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亮/文

　　限薪令仅能当作权宜之计而已，不能成为一种惯例和应对困境的万全之策

　　美国与中国的限薪令都让人受到一定的触动。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限制某些高管的高薪可以起到缓解社会情绪与矛盾的作用。不过，与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同的是，我认为限薪令并不是对那些高管的一种约束，而恰恰是一种保护。因为在内外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高薪给高管们带来的损失(多半是非经济上的)可能远远大于其短期的经济收益。

　　限薪令仅能当作权宜之计而已，不能成为一种惯例和应对困境的万全之策。限薪是否有效，限到什么样程度？这都不得而知。最近的一个指导原则确定了一个具体的金额，这显然有一刀切之嫌。这种方式，30年前不就被证明是不可取的了么？

　　如果普通员工的薪酬可以用KPI等绩效考核的手段来衡量，那么高管们的薪酬自然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对于私有企业，如何分配财富，那是企业拥有者自己的事情。只要是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内，外人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对于公开上市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就要经由股东们的协商才能确定分配方式。中国人几千年来秉承的心态是“不患贫而患不均”。这个“均”并非指绝对的平均，而是指公平。假如诸如平安集团的高管们给企业、给股东带来了巨大的收益，那么他们的高薪当然能够得到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不顾经营效益的优劣依然我行我素地支取高薪，实乃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许，高管们应该花些时间去学习一下当年拯救克莱斯勒的李-艾科卡(Lee Iacocca)，拿一元钱人民币的年薪意思一下就算了，省得找骂。即便是抛开艾科卡那个经营疯子的特例不说，富可敌国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年薪也只不过30万美元而已。

　　限薪令也引发了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讨论。这便使关注的重点不止局限在高管的收入分配上，而是扩大到所有公民的经济利益。人类的历史，何尝不也是一部财富分配的悲喜剧呢。在物资匮乏的洪荒年代如此，在商品极大丰富的时代亦如此。电视剧《迷失(LOST)》中，在一个荒岛上，有些人便抛开人性的顾虑与法律的束缚刻意追求扩大自己的所谓“物质财富”。在公众面临危机时，人们逐渐学会了以道德为基础建立一个“物质财富”分配原则。这其实就是制度形成之初的一个实验室版。制度是在危机中产生的，而危机也常常源自制度的破坏，其中分配制度的破坏影响至深至远。

　　西方人喜爱创造一个神来作为人性的代表，而中国人则更偏爱用一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如代表智的孔明、代表才的曹植、代表貌的潘安，而财的代表则是邓通。或智、或才、或貌，都是经过了诸多努力才达到的，而这个邓财神却只是撞了大运而已。当邓通得到汉文帝赏赐的铜山后，他的财富便达到无可估量的程度。在铜钱作为硬通货的古代，拥有铜山无异于拥有了现钞发行权。国家中央银行被非皇族非权臣的私人所有，实在是匪夷所思。这件事使得连非法的经营和合法的掠夺都相形见绌。偶尔的“不均”尚且引发“患”，更何况“不均”到了过份的程度。若不是后来汉景帝对这个收入分配的个案进行拨乱反正，此风一长，则结局是很可怕的。

　　汉朝之后的乱世，基本上与分配制度的破坏有关，而治世多半先从整治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着手。一部专讲权谋与政治斗争的《资治通鉴》中有无数“铸大钱”、“废大钱、改铸小钱”等语句，可见古人亦非常重视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国古代没有经济学家的称呼，可是从史书中可以感悟出许多远比《国富论》更丰富的经济学思想来。

　　为缓解并不显著的社会矛盾而出台一个限薪令，倒不如多花点时间去研究和完善国民收入的分配原则，从政策和法律的角度来引导、限制国民合法获取财富的行为。标本兼治，岂不美哉？再者，与其“限”薪，倒不如提倡“献”薪，鼓励高收入者参与社会公益的建设，给回馈社会提供一个永久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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