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仰的《中国没有榜样》的几点浅见

　　■ 万松生

　　陆续读完了刘仰先生的新作《中国没有榜样》，未曾落下一个字。虽然不至于赞成书中所有观点，但的确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深受启发。书中可圈可点者甚多，这里单说可持续发展问题

　　人类像各种动物一样，依赖地球生存。他们获取生存资料的过程难免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人类是行为能力最强的动物，对地球的破坏能力也最强。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所有动物对地球环境资源的破坏，都不超过地球自我修复的能力和速度。

　　西方：最大受益者和毁灭者

　　这种理想状态在人类进入农业发展模式时就已经面临威胁，农业生产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在许多古老文明的发源地随处可见。欧洲殖民者占领世界之后，生产效率千倍万倍地增加，生态破坏的速度也千倍万倍地提高。殖民者在美洲地区大力发展种植园经济，大片森林为了种植糖料和咖啡而遭到砍伐，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导致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给全世界许多地区带来灾害性影响。

　　当然，对于地球环境最为严重的破坏还是出现在工业化过程之中。对于各种工业化资源的无止境攫取，以及农业的工业化改造，给地球的生态平衡带来了严重的考验。消费社会的出现，使得每个人所消耗的资源几乎无限制地提高。

　　前几天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人口仅占全人类的二十分之一，可是每年消耗的能源占全球的四分之一(他觉得美国人负担太重了，语气很委屈)。现代化强国通过工业化生产的优势，实现了军事、政治、资源控制等等各方面的优势发展，从而导致了他们在资源消耗上的优势。以前地球资源的超量损耗，多半被殖民掠夺者据为己有，今天地球环境所遭遇的破坏，主要也是由西方人的过度消费造成的。而且，今天的破坏速度甚至超过了殖民时代。

　　《中国没有榜样》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间，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前10名一直都是西方国家。大气层中70%以上的二氧化碳，由少数西方国家排放。近40年亚马逊雨林消失的面积超过殖民地时期的450年。在巴西被砍掉的树木中，木材50%销往美国，28%销往欧洲；砍掉树木以后种植的大豆，50%销往欧洲；还有一些土地被用来养牛，牛肉53%销往欧洲。换句话说，亚马逊雨林的消失，最大的获益者是西方国家。

　　一位跨国公司的总裁说，他每年仅仅一个夏天，就要消耗三万度电。别以为那些消耗都是给人类和人体带来健康和享受，那种花一百元把自己灌肥，再花一千元给自己减肥的生活方式，是比裹脚布和贞操带更为荒唐丑陋的文化。在如此严酷的攫取和破坏之中，地球只能一天天香消玉殒，人类的生命也因之日益残缺。

　　西方人在用武力、资本和传教推广其文明的过程中，激发世界各国纷起而仿效。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借助工业化方式积累财富，增强国力，以便摆脱西方人的殖民掠夺，并希望通过现代化的发展，过上西方人那样的富庶生活。现代化道路上这些后来者急追直上的愿望，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中国人、巴西人、墨西哥人、印度人、非洲人都要过上像西方国家一样的高消耗的生活，将需要5个地球。

　　人类只剩下“回头路”

　　对于西方式消费的兴起和流行，我们不做是好是坏的评价。但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没有五个地球，只有一个地球，而且，还得跟亿万草木、亿万蚂蚁和狮子老虎共同拥有这一个地球。我们还得面对这样一个直截了当的技术问题：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已经被这几代人折腾得千疮百孔，它还能承受这个高消费模式多长时间的破坏？

　　中国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现在，人类发展之车已经来到了资源短缺、环境濒危的高山之前，我们看不到往前延伸的道路，很可能不得不考虑后撤问题，我们也许只有一条“回头路”。

　　西方社会依然在按照自己的消费逻辑狂奔，要想停下来可不容易。被“全球化”等等一系列西方概念紧紧牵着鼻子的非西方社会，也只能身不由己地跟跑。这个世界早就“全球化”了，要想单独停下来思考一下“回头路”问题，势所不容。

　　《中国没有榜样》显然意在遏止消费社会对于地球和人类的巨大伤害，探索一条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实际上西方社会内部也时有反思的声音出现。比如环境伦理问题、动物伦理问题。但是真正能够为这样的反思提供新的文化资源的，恐怕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文化圈。

　　三年前读到吴蓓女士文章《泰国的“善地阿索”》，这是一篇让人深受启发的长文。泰国佛教徒菩提乐尊者(华裔)创建了低财富、低消费的生活社区，并从事有机农业生产，这种社区被命名为“善地阿索”。他们借助博大精深的佛教资源，在另一个维度上对人类社会的未来进行思考和探索。菩提乐尊者拥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他们已经建设了12个这样的村庄，这在泰国的6000个村庄中占了五百分之一。

　　泰国政府曾经一度压制他们，现在已经改变立场，将他们看作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甚至从他们的事业中看见了未来时代的新曙光。他们应政府的要求，每年为政府培训数以万计的公务员、教师和军人(总之是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群)。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他们所创造的生活模式与社会模式，对泰国社会的发展正在发挥着巨大的正面影响。

　　显然，“善地阿索”不但具有走“回头路”的勇气，而且创造了一个与高消费、高消耗的所谓现代化模式迥然有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从中国文化中挖掘资源

　　刘仰先生的主张，与善地阿索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极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精神资源，希望建设一种看淡利益、看淡欲望，而注重道德、注重和谐的文化，首先从精神上把人类从永无止境的贪婪和掠夺中解救出来，从而瓦解这个疯狂地进行物质竞赛、消费竞赛、军备竞赛的社会模式的正当性和唯一性。

　　看淡利益和欲望，并不是不重视财富，而是让财富在整个文化结构中占据一个合理的位置。刘仰特别强调历史上的中国人最善于创造财富，却又最懂得以道德驾驭财富。古时大量中国人前往东南亚地区谋生，在当地成为最富有的群体。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派军舰去帮助他们进行掠夺，从来没有想过要用那些目标国的财富来养肥中国本土居民。“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以义取利、以德御财的财富观，使得最为强大的古代中国没有成为自然世界和其他民族的掠夺者和破坏者。古代中国对于周边所谓藩属国的影响，基本上是以文化之，不像西方殖民国家那样掠夺财富以自肥。

　　中国传统文化中，融入了古代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宝贵资源，二者在精神深处具有某种契合。中国化的佛教就是二者之间的一条通道。它们注重人与宇宙空间和自然世界相感应、相协调，把宇宙空间和自然世界看作比人类更为复杂的生命现象，自觉地将人与社会的发展，纳入到自然世界的发展体系中予以观照和思考。净土宗和禅宗作为中印古代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思想资源，对于当下这种贪婪成性的发展模式，和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以及地球环境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有非常积极的思考。如果以中印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成为全球化和社会发展模式的主导力量，当今国际社会的强盗逻辑也许不会享有如此普遍的“合法性”，人类的发展模式也许会是另一个面貌。

　　无论是菩提乐尊者从佛教中寻找资源，还是刘仰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这种探索方向我认为是对的。我们在西方文化主导下勇往直前几百年，取得了十分难得的成就，但也留下了许多在西方文明框架中无法克服的问题，确实需要从其他文明中寻找文化资源，来克服和化解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至于过分拘泥意识形态分类，不至于陷入中国与西方、东方与西方、左派与右派之类的意气之争，我们就不难看到刘仰先生的贡献和价值。

　　难题：无解且无奈？

　　当然，刘仰的主张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难题。

　　首先，中国自从“五四”一代贤哲提出“全盘西化”的文化战略之后，我们整个思想、文化、学术体系都已经西化。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提倡改革开放、加入国际大循环的国家发展战略氛围中，中国学人更是由对于西方文化的崇拜发展为对于西方国家的崇拜。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被国人弃之如敝屣。今天虽然有一部分学人企图从中国文化中寻找资源，可是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热爱都已经颇为渺茫。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曾经这样表示他的担忧：“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夫二十年间之不发明，于我学术思想必非有损也。……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

　　从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制定教育法规，规定中国基础教育中废除中国经书课程，到几年后《新青年》杂志提出全面认同西方文化的战略，都在二十年之内。梁启超的担忧恰好一步步成为现实。至于二十世纪末期，当年极尽屠戮和掠夺之能事的西方国家，一个个成为我们的崇拜对象，更是远出梁启超意料之外。这种逆向种族主义思潮，在民族尊严和利益方面，远非“得不偿失”所可尽达其意。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刘仰的主张如何找到生存空间？这是难题一。

　　更重要的难题还在另一面。中国文化虽然具有刘仰所阐发的许多优长之处，可是它在西方的崛起的过程中成了彻底的失败者。正是基于此种现实，“五四”一代贤哲才被迫选择了西方文化和模式。在当今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中国正是仿效着西方工业化发展模式，付出了巨大环境代价，才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和实力，借以摆脱凌辱和掠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果我们转而重新奉行中国文化及其相关发展模式，西方社会依然奉行高能耗、高消费发展模式，中国必将重新沦为西方世界的猎场。除非我们有能力让西方社会跟我们一起奉行以义取利、以德御财，否则我们不但对于后发国家没有号召力，甚至无力自保。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中国没有榜样》尚无完美无缺的解决方案。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我们首先用西方模式自我强大起来，努力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力量，然后再要求全世界改弦易辙，踏上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样的设想在未来时代未必没有可行性，但是对于《中国没有榜样》来说，未免有点无奈。这是思想在现实面前的无奈。

　　尽管如此，依然不可否定《中国没有榜样》的思想价值。思想总是超前的，它一面忍受嘲弄一边呼吁现实的跟进。思想者所能帮助的往往不是现在而是未来，他的主要价值在于瞄准未来的目标做好文化准备。

　　在提出我们主张的同时，也不可忽略其他各种文化的价值。俄国作家契诃夫在谈到文学创作的多样性时说，大狗小狗都要叫。在人类找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紧要关头，大狗小狗都要想办法。地球上每一种文化体系，都应该为此贡献精神资源和智慧。各种文化资源的适用性和配比可以具体研究，《中国没有榜样》所开出的配方也许需要斟酌，但是作者的战略眼光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