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大蒜、生姜那样的人

　　我常有这样的感慨：在如今的职场，拥挤着太多迷茫的年轻人。他们拥有这世界上最可贵的财富而不自知，只是一味地抱怨。

　　他们拥有的财富，其实比钱更值钱，那就是——大好的青春年华。

　　青春，是不可再生和复制的资源，是不能失而复得的资本。

　　要成就大业、要轰轰烈烈地活一辈子，靠的就是这个。

　　有人会说，这有什么用？还不如有个好爸爸。

　　诚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良好的家庭背景，绝大部分人没有生来嘴里就含着玉的命；但是古来的成大业者，草根的比例还少吗？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彼可取而代之！”

　　——“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不都是古人的草根宣言吗？

　　起跑线不平等，不是无所作为的借口。没有志气，才是贻误一生的致命伤。

　　英国《人格》杂志的刊首发言人费昂格利，曾提出过一个基本观点——个性是有益于人类族群遗传和发展的隐性基因。

　　他做了个形象的比喻说：人要向大蒜、生姜、洋葱、韭菜这类个性饱满、气味强烈的蔬菜学习。

　　说得好！

　　人，可以残缺，但不能平庸。

　　所有的失败者、落伍者，都不是因为运气不好所致，而是因为没有远大志向的结果。

　　如今的世俗衡量标准，已经把成功与否的标准变得非常简单了，因此成功应该就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

　　——赚钱，要赚很多的钱。

　　坚持数十年如一日，难道还不能达到一个起码的高度？

　　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所以，人生的标杆要竖得很高才行，才能确保你的努力能获得一点像样的成果。

　　所有的失败者，都是因为在人生某个阶段满足于嗟来之食，满足于小富即安，等到时代大潮冲走了一道脆弱的屏障之后，他们就只剩下了衰老和惶恐。

　　从头再来？

　　还有时间了么？还有勇气了么？

　　晚了！

　　中国古人的智慧，是埋在沙里的金子，被人抛弃的多，被人捡起来的少。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真谛之中，有一句，应是所有职场年轻人的座右铭——“穷则思变。”

　　这里的“穷”，是“穷途末路”的意思，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没钱”。

　　穷困，就是动力。

　　穷困，就是契机。

　　穷困，就是点燃生命的导火索。

　　你几十年的人生，是满载而归还是两手空空，就在于这穷困是否深深地刺激了你。

　　因为穷困，你没有尊严；因为穷困，你没有自由；因为穷困，你连动物求偶的需求都实现不了，你难道还不想奋起吗？

　　常看见有一种文人的清淡文章，说我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滚滚红尘所惑；说我过的是悠闲晒太阳的渔夫生活。

　　这种精神自慰，和阿Q有什么不同？

　　不为五斗米折腰，难道可以吃空气、喝西北风么？

　　这种教人懒惰、教人自甘平庸、教人往低处走的文章，不管拉来庄子还是老子作虎皮，其实就是三个字：“我无能。”

　　因此，你不要相信他们。

　　记住了：黄金屋，你可以有；颜如玉，你也可以有；但是，假如你没有信心和智慧，你就什么都不可能有。

　　智慧是可以学到手的，信心要靠你自己来建立。

　　我们已经不是封建士大夫时代了，想悠游林下，没有千万家产，行吗？

　　所有那些写出“我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当代文人，哪一个不是牢骚满腹？哪一个不是内心充满屈辱？哪一个不是任人驱遣、诚惶诚恐？

　　他们能是现代陶渊明吗？

　　所以，所有的青年，都应该明白：赚钱的路数和技巧很多，你们只要肯学习，就都能掌握。你们所缺的，就是一个决心：

　　“彼可取而代之！”

　　当初的青年项羽，比你们多些什么吗？一点也不多。

　　他能起于草根，你们就也能。

　　——信不信由你！

　　下面，我们还是接着向古人学习吧。

　　明朝为现代商业格局打下了底子

　　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除了刘邦、朱元璋出身低微之外，几乎都是贵族出身。即使刘邦，也是基层小官，算是体制内的。而唯一以农民身份做了开国皇帝的，只有一个朱元璋。

　　朱元璋，就是成功了的李自成、洪秀全。

　　后两位一直到现在，也还背了个“贼”名。其实，他们都是真正的草根英雄。

　　朱元璋更可称是历史上唯一的人民皇帝。

　　他是人民起义拥戴出来的皇帝，而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

　　朱元璋坐了龙椅以后，也基本上是一位人民的好皇帝。他之所以勤于问政，绝非因为像杨坚、李世民那样要以政绩来洗刷篡位之嫌。

　　他是没忘本，没忘“阶级苦”。

　　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了，要想它完全符合群众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国家有国家自身的利益。它要靠赋税来养活官员，维持统治。

　　“闯王来了不纳粮”，只是一句宣传口号罢了，没有可操作性。完全免税的国家，是没法生存的。好的国家和不好的国家，区别就在于赋税是否收得公平。

　　朱元璋登基后，在赋税方面，做了两件利民利国的大好事，一是清理户口，二是丈量土地。

　　这都是为了收税公平，减轻群众负担。

　　朱皇帝把全国人民分为三大类：民籍、军籍、匠籍，清查得十分严格。把人口数目调查清楚后，就登记造册。这叫做“黄册”，作为税收和服劳役的依据。

　　人口查清楚了有什么好处？可以防止豪强大户隐瞒奴仆户口，偷税漏税。

　　丈量土地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土地查清后，就绘制“鱼鳞图册”（地图），作为收缴田赋的依据，这是为了防止大户人家隐瞒土地而漏税。

　　豪强大户没法逃税了，普通百姓的赋税负担也就相应减轻，两者之间是最简单的因果关系。

　　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的某些部门，未见得能有朱皇帝这种民本意识。征税本来是面向全民的，那么就应该把所有征税对象的收入情况搞清楚，然后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这乃天经地义的事。

　　可是现在，工薪阶层的收入明明白白，富人的收入却是暗箱状态。有多富？不能查，不敢查，怕打击了富商的积极性。

　　不过朱元璋也并不仇恨商人，沈万三只是一个特例。明朝对商人实行的是轻税制，商税三十取一，也就是3.3%的税率。这不用多说，轻税就是为了鼓励经商。

　　 朱元璋善待人民，人民自然也就反哺国家。我前面说过，华夏民族只要给它安宁，它就会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明初制定的宽松政策，虽然后来有所变质，赋税逐年加重，但毕竟给了人民一个喘息、恢复的时间。这样，经历了200年后，明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繁荣发达之势。

　　特别在张居正推广了“一条鞭法”以后，对商业繁荣的推动更大。

　　所谓一条鞭法，简单地说，就是将部分劳役摊入田亩，田地多的人家要多服劳役，这就避免了富人往往不服劳役的弊病。

　　而劳役和赋税都可以折成银两，富人可以“出钱代役”，也就是交钱给政府，由政府雇人服劳役，不必自己去干活。

　　这个政策，目的是照顾弱势群体，但是惠及了所有的人。

　　它有两大好处：一是几乎解脱了所有人的劳役负担，让人们有充足时间打理自己的事；二是折银上缴役赋以后，民间对银子的需求量猛增，因而大大刺激了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

　　到明朝中期，商人的能量已经很不得了，开始出现了大型的商业资本集团。这就是咱们现在津津乐道的徽商。

　　徽商的大本营在徽州（别名新安）。他们人数众多，资本雄厚，分布在各地，被称为“新安大贾”，算是社会里的一股新兴势力吧。

　　明代有一本书叫《五杂俎》，里面记载，徽商中的富豪人家，家藏白银有至百万两的，其余家有二三十万两的，不过是中等商人。

　　徽商经营的项目，首推盐业，其次是布匹，还有茶叶、木材和粮食。他们也热衷于开典当铺，徽商的典当铺那时遍布全国，尤以江浙最为密集。

　　与徽商并肩而立的，是晋商，也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演绎的那一支。长江以北，基本是山西商人的天下。现在有人评说，晋商，堪与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并列为“世界三大商帮”，这地位就更不得了啦。

　　山西商人中，最牛的当属盐商。因为明朝要加强西北边防，需要储备粮食，所以规定谁给政府粮食，政府就给谁盐。

　　盐，历来是国家专营的，弄到了盐，就等于发了大财。山西盐商就这样抓住了机会，背靠政府贩运食盐，一飞冲天，成了北方的商业霸主。

　　晋商不仅富甲天下，且讲诚信也是远近闻名的。他们经常合伙经商，参与者都叫“伙计”，由其中一人出资，众人共同经营，按贡献分红。彼此虽没有誓书协议，但无一人藏有私心。

　　如此，拿不起本钱经商的人，生计也就有了保障。而富者也不当守财奴，所获钱财都平分给众伙计。信用，成了他们的“第二资本”。

　　其他的江南商人、闽商、粤商、吴商、陕商，也都各显其能。这些地域商业集团，还在各地开设了本省的“会馆”，也就是商业联络站，组织起各色各样的商帮。

　　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是北京和南京。要发大财，就要到这两个地方发展。

　　其他如杭州、汉口、广州、济南等，也都是商业大都会。

　　那时外贸港口有广州、福州、宁波；长江及运河商埠有武昌、汉阳、荆州、天津、淮安等，水陆商路四通八达。

　　江南一带因为手工业发达（丝绸、瓷器、棉纺、造纸），所以富甲天下，甚至那儿的人至今都还活得很滋润。

　　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这样蓬勃生长出来了，互相勾连，枝繁叶茂。

　　我们今天的商业都市布局、城市规模和市民生活模式，无不留有明朝盛世的痕迹——老底子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

　　所以，不了解明朝的那些事儿，行吗？

　　大明王朝玩不转一张小小的纸币

　　谁也想不到，在历代王朝对货币已经玩得很娴熟的年代，大明王朝的货币，却是扭扭摆摆，总是不顺，走了一个“铜钱——钞币——银锭”的曲线。

　　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准备做皇帝的时候，不知他是怎么想的，采用的货币是古老的铜钱。当时准备以“大中”为年号，所以铸了一批“大中通宝”

　　到了后来，年号正式定为“洪武”，于是户部的铸币厂（宝源局）与各地的铸币厂（宝泉局）又铸了“洪武通宝”。

　　这批开国的铜钱，币值都很足，价值有当一、当二、当三、当五、当十五等。

　　从明朝开始，官方把本朝的钱称作“制钱”，清朝后来也沿袭了这一叫法。

　　明朝人还习惯把“贯”叫做“吊”，一吊钱、两吊钱的说法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按当时规定，400文为一贯，5贯为一锭。

　　关于朱元璋铸钱，还有一则奇闻，不得不提。

　　历朝历代所铸的铜钱里，有一种并不用于流通的钱，叫做“花钱”，就是民间所用的压岁钱、洗儿钱和庆寿钱。

　　这些钱之所以叫花钱，是因为它们都铸有图案。而正式流通的钱除了星月标志外，很少是有带图案的。

　　朱元璋铸了洪武通宝后，不知从何时起，民间忽然冒出来一种洪武通宝的花钱。这种钱，钱背上有图案，是一个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笛。

　　怪了！这是何意？是哪一家铸币厂铸的？

　　原来，这是民间人士弄出来跟朱元璋开玩笑的。

　　朱元璋幼年时的名字，叫做“朱重八”。他幼时家境贫寒，靠给地主放牛谋生。当年乡里乡亲的都唤他“放牛重八”。

　　以他这样卑微的身份，登上大宝，坐了普天之下第一人，民间有些旧贵族和知识分子当然要心生不满。

　　他坐稳了龙椅后，为了给儿孙顺利接班扫清障碍，又疑神疑鬼，滥杀功臣，这就更加深了民间对他的成见。于是有人就偷偷铸了这种钱币，揭他的老底。

　　此钱一出，大家心领神会，照用不误，都把这钱叫做“放牛重八”。

　　朱元璋得到报告，大怒，在全国进行了一次严打，将“放牛钱”统统清缴销毁，又抓到了铸钱的人，砍了脑袋解恨。

　　到现在，仍有少量的“放牛重八”留存于世，当然属于稀世珍宝了。

　　朱元璋在货币上搞复辟，大概是想表示自己是汉唐正统，可是，铜钱的萎缩是有内在规律的，并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铸钱铸了一段时间后，朝廷就发现成本太高，太不划算。因此朱元璋明白了：还得向宋、金、元学习，发行纸币。

　　洪武七年（1374），明中央政府正式设立宝钞司，次年初，就印出了“大明宝钞”。面值为一百文至五百文、还有一贯等几种。其中一贯的纸张面积最大，是中国有史以来面积最大的钞票。

　　古代的钞票文字是直写的，一贯的大明宝钞高有320毫米、宽有210毫米，简直是一张小报了。

　　宝钞发行以后，朝廷的决心挺大，全力维护宝钞的权威地位，禁止用金银和其他商品作为货币；只保留铜钱，仍可流通。后来又铸了小平钱，凡一百文以下的交易，都用小平钱。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见条件成熟，就下令所有铜钱都禁用，实行单一货币制，只许用纸币。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明政府在货币政策上却有一大失误。

　　古代的纸币和现在一样，用多了就可能被磨损，当时称为“昏烂钞”。为了处理这些残损纸币，就得允许以旧换新，因此朝廷推出了“倒钞法”，由宝钞库负责对民间调换。

　　那时在民间有约定：嘎嘎新的钞票价值最高，比旧钞更有购买力。

　　这样，以旧钞平价换新钞，就有了差价空间。

　　民间人士又开始钻空子了。

　　当时出台的换钞法规定：一定要钞票面值字样模糊了才能换新的，民间人士就故意把半旧的钞票揉烂，拿去兑新钞以图利。搞得政府没办法，最终只得把京城和各地的宝钞库全部撤销。

　　从此以后，旧钞便没有了回收渠道，新旧钞在民间价值截然不同。各地税务官员也不傻，他们看出了这其中的“商机”——收税时故意只收新钞，然后用另外的旧钞上交，新钞留着自己用。

　　就一个换旧钞，官和民都发现了里面有油水。朝廷当然也发现了这里面的猫腻，但屡禁不止，也就只好随他去。看来，大明王朝的纸币管理手段，比元朝的水平要差得很多。

　　不光是旧钞回笼有各地税务官员作梗，新钞发行也不设限额，没过多少年，大明宝钞的价值就出现大跳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也就是宝钞发行15年后，原本值400文的一贯宝钞，就贬到了250文，四年后更跌至160文。

　　到洪武三十年（1397），也就是朱元璋咽气的前一年，宝钞贬值为当初发行时的十分之一。

　　这基本就是废纸，用这样的货币已无法给商品标价，杭州等地的群众干脆就用金银标价，私下里偷偷用金银交易。

　　朱元璋固然是个好皇帝，但好皇帝并不代表他一切都高明。他的纸币政策，看来是完全失败，大明的货币在他还没死的时候，就连基本的信用都没有了。

　　等到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才开始处理这一棘手问题，采取了各种方法来回笼纸币。

　　一是买一斤盐规定要用一贯钞。由于盐是官营，老百姓一天也离不开盐，借此可以回笼大批纸币。

　　二是纳税与罚款都要求使用宝钞。

　　三是提高市场的店铺税、摊位税标准。

　　这样，大批纸币得以回笼，政府就可以毁掉其中的残损钞票了。

　　这个增税的新政策，力度非常猛，各地的店铺摊位税一下就增加了5倍。后来政府又陆续开征了菜园税、果树税、库房存货税、车船出入税等，并且在水路交通要道设立“钞关”，专门对商船征税。

　　这叫为除一弊，又生一弊。货币回笼是好事，但它是以增加百姓税负为前提的，这就是坑人了，害得商民叫苦连天。

　　这一剂猛药下去，大明宝钞的价值虽然有所回升，但是升幅也很有限。为什么呢？因为政府为了增加财政开支，仍在滥发纸币。

　　总之，这一进一出，都是在搜刮老百姓。百姓心里能没数吗——如今的皇帝再也不是人民的了。

　　在明朝的钱币史上，还有一件有趣的事：

　　虽然铜钱已经禁用了，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仍然铸了钱。只不过这钱不对国内使用，而仅仅用于外贸，由宦官携带到外蕃和边境去买马，每年都要用去几千万文。

　　新铸的铜钱还有一个用处，就是赏赐给日本。当时日本是幕府时期，对明朝俯首称臣，经常派使者来请求赐给铜钱。他们从明朝拿回去铜钱，就在日本当做自己的正式货币流通。

　　世上唯有银子好

　　这两年，网络名人“当年明月”搞了一次明史普及活动，影响所及，相信我国的妇孺老幼对明史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不知大家还记得不？明朝有一个皇帝，曾率50万大军贸然深入险地，结果被蒙元后裔瓦剌人围困在土木堡，做了俘虏。这位史上的最大玩家，就是明朝的第六个皇帝明英宗。

　　明英宗后来被瓦剌放回，但是一时却恢复不了皇帝身份，因为他弟弟已经接了他的班。他只能担着一个“太上皇”的虚名，被幽禁整整7年。后来有人趁他弟弟病重，发动政变，拥立他重新做了皇帝。

　　这位明英宗在货币上有一项重大改革，就是让白银成了合法货币。他规定，各级政府的所有财政收支，一律用银；所有税收也“一切征银”。

　　他儿子明宪宗继位后，又放开了用钱。从此，明朝就形成了“大宗流通用银、小额买卖用钱”的并用格局。

　　钞票在明朝没过五代皇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代话本小说，有很多是明朝人写的。一般在写到书中人物用钱的情况时，都写成“摸出一锭银子”、“抓了一把碎银”。即使写的是宋人、元人，也都如此，这就是货币演变史的痕迹。明朝后半期的人，对钞票已经没有概念了。

　　明朝银锭的重量，有不同等级，其中最大的为50两一锭，也叫“元宝”。造型很漂亮，两头上翘，犹如双翅。小银锭一般叫做“银锞”、“锞儿”，零碎的银子叫“碎银”、“零碎纹银”，这些词汇在明代小说中都很常见。

　　银子零碎，各地官府在上缴国税的时候，就容易作弊，往往以小充大。到明朝中期的嘉靖年间，有户部尚书建议，要求各州府县上缴银子一定要铸成标准银锭，并刻下年月和官吏、工匠的姓名。

　　钱币史也有大轮回。现在，历史又倒退回金属货币时代了。

　　因为白银是称量货币，所以在使用时要看成色、称重量。

　　把银锭正式称为“纹银”，就是在明英宗时代。此外还有“雪花银”、“细丝”、“松纹”、“足纹”等术语，也都是明朝人发明的。

　　“纹”就是指成色，“足纹”，就是成色较足。

　　那时候，也有假银子。假银子在刚投入使用时，比较好分辨，但使用的时间长了，外观上就与真银无异，这令当局很头疼。

　　由于白银成了明朝的主要货币，海外的白银也开始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明代中后期适度放开了海禁，葡萄牙商人与荷兰商人就从欧洲带来了大量白银，西班牙人也从美洲带来了大量白银。此外外日本也是白银产地，也有渠道流入中国。

　　明朝在当时是世界第一大国，物产丰富，商品齐全，各国都乐于跟明朝做贸易。因此白银的流入数目相当惊人。据说仅晚明的77年间，从上述各国流入中国的白银就有3亿两之多。

　　明朝，成了让全世界瞩目的“白银帝国”。

　　不过我们要弄清楚：从欧美流入的白银，可不是银锭，外国没有那种工艺品，外国来的银子全都是西班牙、荷兰等国的银元。

　　那时有不少葡萄牙、西班牙商人来到澳门，专与中国内地做生意，可是那时的明朝是自然经济，老百姓用不着多少洋货，而欧洲又急需大量的中国茶叶、生丝和瓷器。

　　干瞪眼吧——外商没办法和中国人以货易货。

　　中国人只认外国的银元，欧洲商人只好运来大量银元，作为购货用的货币。

　　在长期的对外贸易中，中国是占尽了贸易顺差的便宜，欧洲银元成了廉价商品，汹涌澎湃地流入中国，甚至导致明朝出现了通货膨胀。明朝前期，米价一石还不到1两白银，而到了晚期的崇祯年间，米价已经上涨为一石要5两银子了。

　　那时外国的银元，币形统一，不用称量，不易伪造，深受明朝人欢迎，先后流入中国境内的有十几种。其中在中国使用时间最长的，有西班牙的“本洋”、墨西哥的“鹰洋”和日本的“龙洋”。

　　西班牙本洋，实际上是墨西哥的银元，因为墨西哥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本洋的背面铸有西班牙皇帝像，人们就误以为它是西班牙银元。

　　西班牙本洋的成色在九成以上，人们用起来放心，所以明朝乃至后来的清朝，本洋在全国都可以流通。

　　明代采用了用银本位货币，对后世的观念影响甚大。有不少的现代人以为，所有的古代人都是用银子买东西的。至今也还有人把钱、工资、存款等等，都戏称为“银子”。

　　今天在民间象征财富的艺术形象，一般也都用金银锭，造型和明代的一模一样。

　　明朝的那些事儿，就这样深刻地影响到今天。

　　除了货币，明朝的宫廷还用金银制作成金银钱、金银豆和金银豆叶，是用于节庆赏赐的。

　　明朝官员的贿赂和贮藏财富，也都使用金银。孝宗时代，有个大宦官李广畏罪自杀，从他家里抄出了一本纳贿登记簿，里面写着某人某日孝敬“黄米若干”、“白米若干”，就是指的黄金、白银。

　　武宗时有个大宦官刘瑾被杀，抄家抄出来黄金1200万两，白银2.5亿两，创了世界千年记录。

　　明末清初，有人对社会上的银子拜物教现象深恶痛绝，说银子这东西“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但是神通大了——“走死天下者，唯银也。”（王夫之《读通鉴论》）

　　“走死天下”，就是驱使天下人奔忙到死。

　　所论何其深刻！

　　人们被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奴役却不自知，碌碌一生，所为者何？

　　问上苍：我们何日才能解脱这种魔力？

　　怕是千年之内，没有答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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