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刘斯斯

　　一位看过北京旧城改造的德国历史学家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会再有了”。

　　这段话出自陈愉庆女士回忆其父陈占祥的作品《多少往事烟雨中》，而其中另外一段关于梁思成先生的描述是这样的：“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我真是诚惶诚恐，唯恐愧对先人和后人。北京是传承了几千年文明史的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不然就是千古罪人”想起说这番话时梁先生的兴奋与惶恐，也就不难想象此后当城墙拆毁时，他竟会忍不住伏地大哭。老北京那座为外国人与国内有识之士奉为至宝的古老都城，如今早已消失在茫茫历史之中。

　　关注城市内部关系

　　今天，再谈一座已然消失的古城之保护问题，其意义在于怎样以史为鉴，进而规划好这座城市可以掌控的未来。面对城市空间日渐拥挤以及交通堵塞等问题，我们重复了西方城市发展中的错误，也当借鉴其改善问题的经验。

　　陈占祥的恩师阿伯克隆贝爵士曾是“大伦敦计划”的设计者之一。该计划主要着力于改善“二战”末期伦敦人口及产业过度集中于市区而带来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以求在区域范围内疏解城市功能。而这其中又涉及到芬兰建筑师E·沙里宁所提出的“有机疏散理论”，其中的两个基本原则是：把个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区域，作集中布置，使活动需要的交通量减到最低程度；不经常的“偶然活动”(例如看比赛和演出)的场所，则作分散的布置。只要在日常活动范围外建设有大量绿地以及通畅的交通干道，就可以使用较高的车速往返。

　　有机疏散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欧美各国建设新城、改建旧城、以至大城市向城郊疏散扩展的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些发达国家城市过度疏散，扩展，又产生了能源消耗增多和旧城中心衰退等新问题。

　　诚然，每一座城市都拥有独特的面孔，产生的问题有相似之处，也有细节上的不同。即使是一项成功的规划，也难保不在发展许多年后遇到新的问题。

　　根据陈愉庆的回忆，陈占祥对于城市内部关系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一座城市像一个人一样，是一点一点地成长起来的。邻里之间的来往，商家之间的关系，大大小小的生意人、小生产者、自由职业者和他们的固定客户、散客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形成了一种城市经济的供求关系，这可以说是生产关系之一种；由此派生出来各种人际关系、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心态情感，这便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规划师对一座城市的独特性格必须了如指掌，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独特风格和个性。做规划时，要慎重考虑地区原有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文化形态。千万人的谋生就业、生活方式，不可一把推倒，拦腰砍断。一定要在保护旧的基础上发展新的，这叫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也是自尊自重”。

　　市民力量推动城市发展

　　在谈及中国与西方对于城市文化保护态度的不同时，歌德学院院长阿克曼先生对《中国投资》表示：“因为欧洲没有一个强势的外来文化进入的影响，所以可以继续在它自己的文化传统上发展。如果想把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拆掉盖高楼，那是不可思议的，会遭到特别激烈的反对，好像是对他们自身的一种攻击”。

　　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鸦片战争之后对自己的传统有一种怀疑和反对，好像觉得要丢掉和破坏一切旧的东西。长达10年的文革则是这一过程的高潮，中国80%的物质传统被破坏了，由此造成很多人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不理解。所以当决定把一座老城市拆掉重建时，老百姓也不会特别反对，因为他们更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由此便引出西方城市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群众参与(Participation)”。1973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环境会议上通过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环境是人民创造的。阿克曼介绍说，欧洲中世纪之后，推动城市发展的最大力量来自市民，他们具有一种责任感，对城市有爱有恨，这是城市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德国的开发商也要挣钱，但德国有一种规矩，一个市区的老百姓要参加城市规划。这有时候很麻烦，因为每一个市民都可以上诉，使这个建设的过程变得很艰难，浪费很长时间。有时候一些好的项目也没成，但更多的是不好的项目没有成”。阿克曼这样说。

　　由歌德学院承办的“德中同行”活动，引入了市民参与的概念。比如在“德中大道”的会议亭里设置了一个“30世纪的居住与生活”工作坊，邀请广州市近30名市民对未来邓世昌广场的居住环境进行规划，让德国和中国的专家直接面对市区老百姓，一起讨论对自己市区改造的计划。这个活动的意义不在于真的要产生一个规划，最重要的是启发市民发出自己的意愿。“只有他们最清楚自己需要什么”，阿克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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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陈方案

　　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它所包含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也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书。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梁、陈两位先生对新中国的首都作了科学的规划，一方面，从整体保护的构思出发，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降低经济成本，自然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

　　“梁陈方案”是一份历史文件，今天，它存在的价值，是告诉我们50多年前，老北京曾经获得过一种“完整保护”的选择，新北京也是一度面对可能与北京伟大历史遗存并肩发展而相映生辉的前景。梁思成先生当年说“50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如今，50年已经逝去，新老北京仍在你争我夺的悲剧中不能自拔，由此带来的城市问题已波及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看看身边的北京，我们似乎就生活在“梁陈方案”的“谶语”里面。对那段历史的省思，正是我们面对未来的姿态。

　　注：本段文字摘编自《梁陈方案与北京》，梁思成、陈占祥等著，王瑞智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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