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贵儒

　　雷丁(S.G.Redding)教授的这本《华人资本主义精神》属于优秀的经济学史著作，我这么说，是因为书中所涉及的海外华人企业的模式已在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企业家们或者产业转型，开展技术研发；或者转战内地，进行新一轮的尝试。

　　这本书的开创之功是不能抹杀的，作者试图模仿社会学大师韦伯。后者从新教伦理中发掘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提取了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偶然生产的，它发轫于宗教改革，企望救赎的新教徒把尘世中的劳动当作取悦于上帝的义务，对他们来说，职业是神圣的。为了能成为上帝的选民，他们选择了禁欲主义的处事方式。这样，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车轮发动了。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令世人惊叹不已，如何解释这一经济奇迹？从天时、地理、人和三方面看：20世纪60年代，正值西方新一轮产业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如四小龙均有良好的港口，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为西方技术型企业提供外包服务。在世界体系的格局中，四小龙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实现了经济的飞跃。

　　纵然这些理由都是令人信服的，雷丁教授依然觉得，应该深入发掘文化中的资源，因为这些华人企业(包括韩国企业)都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产生和发展的。雷丁教授认为，儒家文化通过家庭、关系网等组织是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源泉，不妨称之为“华人资本主义精神”。

　　要理解什么是华人资本主义精神，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有何不同，首先得了解一下华人家族企业的特征，因为正是这些企业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成功了，其他民族、其他类型的企业的优势没有显现出来。

　　作者认为，华人家族企业所展示的企业精神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一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新的形式，其核心价值观是“儒家文化”，对应于“新教伦理”，“儒家文化”是海外华人企业的经济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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