时一个织工往往需要六至八个纺工供给面纱，纺纱技术成了发展棉纺织业的瓶颈。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1768年，钟表匠凯伊发明水力纺纱机；1769年，具有实用价值的阿克莱水力纺纱机被大规模推广；1779年，克隆普顿发明能纺出精细而又结实棉纱的骡机；随后又有英国人发明自动棉纺纱机。

　　短短十余年，纺纱机速度提高了100倍，于是轮到纺工开始抱怨织工的速度慢得“吐血”了。直到1785年卡特莱特发明速度提高40倍的水力织布机，这才纺、织平衡。

　　英国纺织业从此便在大机器生产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成为工业革命的领头部门。这一轮军备竞赛式的纺织技术升级，扣动扳机的人是英国皇家学会，为英国工业革命发挥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英国皇家学会，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从未中断过的智库，为英国政府机构提供建议，包括科学的发展目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科学教育的关系等。1660年刚成立的时候，它还是个一无所有的NGO，后来则成了以女王做保护人的私产，智库的成分大打折扣。

　　英国人自己承认的最早的现代智库，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左派思想库——费边社。说起费边社，现在知道的人也许不多，但在一百年前可赫赫有名，大文豪萧伯纳，写过《隐身人》和《世界大战》的科幻小说家威尔斯，英国哲学家、工党领袖拉斯基等都曾是费边社的核心成员。它是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主义”团体，LOGO是一匹披着羊皮的狼。

　　1900年，费边社参与英国工党成立，成为工党中颇具影响力的会员。1906年工党改组，费边社实际上掌握了工党领导权。现在的英国工党就是主张费边主义的政党。

　　当前英国智库数目之多，“超出了人们的一般估计”。英国智库虽然都标榜独立和非营利性，但因为资金不足不得不依附于政府或某个主流政党。目前中左派智库主要包括费边社、青年费边人、公共政策研究会、史密斯研究所、新政策研究所、改革中心等。中右派智库主要有亚当·斯密研究所、经济事务研究所、政策研究中心、社会市场研究会、企业中心、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全国社会研究中心等。非党派智库有“狄莫斯”公共政策研究所、金融革新研究中心、财金研究所、海外发展研究所等。

　　德国智库：

　　六次国运转折   六家顶尖智库

　　在欧盟某次会议上，法国总统萨科齐曾嘲笑道：“我们已经行动了，德国人还在思考。”

　　盛产马克思、尼采、黑格尔的日耳曼民族，的确是一个喜欢思考的民族。拥有186家智库的德国，是全球智库的一大高地。而每当国运出现大转折、需要重新思考的时候，一个又一个和官方关系密切的智库便应“急”而生。

　　上世纪初，德皇威廉二世认为拥有“广阔”的殖民地是帝国发展必需的前提。1908年，德国殖民地研究所在汉堡诞生，这是德国首家智库。该机构搜集殖民地情报，为皇帝提供方案。二战后，该研究所更名为汉堡世界经济档案馆(HWWB)，研究世界经济和德国经济发展。该所现有职员182人。

　　1908年至1918年，是德皇统治的最后十年，当时德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洲、北美洲，殖民地是“鸡肋”。正值第一次崛起之际的德国，想和英法俄重新划分全球势力。1914年，旨在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的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IfW)诞生。该所现有职员156人。

　　1918—1923年，德国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马克平均每三周内就贬值一半。1925年，兴登堡当选为魏玛共和国总统。同年，德国经济研究所(DIW)为研究商业周期分析与预测而成立。该所现有职员215人。

　　作为一战战败国，德国在国际上处处受到协约国的束缚。为了突围，1926年，专门研究德国和其他大国关系的研究机构莱茵－威斯特法伦经济研究所(RWI)诞生。短短十年，德国就摆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恢复了政治大国地位。RWI现有职工83人，重点工作还是跟踪和预测德国和重要工业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形势。

　　1949年，西德成立，百废待兴，国家面临未来何去何从的重大思考。慕尼黑伊福经济研究所(ifo)当年应运而生。ifo被称为“德国政府智库”，位居六大智库之首，现有职工165人。重点跟踪、观察、研究和分析德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和变化过程。

　　1990年，两德统一，但货币统一造成东德经济崩溃。哈勒经济研究所 (IWH)当年为重建东德课题而生，任务是跟踪、分析和研究德国东部地区以及中欧、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

　　有意思的是，虽然六大智库大名鼎鼎，但和德国政府之间也并非总是琴瑟和谐。2007年，德国经济部长格罗斯就将御用智库DIW扫地出门。此番被除名，DIW不仅形象大损，每年政府补贴也大减。业内人士认为，这是DIW的凯恩斯主义左派学者影响了德国经济部门的决策。

　　美国智库：

　　主导政府决策  决定世界未来

　　美国所谓的“三权分立”的权力体系，显然只对国内政治而言，那么，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实际权力究竟是在谁手里？

　　答案只有两个选项：议会、总统以及政府部长“体制内”的权力者；此外，就是外交学会以及三边委员会、兰德公司等类似机构组成的私人秘密网络。

　　作为美国政府重要智库，外交学会是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对外政策宣传与研究机构。自1921年成立以来，所有美国政府都以它提出的政策作为自己的外交政策。历任美国总统中，有不少就是外交学会的成员。有学者指出，美国政府不过是外交学会的执行机构，这一秘密网络才是在美国真正掌握权力的幕后政府。

　　外交学会曾为美国政府制定过以下政策：通过纽约库恩·洛布银行资助列宁建立苏联；通过支持南斯拉夫对抗苏联，苏联瓦解后使之解体；让美国卷入二战；指导战后重建和创建联合国；颠覆前苏联、伊拉克；入侵古巴；延长越南战争时间。

　　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是外交学会的意见，“遏制理论”也是外交学会的产物。北约组织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爵士曾说，北约的目的就是要“将苏联排除在外，将美国人拉进来，让德国人处于底层”。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总裁何慕理说，“美国政策是由智库制定的”。CSIS本身就常参与影响美国政策的制定，比如奥巴马政府奉行的“巧实力”外交就出自CSIS。

　　美国对前苏联冷战，是由兰德公司提出的。美中建交前，兰德公司提出“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建议，最后被尼克松采用。两年前出炉的旨在分三步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十诫》，也出于兰德公司之手。

　　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K街的智库中对国会的影响力最大，国会经常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佐证实施立法。

　　智库学者与政府官员建立紧密的私人关系，政府官员也喜欢依赖智库提供专业支持。比如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员每次访华前，都会到几家大型智库的中国研究单位去征询意见，收集信息。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认识到了这一点，纷纷针对美国开展“智库外交”，以影响美国的政策，为自身利益服务。

　　美国智库都声称是“非营利机构”，但实际上都是营利的，背后大多是一些利益财团。布鲁金斯学会一直以来都被看为是民主党的核心智库。传统基金会就像其名字那样，很传统，是美国智库中保守观念的代表，且明显倾向于共和党。外交学会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关系十分密切，互兼领导成员，都得到卡内基国际和平捐助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很多人认为，美国智库财大气粗，其实它们的钱并没有人们想象的多。像兰德公司那样每年2.5亿美元预算的是少数，更多是像CSIS这样自谋生路，“如果项目立错了，搞不好还得倒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常驻北京高级研究员史天健承认，除去工资，他每年在北京可支配的经费只有一两万美元而已。

　　日本智库：

　　财团法人主导  造就“经济巨人”

　　上世纪70年代，接受日本政府委托研究的智库层出不穷。80年代，不少金融、信息、电信、制造业巨头相继设立智库。90年代前期，是日本智库发展的黄金年代：1996年，21世纪政策构想论坛成立；1997年，东京财团成立；1997年，“构想日本”成立。时任东京财团理事长的竹中平藏，后来成为小泉内阁阁僚，被誉为日本改革的“总设计师”。

　　从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的大腾飞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恢复元气，日本大大小小的智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日本目前共有295个智库，其中又以最近30年形成的依附在财团身上的五大企业智库，被称为日本智库的王牌。

　　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由1974年三井住友集团资助成立，被称为日本思想库的“总管”。这家“半官半民”的思想库，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1946年，松下集团创办人松下幸之助创立了PHP日本综合研究所。1979年，松下幸之助捐助毕生积蓄70亿日元设立松下政经塾，目前已培养了200多名卒塾生(即毕业生)，其中近70人踏入政界，包括参、众议员及地方首长、议员。

　　野村综合研究所，由野村证券在1965年设立，号称为日本第一个现代“思想库”。该所研究范围颇为广泛，大到人类共同面临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小到超级市场、出租汽车等。该所2005年底有员工4400人。三菱综合研究所，由三菱集团资助设立，从事经济、科技及环境等方面政策之研究。

　　日本企业智库的实力有多强？以不在上列的三井住友银行研究院为例。前些年该研究院人数就达到1万3000人，其中研究人员是5000人。而中国最大的银行研究部门只不过十几个人。

　　在日本，还有一类特殊法人，指的是出于公共利益及国家政策上的需要，根据特别法案而成立的法人，它受政府的监督和保护。日本这样性质的思想库很少见，其中最有名的，除了上述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外，还有日本劳动研究机构和亚洲经济研究所。

　　日本防卫研究所成立于1952年，是隶属于日本军队的智库。日本防卫研究所2000年编有179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80余人。该所研究部的任务是“从理论上解决军队管理及运用方面的问题”。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目前它已经发展成为日本研究国际问题的核心机关。

　　2005年，朝野两党看到了自身智库的不足。执政党自民党党中央设有“中央政治大学院”及政务调查会下之“总合政策研究所”，以及地方或派阀之研究组织，如“TOKYO自民党政经塾”、“爱知政治大学院”等。第二大党民主党成立了公共政策研究组织Platon。

　　日本很多智库经费充足。国内某官方智库负责人透露，他最近短短几年就去过日本100多次，所有的经费全都来自日本方面，没有一次是自己掏钱，而且也掏不起。

　　不过日本智库也有一个最大的短板，就是对外交战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同为发达国家，外交政策的研究却几乎是美国智库的第一要务和贡献。而日本却属于密室政治。与此相对应的，便是日本“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历史传统和国际形象。

　　欧盟：

　　总在批评政府 总在呼吁团结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欧盟本身的智库也开始出现，比较有名的是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欧洲亚洲事务研究所以及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和欧洲政策中心等。

　　尽管欧盟智库大部分经费来自于欧盟的资助或者会员缴费，却永远不停地在干两件事：批评欧盟如何如何政策不行，呼吁欧盟内部要加强团结。

　　2009年4月18日，欧盟重要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协会指出，欧盟对华政策毫无成效，“欧盟在同中国打交道时，还是把中国当成一个发展中国家来对待，而不是一个已崛起的经济政治强国。”

　　欧盟智库还总是苦口婆心地劝欧洲要一个声音说话。2008年8月，欧洲对外关系协会呼吁27个会员国团结一致采取行动，避免因俄格冲突影响欧洲和平。而其研究员福克斯曾经批评道：“欧盟的关系就像是一局棋，27个棋子挤在棋盘一角，争吵着走哪一步棋。”

　　苏联：

　　社科院“脑残”  大帝国“身残”

　　如果一个国家的智库系统出了问题，可以视为该国的脑袋开始进入“脑残”状态。

　　有后人总结说，苏联改革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苏联思想宣传部门和其他利益集团分裂，而苏联社会科学院对休克疗法负有很大责任。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被戈尔巴乔夫视为西方来的聪明学者而倍加礼遇，而俄罗斯完全听信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药方，结果造成近10年的大灾难，其损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大。可怜的苏联，没有倒在德国纳粹希特勒的铁蹄下，却倒在了美国人的思想炸弹上。

　　作为苏联思想的看门人，“脑残体”苏联社科院由于不作为，没能坚守住阵地，有一些研究员还为西方抛出的一点蝇头小利而为虎作伥。

　　也有一些对苏联忠心耿耿。1993年，上述“休克疗法”的始作俑者来瑞士日内瓦大学做讲座。在场的一位俄罗斯知名学者、原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巴托夫，突然站起来提问。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质问萨克斯，“我的祖国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立即退场。

　　萨克斯一脸错愕。阿巴托夫退场后，萨克斯却说：“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好，而就是刚才提问的那么一批共产党的老朽在阻碍我们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改革方案受挫”。

　　前苏联最有实力的三大研究机构是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马列主义研究所。苏联解体后，部分机构经改造后得以保留。最近的十年石油价格高涨，俄罗斯智库呱噪得比较多，大部分是反对西方、俄罗斯复兴之类的话。由于俄罗斯领导人的铁腕手段，俄罗斯大部分智库沦为替官方“背书”的境地。

　　如今俄罗斯安全与军事研究机构组成相当繁杂，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还有外国资助的；既有政府层面的，也有科学院系统的，还有军事院校所属的。90年代后期，西方资助的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东西方研究所、美国传统基金会等许多国际研究机构相继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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