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环财沙龙是由环球财经研究院、环球财经杂志社主办的月度高端论坛，主要参加者为环球财经杂志社编委会、学术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成员，环球财经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有关专家等。

　　该沙龙以探讨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为己任，尤其侧重于在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发展道路上遇到政治、经济、金融、社会乃至文化问题提供分析和解决思路。

　　为迎接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的举行，环财沙龙于日前再次举行，在探讨近期国内外重大经济时政问题的同时，也期望能为本次与会者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宋鸿兵：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货币战争》作者

　　向松祚：环球财经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环球财经》杂志总编辑

　　摩罗：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乔良：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少将，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学术研究部主任

　　白益民：日本经济模式研究专家，《三井帝国在行动》作者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以下为本次沙龙的节选内容)

　　宋鸿兵：中国智库大有可为

　　面对全球的新形势，中国特别缺少一个现在能真正代表中国，未来能够走向全球化，甚至成为全球领导影响全球的智库。中国在未来三五十年之内一定会走上这种全球性领导地位的台阶，但是中国智库很缺少这种领军式的视角和观点。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军方研讨会，其中有四位上将，以前都是大军区司令。这些人不管在位的还是退下来的，对于当今世界重大金融经济事件，都非常关心。这让我很吃惊，因为这些人都是行伍出身，似乎不应该是我们这个财经媒体的读者群，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现在很多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一种去了解世界的欲望，对于在未来世界发展潮流之中，如何对中国进行定位的问题，都非常关心。

　　比如说有一位老将军就提出，他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到底应该买什么，然后他甚至提出一个比较极端的观点：如果让目前的经济学家们都下岗，这个问题是不是能解决得更好？这当然是个开玩笑的说法，但我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现在各行各业的人普遍在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思路。而这种发展思路跟目前学术界的许多主流看法是不一样的，大家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认知水平和现实需要是有差距的。                

　　两周前，我参加了江苏一个研讨会，来的都是江苏省各地市主管金融方面的市长。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未来到底该怎么发展，说白了就是中国未来的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

　　以上是两个高端人群。很多基层的老百姓，比如普通投资者，也很关心手上的财富应该怎么来保值增值。在未来全球动荡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家也非常关心未来发展的大势。

　　从各个方面我们接受到的信息来看，中国上层、中层、下层普遍关心，在未来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无论从市场空间来看，还是对舆论引导方向来看，我觉得我们的智库都是大有可为的。

　　在中国全球化的过程中，能够拥有中国人独特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去认知和了解这个世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须要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而且要用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来引导整个社会。这是我们大的思路。

　　乔良：提防美国给全世界“下套”

　　在香港回归之前，撒切尔夫人说了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她的这句话可能很绝对，可能让中国的思想家们非常不舒服。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出现大的思想家，没有产生引领世界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思想还震动不了西方人。

　　没有新思想就没有新的模式，包括军队也是这样。

　　美军现在典型的模式是什么呢？在过去的近十年里，美军把“网络中心战”的思想全面地摊开给全世界看，让全世界看清楚美国的作战模式。接下来全世界都开始按照美军的模式来打造各自的军队，投入了庞大的军费，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美国军队却更知道什么地方该花钱和不该花钱，在美国的军队中，现在还保留着286、386的电脑，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美国人把全世界都诱惑上了“网络中心战”的道路，自己却将钱花到了别的地方，比如说研发电磁脉冲武器这类电子设备的克星。美国人涮了全世界一把。

　　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人只发射了一枚电磁脉冲炸弹，就把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摧毁了。后来很多记者知道这种炸弹的效果非常好，就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这么好的炸弹为什么不多使用一点，否则战争不早结束了吗？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那不行，我们要把它留给更强大的敌人。这其中就包括中国。

　　从军事领域引申到经济领域，我认为有同样的道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给发展中国家贷款的时候，要求这些国家按照美国人制定的金融规则来改造它的金融系统。最近二十年，中国也在不遗余力地在学习美国的“华尔街模式”。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真实的情况是美国人并不遵守这些规则，于是爆发了金融危机。

　　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一定会拿出新的模式。那么我们就应该吸取教训，学聪明一点，打提前量。在美国人拿出新的模式之后，尽快解开其中奥秘，别再落入别人的“圈套”。

　　张明：争取货币体系重建的主动权

　　我们最近和很多来自欧美投行、政府的人进行了交流，很多人都判断到今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市场会企稳。美国这么多方法都用了，如果下半年金融市场再不企稳，除了打仗就没招了。

　　现在从很多具体指标来看，也有企稳的趋势，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今年下半年新兴市场整体资本会向外流，但是中国有可能会重新面临资本流入的局面。第一，从经济基本面来看，中国比其他国家都好，特别是4万亿的财政一下去，今年一季度4.6万亿信贷一下去，短期的增长形势很好；第二，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经过两年的调整，已经重新具有吸引力；第三，人民币现在兑美元预期重新分化，判断升和贬的都有。以前如果说是长期升值趋势造成大量资本流入，前一段说未来的贬值趋势导致资本流出，现在这个因素已经不发挥作用了。

　　从去年年底开始，在美元可能中长期贬值下，中国政府开始明显地构筑国际金融新战略。这个战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在做两件事：1、到现在为止，已经和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总额6500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本币互换并不是为了帮助对方更好地应对危机，因为对方干预外汇市场需要美元，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进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计价。2、从今年一季度，开始加快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作为计价货币的速度，这将增加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结算比例，降低外贸对于美元的依赖。

　　第二个层面是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东亚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周期、经济结构都不一致，所以只有一个东西能推动东亚货币合作，那就是危机。十年前的金融危机爆发，产生了第一个制度性的协议——清迈协议。次贷危机爆发的结果，很可能产生亚洲货币基金。

　　今年2月份在泰国普吉，东盟十国签署了金融稳定行动方案，提到两点。第一点是把东亚储备基金从800亿元提高到1200亿元；第二点是建立一个常设的监测机构，对于整个东南亚宏观经济进行监测，从而将资金的动用和条件进行脱钩。其实东亚储备会加上这个监测机构，就是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的雏形。尽管现在日本人不愿意得罪美国人，不这样叫，实际上就是一个雏形。

　　第三个层面，就是国际货币体系重建，中国以前在这方面很被动。周小川在今年3月份的几篇文章，都是从这方面下手，都是针对美国人对我们的指责。一篇是关于金融市场监管，说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是金融机构的经营过程中有很大顺周期性，主要问题出在美国。第二篇是说中国的储蓄率，中国的储蓄率不是因为人民币的低估造成的，这是在回应“东亚储蓄过剩导致次贷危机”的说法。第三篇文章更明显，要创建一个超主权的储备货币，从而取代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建议超主权的储备货币可以从SDR开始。尤其是第三篇文章，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很大反响，我4月份刚到萨尔斯堡参加过一个全球论坛，就是讲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当时欧美人士对周的这篇文章非常关注，而且他们很密切关注央行下一步有什么动向。针对这样的主题，中国政府做了很多事情。

　　摩罗：应高度强调中国的文化立场

　　中国近代以来很惨兮兮，因为中国人不大有战略思维，所以在国际局势中老是处于很被动的状态。

　　从我们读书人来看，“五四”以后，几乎完全是一个受西学教育的过程，基本上没有中学的内容。中国是在被殖民之后，比较典型地全盘接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国家。有的国家也被殖民，但是未必完全接纳了西方的意识形态，比如伊斯兰国家。

　　一个民族建立的世界模式和意识形态，肯定是为自己民族服务的。而为自己民族服务就意味着对别的民族不利。所以中国这一百年来接受了一个对我们非常不利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我们人人都在其中，谁也难以摆脱，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实际上是一个重新启蒙的工作。

　　比如最近那本《中国不高兴》，强烈批评了中国接受西方意识形态之后，所出现的逆向种族主义。无论说什么事，觉得中国人就是不行，中国社会就不行，那谁行呢？当然西方行，我们这种逆向种族主义的思维根深蒂固。

　　假如我们仍然处于这样的意识形态框架中，仍然这样想问题，那么哪怕迎来了所谓中国的战略拐点，我们仍然拥有不了这样的拐点，我们利用这个拐点做不了事。所以，我们当下的工作就是把“五四”以来所建构的西方意识形态框架解构掉，把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潮要解构掉，要重新树立起我们自己的东西。

　　然后就是建构中国的话语权，不光是在中国的话语权，而且要拿到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人文学术体系在根子上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东西，就是一个权利。我们今天所相信的整个西方意识形态，根本没有真理的含量，只是代表了西方人的选择。

　　我们应该高度强调中国的文化立场，强调中国的国家文化战略，同时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觉得人文学就是探讨价值的，没有国家战略，没有国家利益，认为人文学术是超种族、超民族、超政治寻找的真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进入的误区很严重。

　　白益民：怎样学日本 怎样防日本

　　我们这十几年基本上都是跟着美国模式走。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前，我们基本上是跟着日本、韩国的模式在做。这十几年，日本在金融领域好像比较弱势，但在产业领域仍是不断突飞猛进的。

　　日本没受金融危机太大影响

　　日本GDP第四季度下降很大，这是宏观形势的影响，并不是产业上出现多么大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有报道说丰田汽车亏损几十亿美元，但它是在美国几大汽车厂要倒闭，而它已连续四年利润是在一百亿美元基础上报出来的亏损。我们可以想想，美国汽车产业都出现亏损，那么谁是赢家？

　　美国现在要找本国汽车业危机的替罪羊。舆论一出来，丰田就宣布亏损。因为丰田是一个集团，有十几家关联企业，而且有四五家是世界500强。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转移是很容易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日本汽车产业把美国打得不行，美国要求它做产业调整，日本很多地方不得不隐身，不去争产量第一，更多把精力放在零部件，合资企业、关联企业，把这些利润隐藏到那里去。

　　日本这一套经济体系，是一个财团的模式，是金融和商业，制造业的一种结合体。

　　南人学日 北方学美

　　在美国这种模式只有一家，就是通用电器。美国股市一百多年来留下的制造业企业只有这一家。但是在日本，百年企业有上千家。这背后是一种经济体制，再往后就是文化，这套东西跟中国的晋商和徽商是联系在一起的，有我们老祖宗的身影在里面。

　　包括明治维新，如果跟改革开放对比，还是有一些可比性的。在明治维新开始阶段，也是一个西化过程。可到了中期就出现了国学抬头，到后期主要就是日本国学的复兴。

　　明治维新的思想家，实际上都把王阳明那套东西拿去。王阳明是浙江人，浙江商人的经营模式是和韩日经营文化是相通的。反过来，浙商对产业、金融和商业也是混合经营的。    

　　现在面对一个根本问题，外国商业模式这个中国东西学得到吗？

　　我是这么看的，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是有区别的，学得到学不到在于文化的土壤。比如南方跟日本有相通的文化，可以按照他的模式去发展，比如浙商前一段时间搞浙商银行，也是一种混合的业态。北方从文化基础来说，其实跟美国更相通。

　　日本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真正阻力

　　传统的看法是，日本人执行力强，创新力低。但最近有一个报道，日本现在是全球创新力排名第一。这个创新力的背后是什么？

　　最近十几年，日本在金融上弱势，那么它的资产都用在哪儿了？一个是资源；一个是知识产权。在美国申请专利最多的公司，排名前十位有六个是日本公司。这些钱都用在技术储备上了。包括现在赚钱赚得厉害的液晶产业，都是二三十年前的技术。

　　日本目前积累的技术足够它吃三十年了。中国的技术积累则严重不足，归根到底还是体制上的问题。日本就能够把技术投入很快转变成商品。最后再从商品里面把钱赚回来，再进入到这个里面。这就是财团体制形成的东西，能够形成一个循环。

　　你看电视机、照相机都是美国人发明的，但是到这些东西要市场化或者产业升级的时候，美国人就发现竞争不过日本了。在财团里面，产业链各个地方都有关联企业，而且还有子公司、孙子公司遍布在全球。再看美国制造企业，比如摩托罗拉，十几年前刚有手机的时候，在天津一下投了十几亿弄了一个大厂子，日本开始肯定是分散的，投几百万美金，然后跟你搞一个小合资，等这个布局差不多了，中国市场起来了，再收购合资伙伴的股权。这个搞法，对中国的产业升级阻力特别大。

　　中国产业为什么始终升不了级，一个是自己有问题，一个是被日本通过布局给遏制住了，这个问题日本比美国对我们的压力更严重。

　　日本正在把产业进行第三次转移，第一次转移到东南亚，再转移给中国大陆，现在正向印度转移。印度将来有可能在日本的扶持下跟中国竞争，因为中国的产业没法升级。印度缺资金，日本就像当初给东南亚一样给它日元贷款，拿到日元就得买他的设备，就把他的产业带上去了。

　　日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套思路和方式，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他是怎么做的，我们就知道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日本在怎么做 日本将做什么？

　　我们前一段时间大炼钢铁，需要大量的煤，煤挖多了就会过剩，必然会压制全球煤价，也将影响油价。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收购海外的煤炭资源加快了。中国还想着去收石油的时候，他们现在开始弄煤了。等中国开始经济复苏，煤价又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日本人把煤卖给你。

　　前段时间我们媒体开始炒作“日本不行了”，都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包括说日企从中国撤资。其实不但没撤资，还在加紧投资。最新的例子，三井财团的一个制纸企业，在江苏投了20亿美元。日本造纸业不砍自己的森林，还到澳大利亚去种树，这些都是三井、丰田等财团干的，他们把钱都储备在这里。

　　日本的商社不是简单的贸易公司，实际上是产业投行。综合商社最大的持股方都是金融企业，用商社这个平台延伸到产业里头。最近十年更加明显了，因为商社通过贸易为他开拓渠道、获得资源的功能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很难有新的上升，就需要突出投行的作用。

　　比如最近中储粮在海外搞粮食保障，弄了半天，发现还得靠着日本财团的海外粮食渠道。美国有一个很大的粮食企业叫Yuthavs，在西海岸，在美国是很有名，但是50%的股份是三井物产的。

　　80年代日本跟黑龙江某农场合作，丸红说给我们多少机械设备，你每年要给我多少大豆。日本这些商社，就这样把很多关联企业都调动起来。不仅拿走了你的大豆，我的关联企业也把设备给你了，中国就做不到，卖设备的就是卖设备的，怎么能跟大豆联系到一起呢？

　　中国应该是一个传统的战略大国，但是现在不管是在文化战略上，还是在产业战略上，简直打得一点章法都没有了。

　　5.82万亿去了哪里？

　　——记2009年第二季度金融圆桌会议

　　■  鲍迪克/整理

　　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刺激措施以及信贷扩张起到了多大的效果，它们能否拉动经济复苏，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信贷扩张的结构增长是否有其合理性，会不会引起大量的不良贷款？信贷的结构是不是合理与效率又怎样？地方政府和银行投资的扩张冲动，是否盲动？2009年未来一段时间信贷规模走向以及货币政策，究竟应该往哪个方面走？本期金融圆桌会议以“信贷扩张与经济复苏”为主题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刻而热烈的讨论。

　　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中信银行副行长曹彤进行了主题演讲，国务院港澳办政研司司长艾学峰、商务部综合司司长刘海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剑、中国保监会政策研究室主任周道许、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胡学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宣昌能、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光大银行副行长刘珺、中投公司战略部总经理赵海英、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哈斯及中实集团董事长王天怡、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总裁路跃兵等嘉宾出席会议并参与讨论。

　　(以下为会议记录的摘要)

　　关于贷款增速

　　如果2008年没有贷款额度限制的话，贷款会增加六千五百亿，这六千五百亿很有可能转移到2009年实现。四万亿刺激计划当中，依赖银行贷款大概是一万亿，由于银行部门上半年的贷款增量基本要占到全年的60%左右，因此四万亿成多增贷款大概是六千亿到六千五百亿左右。

　　现在银行存款利率高于资金市场利率，所以这部分套利构成了今年票据贴现超规模增长的主要原因。

　　如果剔除跟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相关的贷款，2008年转移过来的六千五百亿和套利票据融资，正常增长的部分虽然是略高，但处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

　　贷款增长已经到了峰值。五大银行离75%的贷存比控制线还是有一定距离，但中小商业银行已经很接近这条线。目前国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较高，但贷款对资本金消耗是非常大的，资本金对贷款的限定很快就会出现。

　　所以总体看，信贷增长应该在逐渐地回归理性，而且边界的约束条件慢慢会发挥作用。

　　关于贷款流向

　　1到5月份贷款总量达到5.82万亿，77%流向了第三产业，环境和公共设施又占了这77%中的86%。这些项目明显是大企业、大项目在拿钱。

　　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世界性难题。但从我们的金融结构上来反思，主要是大银行多，小银行太少。经济的分层次和金融的分层次是要对应的，要降低门槛，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和专业性融资业。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战略拐点。它促使我们去深刻反思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核心就是金融模式：大项目、大企业拿钱，然后国有的大企业垄断金融体系。

　　贷款正在从大银行向小银行进行梯度转移。5月份城市商业银行、地方性银行的贷款增速明显高于大银行，这不一定是好现象。一个是大项目确实在减少；第二是现在地方政府压力非常大，普遍在找项目，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项目是不是很好，比较令人担心。到3月底地方政府配套项目好多是不到位的，这么多项目拉开以后，如果地方配套资金上不去，最后还是会全部压到银行身上。项目选择不光是保投资，还要调结构、保增长。

　　1到5月份，M2增长25.74%，M1是18.69%。M2减去M1剩下的准货币大约有8%-9%，这块资金存在于金融机构而非实体经济，至少是有部分进入了股市。

　　贷款从生产角度来看，应该向着轻工、终端消费倾斜；从消费角度看，向个人消费信贷倾斜，创造更新的消费信贷工具；第三，要向新兴商品市场倾斜，在那个市场建立金融服务，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金融服务网络，去消耗我们过剩的金融资本。

　　关于贷款风险

　　迄今为止，还没看到银行信贷不良资产的反弹。这一轮贷款70%是中长期贷款，主要是支持大型基建项目，这些贷款的头五年不用还本金，还利息就可以；另外银行经过过去五年的改革，在自律、风险控制方面比1997、1998年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银行贷款不良率大幅度反弹至少要等到下半年，因为大量短期贷款会到期。关键是未来三年左右的时间能不能撑住。如果明年经济回不去的话，就会回到1993年那样；经济一反弹之后，1994、1995年出现大量的不良资产的情况，然后到1998、1999年就撑不下去了，不得不成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去剥离，到后来大量补充资本金。

　　更多问题可能体现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系统性的隐患主要是隐性的财政负债，这块风险目前还不透明，一旦没有控制好，很可能引发财政风险，最后蔓延到金融系统。

　　关于通货膨胀

　　货币的供应总量高了，但货币流通速度仍存在着加速的可能。加速以后，直接表现为股市和楼市上涨，即资产泡沫。美元、日元、欧元都是可兑换的，而人民币是非兑换的。他们的钱可以进来，我们的钱出不去，所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国内有一个资产价格膨胀的过程，下一步的问题是通货膨胀有可能产生。资产价格的膨胀来带动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的路径和以前有所不同。这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宏观经济的模型，过去30年里，人类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事实，就是虚拟经济占的比重太高。我们过去的宏观经济模型，只考虑到货币市场或实体经济，没有考虑到虚拟经济。我们传统上所用的货币数量论和宏观经济的模型，在很大的程度都已经是不实用了。

　　对全球来说虚拟化是个趋势，包括中国也会这样走，但美国可能走得过火了。

　　关于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下一步应该有所收紧，人民银行要提前入手，利率可能不会动。汇率有可能会是一个缓慢升值过程，因为外部的压力暂时还解决不了。

　　随着全球监管的变化，货币流通速度和乘数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使得未来全球想控制货币供应更困难，因为很难知道这个均衡点在哪里，这个均衡可能本身就在流通上。独立货币政策已经很困难，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未来需要很多的协调，这是迫不得已的协调。这种协调是政治、经济和实力互相之间的较量和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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