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雪 珥

　　清末小说《老残游记》描述了官场百态，矛头直指“清官”的阴暗心理和制度软肋，既是清末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作者刘鹗本人亦官亦商真实人生的写照

　　1908年夏天，大清国正厅级干部(知府衔)兼多家民营公司的董事长刘鹗被“双规”了。曾经的改革风云人物，依靠娴熟的“官商勾兑”技巧先富起来的弄潮儿兼著名作家刘鹗栽了。罪名十分严重：汉奸；处罚也不轻：没收全部家产，流放新疆。

　　从治水功臣到权力掮客

　　刘鹗出身“干部”家庭，其父刘成忠与李鸿章是同年进士，后来混到厅局级(道台)，享受副省级(赏加布政使衔)待遇。刘鹗是家中老幺，从小散漫，聪明过人，喜杂学，什么医学、数学、水利等，学一行精一行，唯独不爱读四书五经。

　　高考(科举)落榜后，作为官宦子弟的刘鹗下海经商，这在当时也算是惊世骇俗之举。年轻的“刘总”先后在淮安开过烟草店、在扬州开过诊所、在上海开过印刷厂，但开一家赔一家，屡战屡败。如此蹉跎到了31岁(1887年)，唯一的成就是娶了一妻两妾，生了好几个子女。

　　这一年，黄河开封、郑州段决口，几任治河官员都束手无策，清政府调来了广东巡抚吴大澄。吴大澄与刘鹗的父亲刘成忠有旧交。刘成忠曾在开封当过知府，还将自己的治河经验写成了书，叫《河防刍议》。刘鹗也喜好水利，他感觉到施展的机会来了。

　　刘鹗关闭了上海的印刷厂，北上投奔吴大澄，出任河督局提调官，这应该是一个介于机关和事业单位编制之间的职位。刘鹗不辞辛劳，“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其“束水攻沙”的方略大获成功。

　　治理黄河成功后，吴大澄聘请刘鹗担任“豫、直、鲁三省黄河图”提调，以协调黄河下游各省的统一治河。刘鹗忙活了近一年，天天“与波涛相出没”，并因此得到山东两任巡抚张曜、福润的赏识。后来经福润两次推荐，刘鹗终于在1895年考取了总理衙门的公务员，成为一名国家机关干部。

　　甲午战败之后，全国要求加快改革开放的呼声很高。刘鹗顺应形势，以激进的改革者面貌出现。他先是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到湖北商办芦汉铁路，但因玩不过盛宣怀的手腕，受排挤落马；随后他又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建议修筑津镇铁路，却被卷入镇江乡党的内斗之中，惹了一身骚。几次碰壁后，刘鹗很失落，于是将重心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帮助地方官或私营企业主跑“部”“钱”进，成为他们的政治顾问和行贿代理人。

　　“权力掮客”刘鹗在北京迅速崛起，成了一“腕儿”。他打点过许多高官，这其中就包括他的同乡翁同和。翁同和似乎认准刘鹗早晚要出事，未雨绸缪地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刘鹗的行贿账，便于将来证明自己在刘鹗的糖衣炮弹前“拒腐蚀、永不沾”。其中，有一笔是这么记的：“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足见刘鹗当时的行贿能量。

　　为外商跑腿

　　赚了大钱埋下大患

　　1896年，刘鹗等到了一桩大买卖：镇江同乡、招商局总办、著名的“欧洲通”马建忠推荐他担任英国“福公司”(Peking Syndicate)代理人。“福公司”是个典型的披着“洋”皮的皮包公司，创始人是一个名叫罗沙第的意大利工程师。罗沙第是意大利首相卢第尼的公子的一哥儿们，老卢第尼曾出使大清，在中国政界有着相当的人脉。通过这样的关系，罗沙第和马建忠成了朋友。在马的建议下，三人在伦敦成立了这家皮包公司，计划以外资名义获得中国开矿许可后，再将皮包公司股份出售套现。

　　这家公司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中国官场都树大根深。意大利驻华公使当前锋，李鸿章做后卫，刘鹗能做的也就是跑腿。当时，大清国严禁外国资本参与矿业开发，刘鹗的“神童”脑瓜派上用场。几番公关之后，福公司找到了一条捷径：先成立内资企业的“壳”，接收煤矿开采权后，再由这个“壳”以煤矿开采权为抵押，向福公司借款，既不定还款期限，也没有规定借款利息，实质上就是变相卖矿。

　　“看见红灯绕着走”，福公司辗转控制了山西的部分煤矿，成功装进“中国概念”，大英帝国的银行家们纷纷解囊购买“福公司”的股份，“皮包”公司转型成功。

　　如法炮制，福公司顺利地控制了多家煤矿。福公司在中国的业务迅猛拓展，刘鹗出力很大，帮着上下打点，收入自然也不菲。富起来的刘鹗先后在上海办起了自己的商场、纺织厂，但令人纳闷的是，八面玲珑的他自己做老板却不灵，生意多以失败告终。

　　1900年春夏之交，华北爆发义和团运动。帮着外商勾兑政府资源的刘鹗，被相当一部分保守派人士看做是“汉奸”，协办大学士刚毅就曾翻出福公司山西旧案，要求将刘鹗就地正法。所幸他在上海租界躲过一劫。

　　八国联军入侵后，与洋人关系不错的刘鹗，来到北京负责战后赈灾。当时，通往南方的粮道已经断绝，大清国的国营粮仓又掌握在沙俄军队手中，北京开始出现粮荒。刘鹗出面协调各国公使，以赈务会名义从沙俄手里买大米，再以平价售予民众。而这，成为他日后被定罪为“盗卖国家粮食”和勾结洋人的“汉奸”的重要证据。

　　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连番折腾后，大清国保守派几乎全军覆没，改革成了主旋律。刘鹗的官商勾兑生意也越做越好。除了继续为福公司效力外，他还和日本人合作在东北开设盐场，违反国家政策规定，将盐大肆走私到缺盐的朝鲜，牟取暴利，也帮了日本在朝殖民当局的大忙。他还利用内幕消息，串通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等，先行在长江下游的浦口购进廉价的沙洲，后来朝廷宣布津镇铁路从镇江延伸到浦口，消息一出，地皮狂涨，赚了个盆满钵满。

　　小说与人生

　　1903年，有了钱的刘鹗突然写起了小说。据说，他是为了资助一个哥儿们——钱塘(今杭州)人连梦青。连某与湖南“自立军”首领沈荩交情很深，“自立军”妄图颠覆大清政权，是当时不折不扣的反动组织。沈荩被捕后，被棍棒活活打死，据说是慈禧太后亲自下的令。连梦青受沈案牵连，多亏西方使馆帮助，从北京逃到上海，在报社做记者，勉强糊口。稿费是连梦青的唯一生活来源，但入不敷出。新生富豪刘鹗想帮他，可他性格孤傲，拒不接受钱财。刘鹗便想写本小说送他，由他卖给商务印书馆的《绣像小说》，得些稿费赡养家中老母。

　　这么弯弯绕的一个投名状故事，造就了后来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作为一位官商勾兑的高手，刘鹗写起腐败来，自然得心应手。事实上，这部“谴责小说”的谴责重点并非腐败，而是“清官”暴政。小说主人公铁云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以刚毅和山西巡抚毓贤为原型的“清官”，在“不贪”、“清廉”的掩护下，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用人血染红顶子。刘鹗的矛头直指“清官”的阴暗心理和制度的软肋，令这本痛骂“清官”的《老残游记》成为不朽的名作。

　　当权的改革派们，内心里应当是同意甚至赞赏刘鹗批清官的“高见”的，大凡能以改革者姿态攀上高位的，无不有过人之处，也多是贪渎高手。但刘鹗表露所出来的那种道义上的高姿态，也是他们难以接受的。

　　然刘鹗的高姿态没能保持多久。1908年，袁世凯调任中央工作没多久，大刮廉政风暴，整风立威。高调的刘鹗撞在了枪口上，以“私集洋股，揽买土地”问题被查，所有历史问题都被翻了出来。这一劫，刘鹗没能再侥幸逃过。成因官场，败也因官场，但凡权力能成为商品的地方，大抵如此，倒也符合因果相报之说。

　　《老残游记》里的铁云看透人间冷暖，洞悉官商百态，但刘鹗本人似乎还是没能懂透政治，抑或明白得有些晚。他从事官商勾兑，有两大失误：一是在大清国固然可以玩“政治—经济学”，但只能打“擦边球”，他无论是为福公司开矿还是与日本人贩盐，都是明显的“界外球”，还愣冲冲地站在舞台正中自鸣得意，丝毫没有政治头脑和自保意识；那些真正拿利益大头的，却都明智地躲在幕后。二是刘鹗有点“名妓”做派，明明艳帜高张，却摆出一派清纯样，没有及时选择真正的大树好乘凉。他涉猎的生意，多是大手笔，利益之丰厚，完全可以找到中央级的大鳄撑腰，但除了福公司业务他靠过李鸿章的荫庇外，其他生意，其官面上的合伙人都是小虾米，无力自保，更无力保他。

　　流放到迪化(乌鲁木齐)一年后，刘鹗便中风而死，年仅53岁。三年后，大清国也同样急性中风而亡，应了他在《老残游记》自叙里所说的：“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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