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班加罗尔、新加坡、东京、特拉维夫这些地方不再只是旅游胜地，而是已经成为客户、合伙人和员工的聚集地”

　　文/阿尼尔 K·古普塔

　　制约跨境贸易与投资的障碍正逐渐消除，人们对于国外客户、供应商和人才的关注也正日益增强。与之相应，越来越多的新兴企业在其发展初期便开始了全球化进程。其中部分企业，甚至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便是“全球企业”，并且，这一类型的企业正在不断增加。注意，这类情况并非仅限于资讯和网上服务企业(如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供应商)，许多销售有形产品(例如：蜡烛、卧室装饰品甚至大型家具)的企业，也不例外。上述现象是否表明：空间距离已经毫无意义？对于绝大多数的年轻企业而言，强调全球化战略是否便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全球化可能带来什么问题？企业家如何判定在企业成长初期进行是否适合于本企业的发展？

　　弗里德曼指出，整个世界确实正呈现扁平化的发展趋势，无论是对已有建树的大型公司而言，还是对年轻企业来说，跨境商业交易的障碍正日益减少。

　　企业初期全球化的推动要素

　　新兴市场的爆发性增长。新兴市场的增长速度较快，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两倍之多，由此形成了一个几乎称得上是“全球共识”的概念：潜在的客户和供应商可能遍布世界各地，而并非仅存在于发达国家。这一新的现状增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新兴企业在发展初期进行全球化的可能性。

　　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威力快速增长与成本迅速下降。高速的宽带连接迅速普及，不但在发达国家如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中国的宽带用户已经超过7000万人，占网络连接用户总数的50%。其他相关技术也已经或即将投入使用，其中包括：移动电话(中国的手机用户超过5亿，印度超过1.5亿)、IP语音和视频技术(如Skype)、移动电话宽带连接、广域网以及家庭和办公室之间的光纤连接。

　　英语的快速普及。尽管在许多国家遭遇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如今英语还是在许多非英语国家中成为了部分顶级商学院的教学语言，包括法国、韩国和日本。占全球人口总数20%的中国，甚至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英语作为一项国策。通用语言的普及，加速了相互间的交流，增强了非官方社会关系的培育，提升了透明度，从而减少了跨境合作的摩擦。

　　货物运输和人员出行的速度提高与成本降低。如今，利用水路将一只装满货物的40英尺长的集装箱从上海运送到洛杉矶所需要的时间不到两周，费用仅为2800美元。而将满载的集装箱沿水路从洛杉矶运输到上海的费用更低，这是因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货物量要远远超过美国向中国出口的货物量。因此，从美国返回中国的集装箱数量较为充裕，收费因此而变得低廉，仅略高于其可变成本。

　　全球交易平台(如“易趣”和“阿里巴巴”)的广泛适用。这类全球贸易平台为年轻企业提供了一个完善的营销和买卖体系，使其固定成本微乎其微，并能以“日”而非“周”或“月”为单位对跨境销售进行测量统计。

　　全球网上支付系统(如“贝宝”)的引入。这类支付系统大幅度减少了年轻企业从顾客手中获得销售款额所需的时间，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顾客不支付的风险。

　　媒体的快速全球化。全球化媒体的出现，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世界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 World)、“谷歌”编辑器，使得年轻企业能更为方便、快速地针对某一特定顾客群或国家进行较低成本的广告宣传和促销。

　　潜在贸易双方间的信息更趋透明。如今，无论大小，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拥有相关的网页，潜在的买方和卖方可以借助搜索引擎收集对方的大量重要信息，然后再决定是否进行某项商业交易。信息的高度透明大大减少了搜寻的成本，降低了可能同某个不适合的买家或卖家进行协商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

　　初期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尽管上述因素有助于年轻企业的全球化，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全球化的道路并非只是一片光明，它同时也布满荆棘。

　　初期全球化的获益

　　初期全球化重要的潜在获益之一是企业的快速发展，甚至是将某个有趣但经济上不可行的商业理念转变为可行的现实。例如，假设某一产品或者服务的目标客户群是一小部分患罕见疾病的人群，就算在美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中，这一产品或服务的市场规模也仅为数千人。然而，如果拿到全球市场上，其市场规模可能会增加10～20倍，从而为企业发展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性。

　　第二个获益是：在大多数潜在客户基本为跨国公司、并且对于某个全球化产品或服务供应商有着强烈偏好的情况下，初期全球化能够帮助新兴企业快速积累竞争优势。这一点对于那些专门为大型的全球化公司提供企业应用软件或网上服务的新企业而言尤为典型。大型全球化企业的商业流程通常基于全球标准，并进行国际化的整合。因此，为了能充分引起潜在客户强烈而持续的兴趣，软件或网上服务企业可能需要全球化的运作模式。

　　第三个重要获益是：既不影响产品(服务)质量，又能获得低廉的劳动力、资金或物资资源。众所周知，几乎每一家新兴企业都有资源(包括资金和人力)短缺的问题。将一项高成本的商业活动置于某个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会对新企业的烧钱速度(资金消耗速率)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仅能使企业在价格上更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能减少企业资金过早陷入困境的风险。考虑到数字技术的高能力和低成本，能在这类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开展的商业活动范围正在快速扩大，不仅包括数据录入等日常工作，而且也涉及数据开采、战略分析等更为专业的任务。年轻企业也能将研发活动设置与某些国家划定的科技园区中，以此来降低资金成本。年轻企业可以从当地政府获得无息或低息贷款，具体情况当然取决于各国、各个园区的不同政策。

　　最后，初期全球化还能成为新企业开阔视野、获取新知的潜在来源。与更具同质性的国内市场相比，市场和文化的多元能促使年轻企业吸收或创造出更多的技术、产品和流程革新。

　　初期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

　　首先，年轻企业在管理、组织和资金等方面的资源通常并不充分。在跨境扩张的过程中，年轻企业面对更为广阔的市场和更加多元的文化，更增加了商业活动的复杂性。在多个地区设立办事处(分公司)开展业务营运所带来的固定成本的增加，常常也会超过高收入或低成本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实际上，年轻企业经常面临管理、组织和资金资源极度短缺的困境，而初期全球化可能会加剧这一困境。

　　第二，年轻企业常常缺乏国外市场的知识、渠道和人脉。正如沃尔玛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经历所示：在发展初期，即便是大企业也面临着缺乏当地知识和人脉的困境。对于年轻企业而言，在当地获得这类知识并建立起渠道和人脉关系并不容易，而当企业必须在属国同时进行此项工作时，他们面临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

　　第三，年轻企业可能难以在国外建立起营运所需的“本地能力”。在就业市场上，年轻企业历来被认为是“高风险雇主”。位于数千英里之外的年轻公司，其“可预见风险”更是可想而知。印度和中国加在一起，每年培养出将近一百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但这并不代表如果在两国设立研发中心，便能成功招募或挽留住企业所需的人才。由于印度和中国的高速发展，就连“IBM”和“微软”一类的大公司都面临着员工年流失率高达两位数的困境。对于年轻企业而言，它们可能会发现企业的员工流失率高的更是离谱，以至于将中国或印度的区位低成本收益化为乌有。

　　第四，年轻企业可能缺乏或者根本不具备预防、应对跨文化冲突的经验。当企业的核心人员之间不仅存在空间距离上的隔阂，同时也存在语言、文化和时间层面的差异时(当然还有个体差异)，必然会产生剧烈的企业内部冲突。如果无法降低此类冲突的可能性，或者在冲突出现时无法快速、有效地加以解决，企业可能会出现决策缓慢、决策不当等问题，甚至会陷入瘫痪。

　　最后，年轻企业往往会发现跨境协调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是难以承受的。直接成本包括出航、电话会议中所消耗的时间和资金。间接成本包括价值链中分布于多国、多地区的各个要素(如客户、生产运营、设计研发中心和供应商)的安排产生偏差所带来的损耗。这类偏差不仅会造成机会的丧失，同时也会导致时间、资源和精力的浪费。

　　实证研究已经明确提出了“新之不利”的概念，即由于存在多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新企业的存活率较低。实证研究还表明，即便是大型企业，在它们将高速发展的翅膀伸展到异国他乡时，也会遭遇“水土不服”。综上可见，发展初期进行全球化的年轻企业面临着双重的压力，即“水土不服”外加“新之不利”。

　　企业发展初期的全球化

　　考虑到初期全球化的潜在利益和挑战，笔者对影响年轻企业全球化速度及广度的核心动因进行了梳理。它们分别是：产业需求、产业制约和企业组织能力。产业对于全球化的需求越旺盛，其相应的阻力(产业制约)也就越小。同时，年轻企业在跨境营运中的组织能力越强，从初期全球化中获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呈现如下某个或多个特征的产业往往对于全球化的需求比较旺盛：研发高度密集、规模经济效应明显、主要客户本身为跨国企业。

　　具备以下某项或多项特征的产业，往往对于企业全球化的制约较强：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有着较高的本土化要求、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与供给严重依赖当地基础设施、政策壁垒限制或严禁在国外从事商业活动条款。

　　如果领导团队中有人有广泛而深入的国际营运经历，对培育企业内部的跨境协调能力不惜投以巨资，并通过跨境联盟和并购充分吸纳整合其他企业(组织)的资源和能力，那么这个年轻企业在跨境营运方面的组织能力就比较强。产业特征不为企业所左右，它们是先于企业而存在的。而组织能力是企业本身的，在帮助企业建立组织能力方面，不同的领导者所发挥的作用存在巨大差异。(本文来自《称雄全球之路》，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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