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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老祖宗学习:看中国人如何玩钱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01日 21:09  《中国商人》杂志

  全球金融危机下,一片哀鸿,其实看看历史,古人的金融智慧一点也不逊于当今!

  元朝官员的腐败可不是一般的

  读我的这篇草根货币史读到现在,相信大家对钱,都读出一点感情来了。钱这东西,是很好,很可爱——要不是它带来的烦恼那么多的话。

  一般来说,钱带给我们来的烦恼,分为两种。

  一种是“我爱她,她不爱我”,弄不到钱,手上一分钱的余钱都没有。

  也许有的读者,个人账户上的存款从来就没超过3000元,不仅是“月光族”,还可能是“啃老族”。

  所谓赤贫者,就是这种。

  其实这个状态并不可怕,毕竟还没有到要饿死的程度,只是没有存款而已。该吃的能吃上,该喝的能喝上,只要不想吃天鹅肉、不得大病,是不会有太大痛苦的。

  另一种烦恼比较讨厌,就是手里有那么一点点钱,以万为单位吧,但是不多。一部车,勉强能买下;一套房,或许就买不下来。

  账号上数字的后面,排着几个“0”,像是在哭,也像在笑,更像是在干瞪眼!

  环顾四周,真正的富人正在挥金如土——高尔夫已经不算啥了,马术俱乐部也不稀奇,弄个私人游艇啥的,不过是刚起步。

  可是我们……把这几个钱攥出了汗,也不知该干什么好。

  放进银行存“死期”吧,只要报纸上说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在涨,就等于说我的钱在缩水。

  拼死拼活赚那么一点钱,让它发汗似地蒸发掉,于心不甘哪。

  可是投资呢,就更加茫然——投什么好?买房、炒股、买基金、做小本生意?不论哪个领域都有“雷”。

  朋友们大概都希望我能给参谋一下:

  ——这点钱,干些什么才好?

  也许已经有朋友感到困惑了:怎么你一会儿说“傻瓜才存钱”,一会儿说“钱还是攥在手里踏实”?

  究竟哪个是真理? 

  这世界没有真理。

  我要是能给出具体答案来,就是先知者了,大概也就没工夫在这儿瞎侃了。

  真理不是技术性的问题,不是技巧,不是猜谜,它只是一种原则。

  《孙子兵法》有“谋攻”一篇。这里我只能给你“谋”,至于你往哪儿攻,怎么攻?那是你的事。

  我要给你的“谋”,是凯恩斯先生的三张牌。

  非常简单,非常清晰,非常实用。

  56张扑克牌你都能玩好,这三张牌你要是玩不好,就别埋怨什么游戏规则不公平。

  各位,看好了——

  第一张,是“购物”;

  第二张,是“谨慎”;

  第三张,是“投机”。

  如果你手里有了一点钱,就等于有了这三张牌,什么时候出什么牌,要看情况。

  简单地说,如果是情况一:股市大涨、房市大涨的时候,你就出“投机”牌(包括炒房)。说“投资”,那是雅皮士们遮羞用的——白来的钱为什么不赚?

  如果是情况二:股市涨得有点离谱、街谈巷议、甚至你身边对经济最迟钝的人都在说买股买基金能发财的时候,也就是逆转将至之时,你就出第二张牌“谨慎”。

  不要动了,能收回的收回,能出手的出手,看看红绿灯再说。

  至于股市、房市暴跌的时候,那就不用说了,傻瓜也知道要谨慎。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以为明天就差不多跌到了底,不要梦想“抄底”,不要做逆势增持的傻事——那不是跟赌博差不多?

  要看到它明明白白“雄起”了再说。少赚一点,总比被套住好啊。

  要是股市熊了,市场淡了,热闹也不知“何日君再来”了,好像是谷底——但走势不明,也还是这张牌,不急。

  货币贬值是个沙漏,而一旦买错了股票之类,那就是桶掉了底。

  两害相权,我们还是把钞票攥紧一点的好。

  如果是情况三:股市不熊也不牛,房市不肥也不瘦,市场出现了长期平稳或缓慢向上,那么好,祝贺你,这是小富们的黄金时代。

  这时候,干脆你什么也不要想了,就当自己是癌症晚期,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就把它了结了吧——可以出手买东西了。

  ——暴涨暴跌都不可能出现的时候,你不买东西还迟疑什么?

  (至于做小生意,那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你啥时候做都行,只要选对了行。)

  这就是第三张牌“购物”。

  当然,要买那些值的,能真正愉悦你身心的、急需的,或是你的欲望中排在第一二位的(包括购买自住房)。

  这个时候,要注意,“虚”的财产还是轻易不要购买,像股票、基金之类,千万要等到它们节节上升时再说。

  除了这三张牌,投资理财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牌。

  不管是什么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员怎么对你说,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请把你的钱给我用一用。”

  所以你不要信。

  你就信凯恩斯的这三张牌。

  玩好了这三张牌,你在投资理财上就将是无敌英雄。如果还不是,你再来找我。

  你瞧,真理有那么悬乎吗?没有。

  几个字就能概括,几百字就能讲清,小学生也能领会。

  真理,它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基本常识。

    

  元朝为什么招人烦?   

  当代有很多人自视为英雄,也确实有一小批人的能量了不得。

  可是说到底,商场上的英雄也不过就是水泥格子里的英雄。无非是吃不厌精、穿不厌精、玩不厌精。这其实和“英雄”的原始词义本不相干,倒是与“花花公子”相类。

  而真正的英雄,原是指弯弓射雕的壮士,是指横扫万里的雄主。

  这样的英雄,何处能觅?

  恐怕只有到大元朝的猎猎雄风里去找。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元朝,是个有特色的王朝,它是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统一王朝。

  蒙元最早的创始人,是蒙古族的大英雄成吉思汗。

  他麾下的蒙古大军是一支无敌的部队。

  蒙古军横扫欧亚的功绩在这里就不提了,单是在华夏这一块,宋朝连同它的几门亲戚——西辽、西夏、金,都是被蒙古一个个给收拾掉的。

  咱们后人对元朝的印象,似乎都不大好,也没听说过元朝有什么了不得的成就。

  其实这都是偏见。元朝接管了宋、金、西夏这几大摊子,经济上不能不可发达。西方人最初认识的繁华中国,就是元朝。

  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是让西方睁开眼睛看中国的第一人。

  当然也有人不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说他在游记里有好些中国的风俗没有提到。不过,就算《马可?波罗游记》里的情况是他听来的,那也是关于元朝的盛况。

  他的游记里说,前南宋首都杭州,有10个庞大市集、房屋160万栋、工场14.4万家。

  这规模让欧洲人惊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他还说,被欧洲人视为珍品的胡椒,杭州人每天都要消耗4740公斤。欧洲人就更呆了:这不是天方夜谭吧?神仙也不可能这么奢侈啊!

  他又说:杭州城内石桥有1.2万座,桥下可通大船。

  这可让著名的水城威尼斯脸往哪儿搁?

  马可?波罗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啊?

  这是700多年的老话题了——没有答案。

  可是,就算他是撒了一点谎,也是合理的夸大,元朝确实是繁华。

  元朝的统治者,从元世祖忽必烈起,就很重视经济。他们从农业这个根本抓起,在中央机构里专门设立了“大司农司”,各地也设立了“劝农司”,经常派农业专家下乡视察指导。

  这个中央的大农业部,还“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编辑了一本农业技术书籍《农桑辑要》,发给各级农业官员使用。

  元朝的中央还设置了“都水监”,地方设有“河渠司”——这就是古代的水利局了。

  不过蒙古人在刚进入中原的时候,对农业可没这么重视,曾经一度想不搞农业。

  草原英雄们还没改掉靠抢掠补充军需的习惯,一下子占了那么多农耕土地,竟然束手无策——再抢吧,这都算是自己的臣民了;不抢吧,吃的喝的从哪来?

  有个叫别迭的高官就说:“得了这些汉人有什么用?不如斩尽杀绝,空出土地来让草木繁盛,做咱们的牧场。”

  这主意荒谬绝伦,可是很多蒙古高官深以为然。

  幸亏契丹贵族出身的宰相耶律楚材反对,他给元太宗窝阔台出主意说:“可以收税嘛,那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一言,才解救了千千万万的汉人。

  大元朝的弯子转得很快,从此把农业作为了立国的根本。

  从不会到会,元朝高层也是极聪明的,以至于元朝成了中国古代最善于修建水利工程的一个王朝。

  不过,河里总是淹死会水的,元朝最后也是因为修黄河把天下给丢了的——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那么,元朝有宋朝繁华吗?有!

  ——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否则,怎么可能震慑住马可?波罗这位威尼斯商人?

  我只简单讲几条。

  在咱们的印象中,我国古代的农民除了种稻谷,就是种棉花吧?不对,一直到宋代,棉花的种植地区还仅限于西域、海南、闽广这些边缘地区,是元朝才把棉花向全国推广的。

  咱们在大夏天一天恨不得吃两个才过瘾的西瓜,也是在元朝才广泛种植的。

  元朝的棉花种得多,棉织品也就发达。有个黄道婆大家都应该知道,她从海南岛黎族人那里学了先进的棉织技术带回中原,还自己发明了脚踏纺车。

  这也算是小小的技术革命吧,从此元朝的纺织业就搞得红红火火。民间都说,当时仅松江府产的棉布,就够天下人穿衣服用的(松郡棉布,衣被天下)。

  元朝在泉州、宁波、广州三地都设立了“市舶司”,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对商船抽税。那时候的泉州,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港,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有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经到过泉州,据他所见,泉州港内停有大船百余艘,小船无数。他说,泉州实可谓全世界唯一最大港口。

  各位可能要问了:既然元朝的经济发达,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也不错,为什么史家对元朝的评价却不怎么高呢?

  这是不是有什么偏见?

  不,评价不高,跟元朝以武力“入主中原”或者国运较短无关,跟意识形态无关,主要就是因为——元朝的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

  首先一点,是贫富悬殊,土地集中的情况非常严重。

  元朝的居民身份很不平等,在政治地位上分四等人,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江南人)。这里边的“色目人”是指西域人,因为西域人这个概念包含得太广了,除了回回人、西夏人、畏兀尔人这些我们可以想到的之外,还包括了中亚人甚至欧洲人。“色目”的意思,就是“诸色名目”,据说有31种人之多。

  这一、二等人里面的蒙古、色目贵族,通过合法的受赐、职田与不合法的巧取豪夺,占有的土地实在太多了。皇帝一次赐给宠臣的土地,往往就是一千顷。

  那时候的寺院也是大地主,动不动就是占地几十万顷。

  土地一集中,佃户(给地主打工的农民)的地位就极为低下。元代的地主能干预佃户的婚姻、能指使佃户的子女干活,还经常把佃户随田转卖。

  在元朝,还有比打工地位更低下的“投下户”和“驱口”,也就是战争俘虏,基本就是主人的财产,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也有因为交不起租税或因遭遇饥荒,自己卖身为驱口的。

  可以想象得出,这类人的生活,非常悲惨。

  其次是元朝的差役非常重,除了正常的劳役之外,官府还经常征发民夫,担负繁重的修建工程、治河、运输、筑城、为驿站服务等任务,老百姓的劳役负担特别重,被迫出工出力,荒废家业,甚至有被弄到家破人亡的。

  还有就是官员们普遍太跋扈。历朝各代的官员其实都想搞腐败,但多少还有点忌惮言官和监察御史,元朝的官员可不管那个,比较放肆。

  举一个例子来说。

  有证据表明,元代的妓女业很繁盛。马可?波罗曾说,杭州的妓女“其数之多,未敢言也,不但在市场附近此辈例居之处见之,全城之中皆有。衣饰灿丽,香气逼人”(《马可?波罗游记》)。

  由于妓女太多,所以各地政府还专设了一个低级职务“管勾”,来负责管理妓女。

  元代的诱惑甚多啊!而最容易被诱惑的,是官员。

  据《元典章?兵部》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岭北河南道有一个“管勾”张椿告状说,有个过路住在驿站的“崔局长”(原文如此),写了一个手帖,向张椿索要钱财,还要三名妓女去驿馆伴宿。当天因为夜深了,妓女叫不到,崔局长发了火,竟然把张椿痛扁了一顿。

  张椿还诉苦说,自从他分管妓女以来,不过才两个月,来往使臣要妓女提供服务的达88人次,只有4名官员知道名字,其余都不知道名字。在他经办的过程中,据他所知,有妓女32人次陪睡以后,分文未得。

  这个案例一看便知:元代的干部风气,可真是不咋的。

  在元朝,谁能快乐而自由?

  是上层——官僚、地主、高级僧侣。

  他们不明白:这国家就算是你们的,也不能由着性子胡来呀。一个国家,对老百姓的盘剥总还要有一个度,不能让下层人总活在非正常状态中。

  这样的王朝,老百姓的口碑肯定不会好。当积怨到了一定程度,一个火星儿就能点燃燎原烈火,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征发农民15万修黄河,超出了民众负担的极限,终于把老百姓逼反。

  当时民工们还编了一个民谣出来,说是: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此言一出,就预示着天下要开始大乱了。

  元朝之所以在几个大一统王朝里最为短寿,看来是有必然原因的。

  不是说“出来混,都是要还的”么?

  ——那么,历史就是所有统治者的总债主。 

  摇啊摇,一摇摇到“银锭桥” 

  说起这个不怎么样的元朝,在中国的货币史上却有重要地位,它是古代纸币的鼎盛时期。

  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看见过纸币流通,他大感神奇。

  ——你付给我一张纸,我就卖给你东西。

  在欧洲,闻所未闻!

  他把这个见闻带回欧洲,竟引起讪笑:一张小纸头,就能买东西?胡扯!马可先生从东方回来,喝多了酒吧。

  可这是事实。

  元朝发行纸币比较成功,开初管理得也很好,致使财政收入大增。不过先紧后松是王朝行政规律。到了后半期,政府就不按照规矩办了,一缺钱,就增发纸币,搞通货膨胀,想方设法把百姓腰包里的钱变到国库里。

  元朝纸币的特点,是以银两为单位,后来渐渐成为不可兑换现银的纯纸币,完全脱离了代金券的性质,成为本位币。

  纸币于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开始发行,跟宋朝一样也叫“交钞”。

  元交钞很奇怪,是以丝为本位、以银两为单位。每张“面额”银50两,值宋朝的“丝钞”1000两。

  稍后又发行了代表钱的“中统元宝”交钞,以此来收回宋的各种旧钞。这就是元朝著名的“中统钞”。

  中统钞的“面额”,从十文到二贯,共分10等。最大的“二贯”当白银1两,15贯当黄金1两。

  因为旧丝钞是以“两”为单位的,所以元朝人就约定俗成:把贯也叫做两、百文叫做钱、十文叫做分、文叫做厘。

  中统钞的发行不分界,也就是不用到期更换,而是长期使用,只是在以旧钞换新钞时要缴纳30文“工本费”。

  中统钞发行之后,为了保持币值稳定,政府就用买卖金银的办法来调节币值。因此中统钞可以说是金银本位。为此,元廷在燕京和各地都设立了“平准库”。

  “平准”,是指运用“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的方式来调节市场价格,最早是汉代大经济学家桑弘羊提出的理念并付诸实践。

  政府还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只有国家才能对民间买卖,并且规定金银只有储值功能,没有流通功能。这就有力地保证了纸币的价值稳定,使纸币成了唯一的流通货币。

  中统钞刚开始发行的时候,宋朝前事不远,所以主持货币发行的大臣都非常谨慎,史书上说他们战战兢兢,犹如捧着一口破锅,唯恐掉到地上摔碎了。这样敬业,当然管理得很好,历经17年,没有任何贬值。

  但是在平宋战争开始后,元朝政府用钱增多,就加大了发行额。我们多少都有点货币知识了,知道这么做就是发“虚钱”。当时一年的发行额是过去一年的4倍,中统钞应声贬值,在后来几年间物价也涨了近10倍。

  元政府见势不好,连忙推出《整治钞法条画》,规定官家用金银兑换中统钞仍按照原价,但是物价已经涨上去了,政府若按原价兑换,那不得亏死。所以整治也就是喊喊罢了。

  元朝对货币的管理,到后来就不那么有章法了,矛盾之处甚多。比方政府禁止民间金银交易,但是中央给各行省的财政拨款有时候用的却是银锭,这明显又是把银子当成货币来使用了,当然也就挡不住银子在暗中进入流通领域。

  有一个概念要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古代小说里常说“一锭银子”、“两锭银子”,这里的“锭”,是银子的计量单位,是从过去的“铤”字演化而来的,在宋代有时候就这么写,在元代最终固定了下来。

  锭,过去在宋朝有不同的重量等级,在元代则有了一个固定标准,等于50两银子,或等于50贯中统钞。

  至元三年(1337年),有一位货币总管官员发现,各地的平准库在白银出入库过程中有偷窃行为。为了防止“硕鼠”,他奏请皇上,干脆把50两白银铸成一锭,命名为“元宝”,这样库官若想作弊就有一定难度了。

  过去唐钱的名称就叫元宝,现在借过来用很方便,又可寓意“大元的宝贝”,岂不两全其美?

  从此,银锭就正式被称作元宝。

  顺便说一句,北京现在有个酒吧汇聚的“小资圣地”,叫做“银锭桥”,位置在什刹前海与后海连接处。它之所以叫银锭桥,就因其形状酷似一只倒扣的银元宝。

  要是有机会,大家不妨去那桥上走一走,也好沾一沾财富的光。我想,就心理作用而言,这不比花几万块钱买一个“吉祥车牌”差多少。

  朱元璋是在“货币战争”中起家  

  中统钞贬值贬得像“猴子拉稀”——没完没了,怎么办?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有人提出对策建议,说应该发行不兑换的纸币。这个主意,是尚书左丞叶李提出的。

  叶李是南宋杭州人,宋亡后隐居富春江。但不知怎么的,越隐居名声越大,元世祖忽必烈看上了他,召他入朝做了大官。

  叶李老夫子可一点也不迂腐,他很推崇商人执政,后来推荐了吐蕃人桑哥做右丞相。这个桑哥,就其本性来说,几乎就是个商人,敛财有术。任职后,忽必烈很欣赏他,将其视为“财神爷”。

  不过桑哥后来越闹越不像话,不光为国家,也为自己敛财,财富仅次于皇帝。

  历史无数次地验证过:一般情况下大臣若是威风到了这个程度,下场往往也就悬乎了。

  桑哥最后是因为贪污被砍了头。

  我们还是接着说叶李。叶老夫子的最大功绩,是向忽必烈提出了一份《至元宝钞通行条画》。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不兑换纸币发行条例,内容相当严密,主要亮点如下:

  一、新发行“至元宝钞”纸币,1贯当中统钞5贯(这显然是大票,可以把中统钞的“泡沫”吸纳)。新钞叫做“至元钞”,与中统钞同时使用。

  二、各地设立官库,设立准备金,用适时买进卖出金银的办法平衡钞值。官府可用银1两向民间兑换新钞2贯,金1两兑换新钞30贯,且兑换价长期保持不变。中央发多少纸币下去,同时也就要按比例发多少现银到各地官库,作为准备金。

  三、在发放盐引、收税、公私债务等过程中,凡使用新钞者,都一律按官定币值计算,官方决不贬值。

  四、新钞面额从5文到2贯,共分11个等级,比中统钞多出5文的一等,以便利群众兑换。

  其余还有各种处罚渎职、贪污、抬高兑现价格等违法行为的措施。

  这个建议书,在中国货币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文件。叶老先生已经完全搞清楚了纸币的功能和本质,对纸币的认识大大超过前代。

  叶李所提出的办法,一切以维护纸币的币值为目的,使纸币成为可当做真金实银来用的货币。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官家随时可用金银买卖纸币,但老百姓却没有这个权力,因此官家就可以通过回收或放出纸币的量,来控制币值。

  再通俗一点讲,就是:如果市面上的钞票不值钱了,就用金银买回一些,使之流通得少,纸币自然就会升值——反之亦然。

  大家明白了吧?以金银为本位的纸币,它的准备金就是干这个用的。

  可是中国的事情,往往实践是实践,理论是理论。看理论好像是人间最完美的了,可实践上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若是元朝的货币能按叶李的办法严格管理,元朝也许就不那么招人烦了。而实际情况是,就在忽必烈这一朝的末期,货币管理就已乱得不成样子了。

  主要问题是纸币发行过多——皇帝要用钱的地方多啊。

  印刷纸币与铸钱相比,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就是制作成本低。朝廷手头一紧,就开机印刷,滚滚财富便凭空而来。换了谁,谁不动心?

  朝廷为什么用钱多?是皇帝太慷慨。忽必烈赏赐大臣,极有江湖上的大方气派,一出手就是10万锭、20万锭,他可不管这钱从哪儿来。

  此后,虽然有个别皇帝想制止货币上的乱象,但都没能治理得了。整个元代,就是在不断增印至元钞和中统钞中度过的。

  到元末的至正十年((1350),两钞才同时停止流通,这时候的物价涨到了什么程度?一石米价比建国之初上涨了67倍!

  可想而知有多少民间财富,就这么被通货膨胀给“虚”掉了。

  两钞停用的第二年,就爆发了元末红巾军起义,也就是在这次起义中,出了一位朱元璋,要来收拾旧河山、开辟新天地了。

  所以说,元末农民大起义是一场真正的“货币战争”。元朝的倒台,根子就在滥发货币上,把人实在给逼得活不下去了。

  以往的教科书,在提到王朝末代的大乱时,一般都从政治因素上来解释,说是因为“阶级压迫”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等等。其实,封建社会的政治,从一个王朝开始就有问题,而触发它崩溃的,有时候却是财政危机、经济崩溃或者货币紊乱。

  元朝,就是玩货币把自己给玩死的。

  元大都后来成了明朝的首都北京。明朝人在北京的一个水路交通枢纽处修了一座桥,命名为银锭桥。

  这就是历史的暗讽把?

  ——元朝总共才97年寿命,还比不上一位百岁老人活得长。在汉朝以后的几个大一统王朝里,它是最短命的。

  要是官库里有多少银锭,就发多少纸币,元朝,也许也亡不了这么快。     

  实事求是讲,元末的统治者当初也并没坐等崩溃,他们还是做了最后努力的。

  两钞的乱象,终于引起了元朝高层的注意,在至正十年,经大臣们讨论,在各地设立了“宝泉司”,发行了“至正交钞”,1贯值至元钞2贯。同时还铸了“至正通宝”钱,和历代铜钱并用。

  这是试图遏制通货膨胀的措施。

  至正交钞出来后,物价都要按照新钞票计算,市场最初见政府治理通胀决心挺大,也有所反应,以新钞标注的物价比至元钞标价压低了90%。

  也许是乱世已现,朝廷大佬都没什么心思了,这次新钞票制作得非常草率,只是在老版的中统钞背面加印了几个字而已。

  新铸的至正通宝,从小平钱(标准一文)到当十,有几个等级。最有趣的是,还出了一种“至正之宝权钞钱”,背面镌有“吉、权钞” 字样和记值。

  “权钞”的意思,就是代表钞票。这说明,纸币在元末已经取得了本位币的权威资格。过去是纸币代表铜钱,现在成了铜钱是纸币的代用品了,两者位置互换。

  在权钞上,第一次出现了“五分”、“壹钱”、“贰钱五分”、“五钱”的记值字样。

  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铜钱价值单位,有人认为“钱”表示纸币的100文,“分”表示10文。但这次铸钱的时间极短,四年后,天下越来越乱,各地宝泉司也草草罢撤了,铜钱也不铸了。

  新出的至正钞,初衷是打压通货膨胀,但是,元政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为了钱眼珠都红了,一发行新钞又是海量,结果物价再次飞涨,纸币的信誉眨眼之间降为零。

  很快,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手头的至元钞,市场都不再接受了,人们开始以货易货,或者只用铜钱。

  元朝的货币问题,不光是钞票发得滥,而且伪币也很流行,甚至有人说“今民间之钞,十分中九皆伪钞”。

  伪钞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多,但也说明情况相当严重。伪钞一多,交钞就更加不值钱。

  除了伪造钞票以外,还有涂改真币的,把小面额改写成大面额糊弄人。

  总之民间盗印户的原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咱们就谁也别说谁了。

  当货币贬成废纸之日,就是一个政权失尽人心之时。红巾军义旗一举,天下响应。

  大元,就这样咽了气。

  后来各股农民起义军也都铸了铜钱,有张士诚的“天佑通宝”、韩林儿的“龙凤通宝”、徐寿辉的“天启通宝”和“天定通宝”。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尽管元朝很霸道,但政府的钞币却一直未能进入云南,云南地面始终是以金、贝、盐为货币。

  ——你再怎么忽悠,我也软硬不吃。     

    

  元朝开了社会道德大滑坡的头

  说了元朝这么多不好的地方,它在金融信用方面是否也有好的方面呢?有。

  不仅有,而且开了前代未有之先例。

  这就叫辩证法。

  赈贷灾民就不用说了,那是除了秦朝之外,哪个王朝都做过的,不算什么天大地大的恩德。

  元代在信用上的一大创举是,从皇上到官员,都有“替民还债”的记录。

  这里要说一下元太宗窝阔台(1186—1241),他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子,也是成吉思汗的霸业继承人。

  他指挥的蒙古大军,不单是灭了金国,还降服了高丽、波斯,占领领了俄罗斯大部,拿下了波兰和匈牙利全境,差一点就打到了维也纳。

  这样一位枭雄,在我们印象中必是嗜血的君主无疑。可是,他也有仁心宅厚的一面。曾经拨付官银76000锭,替民间贫苦百姓偿还高利贷。

  不仅他这样做,他治下的一些官员,也有自己出钱、或用自家田地房屋抵押,替老百姓还债的。

  到了忽必烈时期,也仍然有这样的爱民楷模。万户(官职名,地方长官)严忠济就曾自己借债替百姓缴纳欠税,结果他本人积欠富人钞币43万多锭,欠官库银子16000 多两。忽必烈听说后大为感动,下令免了他欠官库的债,又动用皇家库藏替他还了私人借债。

  忽必烈见这样的好官还有很多,就下诏说,凡是官员为民负债的,债主不得追债。或由官府代偿,或由官府免去原征赋税。

  这些官员为民负债,有些是为了替百姓纳税,有些则是为了筹措赈济款。

  在素以暴虐著称的元代,这样的好官竟然接二连三地出现,真是匪夷所思。可能我们过去对元朝还是有太多偏见吧。

  窝阔台攻破金国后,一批西域商人(主要是回鹘人)到中原来做生意。他们的拿手好戏之一,就是放高利贷。

  那时的高利贷叫做“羊羔利”。意思是:借出的本金好比母羊,下了羊羔,羊羔又长成新的母羊,如此子孙不断。我们现在都能明白,这不就是“复利”吗?也就是“驴打滚”的计息方式。

  这种“羊羔利”,可想而知有多厉害,几年间就可以完全摧垮一个家庭,民间深受其苦。

  窝阔台时期,不少大臣上书要求为民解困。窝阔台采纳了这些意见,下令凡是借了高利贷的,都由官府代偿,利息只付到与本金相等为止。

  忽必烈即位后,继承了这一政策,只是将替民还债的范围,限定在贫苦百姓为缴纳赋税而借的债。

  当然,这样的好官,只在元朝之初昙花一现。整个元朝,社会道德是在往下走的。

  其实就在元初的时候,民风已经开始不大淳朴了,有一批泼皮无赖专门借钱给年幼的富家子弟,供他们挥霍。在借据上,泼皮债主利用借债人急于用钱的心理,往往把1锭写成10锭,100锭写成1000锭。等到借债青少年的父亲死后,泼皮债主就开始逼债,图谋夺取人家的家产。

  元朝皇帝曾经几次下诏,禁止这种敲诈勒索——仇富,也不能这个仇法。

  那时的官吏还经常向下属借钱花,然后依仗权势不还,下属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这情况在元朝大概很普遍,元成宗就曾下令,凡官吏向部下借钱用,都要有保人、立字据,到期不还要治罪。

  这一类无廉耻的事,在宋朝以前的各代几乎没有。

  元代统治者虽然表面上很尊重儒家,把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儒家教育也很普及,但实际上知识分子地位并不高,当时就有“九儒十丐”的说法。

  知识分子在元代是“臭老九”,不吃香,礼仪道德那一套也就成了无用之物,再加上统治阶级不自律,社会风气的败坏也就无可避免了。

  华夏民族从根本上的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应该说就是从元朝开始的。

  此外元朝也有典当行,叫做“解质库”。这个情况,就连元杂剧里也有反映,剧里的富人往往都开着一家解质库,就像现在电视剧里的富人都是房地产开发商一样。

  从元杂剧看,商人的商业道德也开始一落千丈,坑崩拐骗思想渗透了商人的骨髓。

  有的当铺在收抵押物时,给人家烂钞,人家来赎当,却要人家拿新钞来。人家当的是赤金,当票上却写成“淡金”。人家当的是珍珠,当票上却写的是“蚌珠”。人家拿来的是全新的衣服,却写成“污了的旧衣服”。到了赎当期,还要故意拖延日子,以便多收人家一个月的利钱等等,不一而足。

  商家道德的堕落,说明社会总体道德已在崩溃,舆论、良心、法律,都制止不住这种滑坡了。

  元朝的寺院也开当铺,和宋朝一样也叫“长生库”,而且往往都能设法讨来一道圣旨加以保护。

  在元朝,没有势力背景的人,开不了当铺。因为有时候不法分子会把偷来的东西拿去当,当铺只要收了,就有可能惹上官司。只有背景强大的人敢开当铺,收了赃物,也有官府给罩着。

  这种情况很普遍,以至于中书省特别下了文件,鼓励民间开当铺,禁止地方部门以收缴赃物为名骚扰当铺。

  元代也有官营当铺,官家办的,就要好多了。官铺的名字都取得相当不错,叫“周急库”、“广惠库”什么的,经营宗旨也比较纯正,收取利息很低,是专门照顾贫民的。

  过去宋代的金银铺很发达,到了元代,统统改叫“银铺”了,说明银子在元代的使用量已大大增加。

  银铺的业务,和今天的首饰店差不多,是专营熔铸金银器和买卖金银的。因为元朝的银锭也是货币,所以银铺同时也是货币兑换点,老百姓可以用银子向银铺兑换出钞票来用。

  元朝曾一度禁止民间买卖金银,禁令期间规定银铺只能来料加工,不能自己生产银器出售。

  好了,关于这个短寿王朝的金融情况,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读历史就有这个好处——从蛛丝马迹中可以读出历史的走向来。

  自从春秋时期起,我们民族就有“义利之辨”。讲信义和讲谋利,两者之间是有平衡点的,都不至于太过。可是到了元朝,人们视统治者为外来者,高层也不大注意道德建设,结果民间的消极反抗就表现为道德堕落。

  华夏民族中市井阶层的“小奸小坏”,就是在元代蔚为风气的。

  此例一开,汉唐之风的那种大气磅礴就一扫而空。

  “小人”一词,就不再涵盖整个平民,而是专指这类坏了良心的自私自利之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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