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咒语下新资本家的原罪与命运
梦想与挣扎
——《福布斯咒语》下的新资本家的原罪与命运
很多上过富豪榜的中国企业家的结局都不好，远如牟其中，近如黄光裕。每一年榜单上的名次起落和人来人去，折射出的是当代企业家在这个大转型时代的梦想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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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苟德平 摄影/朱甲
“福布斯是一个咒语，如果你上了《福布斯》排行榜，你就离死期不远了。”
这是作家王刚的新作《福布斯咒语》的开篇之语，他借助主人公之口为当代的中国企业家下了判语。这些年来，不断上演的榜上富豪转身锒铛入狱的故事，似乎佐证了王刚的观点。他说，剩下的人，也在惴惴不安，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牺牲品。在文学杂志《当代》连载时，封面介绍也毫不掩饰地说：“看旧社会民族资本家的艰辛，可读《子夜》；看新社会资本家的宿命，可读《福布斯咒语》。”
连小说主角们的身份安排，也给了读者联想的空间。主人公是一心要把国贸东的北京打造成地球上最耀眼明珠的地产商人和华尔街年轻女海归，名字是容易引人对号入座的“冯石、姜青”，因此刚一发表，就被人们解读为“影射了当今房地产界的潘石屹、王石、张欣等人”而备受关注。由于以“福布斯”冠名，美国《福布斯》采访了王刚并刊发了专题文章；而SOHO中国联席总裁张欣对“富人恐惧说”的激烈回应，更是重新吸引了人们对这一话题的讨论。
中国所有的企业家是不是都拥有可怕的腐败历史，集体背负着原罪色彩？短时间拉大的贫富分野是否加剧了公众对企业家的道德考问？中国三十年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融入了多少企业家的伤痛与破灭、理想与功勋？这一期的策划中，我们通过对王刚和企业家们的采访，来探讨这个转型时代的中国企业家，乃至整个社会，他们艰难的梦想和挣扎。
王刚专访：
“福布斯让我觉得有悲剧色彩。”
《商界时尚》：什么时候有了这本书的构思？
王刚：2004年《英格力士》发表后开始构思这个故事。写《英格力士》是因为我老板被抓，我们集团彻底毁灭，我才回到书斋里。那时候是在2000年，因为一个人特别想挣钱的时候，是欲罢不能的，如果不是我们集团垮台，没有在商业上的那种失败，心是很难静下来读书写字的。
《商界时尚》：那段经历对你有什么触发？
王刚：我们老板被抓，我就在想，中国的很多资本家，不出名的时候没事，一出名出事进监狱的很多。我也在看排行榜，不能说上了榜都是这样，但确实是有很多上了排行榜，就出事了。所以我总觉得富豪榜有种宿命的感觉，因为有很多人想上这个榜，上榜是个广告，在他力量不够强的时候特别想上，当他真正上了呢，他又觉得不好，因为很多上榜的人，到最后很多是进了监狱。企业做得很大的时候，你恐怕就会出问题，当然出这种问题并不全是因为企业家的问题，有的人分析原因时喜欢说企业家文化素质不高，缺乏国际背景，或者法治观念不强，都是胡言，你要真接触他们以后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素质非常高。
《商界时尚》：这些经历是不是反映在了《福布斯咒语》中？
王刚：不全是，应该说是我跟我的朋友共同经历的，有的是我经历过的，有的是朋友的事。我跟了我老板十年，当时搞亚洲电视城，搞基建，酒店、住宅，也盖棚，这中间积累了很多素材。我老板叫靳树增，以前是全国知名的大企业家，跟牟其中一辈的，公司牛吹得最大的时候也有几百亿。当时我老板说了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牟其中不做亿万富翁，我可要做了。”过了几年牟其中成了首富，又迅速倒下，没过两年我们老板也被抓了。当时比较出名的两个，一个是牟其中的南德，另一个就是我们亚视。
《商界时尚》：为什么会使用现在这个书名？
王刚：我觉得有个现象比较不好，就是我们今天还在风光的企业家会嘲笑以前被抓的，说自己没有问题。其实中国民营企业的道路非常坎坷，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理想，所以“福布斯”让我觉得有悲剧色彩。那时候小说已经在写了，但是没有定下名字，有次去北京音乐厅听音乐剧，是一部现代弦乐作品，叫《咒语》，当时我就觉得这名字很有意思，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它的音响、和声，段落的划分、配器的用法，都很像我正在写的这部小说，所以在音乐厅里面我就定下了名字，《福布斯咒语》。
《商界时尚》：主人公“冯石”的名字是来自冯仑和王石吗？
王刚：冯仑也好，王石也好，潘石屹也好，他们都是有名的地产商，但其实都不是。这是我跟我一发小儿开的玩笑，他就叫冯石。当时取这个名字时有个考虑，既然主人公是个开发商，房子是用石头建的，里面最好有“石”字。你看我姓王，叫王石吧，已经有了；叫潘石，也有了；想来想去还是叫冯石。
《商界时尚》：但可能会有读者对号入座。
王刚：那就让他们对号入座吧，毕竟和我的初衷还不一样。当然起了这名字以后呢，现在大家沸沸扬扬，虽然既不是冯仑也不是王石。一开始只是跟我的发小儿玩的一个恶作剧。
我其实很同情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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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记住企业家的贡献。”
《商界时尚》：你怎么看待中国企业家的形象？
王刚：有时候中国的企业家过于自信，过于相信自己的优秀。这对他们没有好处，初期的时候，你怎么说话都可以，但是在成功了以后，就应该慎重。尤其是你已经到了家喻户晓，你的社会知名度、品牌知名度已经很强，你已经控制了相当多的社会资源，拥有了和其他力量充分打交道的能力的时候，更应该小心。因为人总会犯错误。维克多·雨果说过：“富人变得骄傲，穷人就变得凶残。”所以，我觉得企业家如何塑造自己的形象是个大命题。
《商界时尚》：他们这样做，会不会也有自己的无奈之处？
王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无奈之处，小人物和大人物是一样的。小人物在挣扎，大人物也在挣扎，大人物也是从小人物走过来的。我前一阵去看我的老板，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些文章，表达我们这些弱势群体的愿望。”你看，他已经变成弱势群体了。但是，并不是只有这些企业家有问题，当然我不回避富人身上沾满的伴随金钱而来的所有罪恶，可是这些罪恶只有富人才有吗？你比如说，一个小学老师，算弱势群体吧，可是转过身来就会找学生以各种名目收费。
《商界时尚》：所以你认为原罪并不仅仅是企业家阶层的事？
王刚：当时张欣在回应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并不认为原罪是某一个阶层的事情，而是整个民族的原罪，因为制度没有确立，就像我刚说的小学老师收钱，你想想我们的这个社会肌体是什么样的？但是吹嘘自己的清白就是撒谎了，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社会，人人都在做，就你不做？就像我也经常在街人给乞丐钱，但这能妨碍王刚做坏事吗？富豪们的品德，也未必比一般人好多少。
《商界时尚》：所以人们从书里看到了你对企业家的嘲讽和批判。
王刚：这个问题让我矛盾，本身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写书的初衷也是为了写出一个丰富的人物，一个资本家的命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作品发表以后，我就被当成新左派的一个作家，似乎我是代表仇富的穷人，在呐喊。这不是我本来的想法。有一个企业家朋友说，他看到我对他的理解，看到了我对他身上无奈的描写。但也有年轻人说，我看了小说后，内心都在流血。所以，当人们读了以后，很多的人，更多地看到我的抨击，批判了冯石这样一个人，没有看到我对他的理解，同情，没有看到我和他粘连的一面。
《商界时尚》：也就是要看到他们对整个社会的贡献？
王刚：这些资本家或者商人，以他们的方式聚拢了资本，可能在过程中，有腐败，但是他们让中国一个又一个的地方发生了改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房地产商就功不可没。你看北京多少穷乡僻壤的地方，现在变得非常漂亮，这往往是在这些企业家圈了地后，才改变了一块块土地。所以资本家们是功不可没的，从这个意思上讲，我们永远不要忽略一个事实：资本家代表着更先进的生产力，私人公司、私有企业是我们民族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我是站在资本家的这一边，他们的伟大贡献，中国人应该记住他们。企业家办好企业，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愿他们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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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原罪“量刑”过重
受访人：孙凯
职务：精音(中国)公关有限公司总裁
作家王刚先生刚刚出版了小说《福布斯咒语》，你此前听说过或者看过这本小说吗？如果有，你是怎么知道这本书的？
没有读过，也没有听说。
王刚说中国的企业家无一例外都有原罪，你看么看待他的这个观点？
说“中国的企业家无一例外都有原罪”，有些过于悲观和绝对了。中国的很多企业脱胎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必然存在许多有悖于市场经济的条条框框，企业要发展，不可避免地要突破原有的这些条条框框，这么做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定性“原罪”似乎有些“量刑过重”了，实际上企业对打破计划经济束缚还是做过很大贡献的。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确实也存在权力干预市场的现象。有些企业为了谋求更快发展，不惜通过收买权力牟取不当利益，或者借手权力打击竞争对手。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些行为很难“定罪”，说是“原罪”并无不当。对此，我们希望能加快法治建设步伐，一方面约束企业的不正当行为，维护市场公正，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对权力进行约束，维护社会公正。
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除了“有原罪”的企业，更多企业从开始成立到发展中的每一步，都始终是清白的，他们不仅恪守法律的规定，而且遵循着最朴素的道德良知，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脊梁和未来。
在小说的安排中，主人公企业家冯石一直处于焦虑、无奈和不安的状态，并且相信国内的企业家也都处在类似的状态，你认同这种论断吗？
市场经济鼓励竞争，并且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因此企业家存在“焦虑、无奈和不安”是正常的，只有始终怀有忧患意识，积极防患于未然，才能赢得竞争的胜利。
你怎么看待社会各界对企业家如慈善、公益等方面的要求？当你面对这种要求时，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
企业家事业成功了，通过慈善公益事业回馈社会义不容辞，社会各界的呼吁也是出于善意，尽管有些要求可能超过了“合理”的限度，但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扮演什么角色，不仅企业，而且包括媒体、公众在内的“社会各界”都需要一个摸索、适应和成长的过程。什么是企业必须做的，也是社会各界可以要求企业去做的“分内之事”？什么是可以为企业形象增光添彩的“社会责任”或“慈善公益”？我觉得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博弈和不断的契约修订才能完成。
你是否认为当前的主流舆论站在对企业家群体的道德高点上？
企业家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作为公众人物，不能自外于媒体的监督；当然，媒体也不能以“道德法庭”自居，对企业和企业家的形象、口碑随意“生杀予夺”。
作为一名企业家，你怎样定位自己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为客户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财富，为员工创造尊敬。
黄光裕
牟其中
杨斌
顾雏军
李义超
仰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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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肖潜辉
职务：春秋集团副总裁
作家王刚先生刚刚出版了小说《福布斯咒语》，你此前听说过或者看过这本小说吗？如果有，你是怎么知道这本书的？
没有，仿佛都没有听说过。没有一点印象。
王刚说中国的企业家无一例外都有原罪，你看么看待他的这个观点？
这种提法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企业多种多样，规模也有所不同。有些企业的初期发展可以借助原罪来实现，有些企业即使通过原罪也不可能发展和壮大起来。我知道，有一部分企业始终是很清白的。
在小说的安排中，主人公企业家冯石一直处于焦虑、无奈和不安的状态，并且相信国内的企业家也都处在类似的状态，你认同这种论断吗？
不一样的经历会有不同的感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任何人都有焦虑、无奈和不安，这不是企业家群体遇到的独特问题。此外，不同城市、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家，焦虑、无奈和不安的内容也不会一样。比如，像在上海这样投资环境比较好的城市，企业家更多的是“正常的”忧虑、“内部的”和“来自市场的”忧虑。而在西部一些城市，那里的企业家可能更多地要为“非市场的”“外部”的因素而忧虑。
你怎么看待社会各界对企业家如慈善、公益等方面的要求？当你面对这种要求时，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
其实，这些要求看似合理，但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一些企业家可能会断然否定一些求援，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企业家的觉悟就不高。企业的良性运营就会产生利润和税金，带动就业，这本身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因为企业家有钱就来苛求企业家做慈善、做公益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当然有些企业家会在为社会做贡献之外再拿出钱来做慈善，他们的确高尚。
你是否认为当前的主流舆论站在对企业家群体的道德高点上？
我觉得不是特别突出，主流媒体在这里方面只是在引导，并没有绑架。但是，这几年，尤其是地震之后，在博客或其他新媒体，以及小报上这一现象有些突出。他们为了争得读者的眼球，变得有些哗众取宠了。
作为一名企业家，你怎样定位自己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企业家应该有的角色。通过持续不断地改善和创新，制造出符合消费者需要的特殊产品和服务，以此追求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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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怒波：企业家是中国梦的实践者
自古中国社会一直在给商人画像，而且形象都不太正面。在我看来，商人就是汇聚资本从事商业运作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这个词是中性的。他们自认对社会的贡献和内心的痛苦，是普通人并不了解的。
这种痛苦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起因是焦虑和不安全感。一个人，原来很穷，想富起来，恰好在一个大时代背景下，像做梦一样就富了，这时候他会出现强烈的不安全感，这源自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再有，中国人对暴富还不适应。现在，我的同学基本上就没办法接受我是富人的事实。他会想：凭什么黄怒波能富成那样，我却下岗了。所以现在，心理落差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背景不能回避：中国民营企业家身上，集体拥有原罪色彩。在西方培养一个企业家、资本家需要几代人，出一家著名公司可能要一百年，而中国的原始积累是在十几年内完成的。时间差加剧了原罪的程度，这种原罪感不断地受到社会拷问，这也是焦虑的一个方面。中国企业家的发家过程中，可能多少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回避不了。很难说谁的钱百分之百干净。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前提，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不完善的背景下开始的。在这个法治环境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我们拥有一些财富之后，应该考虑如何回报社会。这样社会才是平衡的。
像我们这批企业家，原先对事业、理想并没有概念，从体制内出来，就是想活得自由。最开始印名片、倒复印机都干过，慢慢做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事业。这时候，我就会很骄傲，因为我是在给中国整个的经济进程做贡献，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价值。
所以，一方面我觉得没人有资格拿起道德之剑来评判别人，因为我们都是沉溺者，我们都身在其中。但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又都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来批判——或者批判自己，或者批判别人。在当下社会，每个人都有两重性——我们既是富人又是穷人。30年的改革让大家全富了。但是反过来，会有人问“为什么你比我更富”？这是当下的社会情绪。为此，我一直在尽可能地呼吁：社会要理智。“企业家”对社会的安全感更敏感。现在不应该挑动穷人斗富人。穷人仇视富人的尖锐情绪很麻烦，这为中国下一轮的阶层矛盾激化打下了伏笔。
我觉得目前需要的是，整个社会冷静下来。我觉得中国社会稳定下来不容易，现在不要因为财富问题再把这个社会引向另一个极端。
如果说比尔·盖茨实现的是美国梦，那我们这些人做的就是中国梦。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富人都是中国梦的实践者和成功者。所以，仇富也好，原罪也好，都不能脱离一个背景——我们需不需要塑造一个中国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无罪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企业家”也不应该被批判。因为我有做梦的权力，现在人人都在做梦。
我可以自豪地讲，我们这些人在创造社会财富，那真的是血汗钱。有很多企业家不会这么说，但是我了解。比如现在很多人在生死线上挣扎，这个心理上的痛苦都是没办法讲出来的。我凭什么要做这么大？我凭什么要养活这么多人？每天睁开眼，大家都在想这些问题。财富怎么创造的？就是在寝食难安当中创造出来的。回到我最初的观点，第一，我不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情绪化，起码现在不要从理论上挑动社会的对立情绪。第二，还是要对社会不同的阶层多宽容，让我们把中国梦做下去。如果现在就把这个梦打破，这对社会是一种灾难。
王刚跟着资本家当了多年的马仔。那个资本家，曾经鼎鼎大名，和牟其中一个辈分，现在也和牟其中一样身陷囹圄。他注册“亚视”，却没拍摄一部影视作品，几乎全部的成果就是王菲和那英在1997年唱的那首《相约九八》，还仅仅是歌词。他手握无数房地产项目，却没建造一间房子，哪怕是违章的私搭乱建。但他却曾经拥有数十亿的资产，全部都来源于国家银行，他的全部经营就是编造谎话然后行贿然后用新贷款还旧贷款。
那个王刚的老板或大哥，不代表全部的民族资本家，却代表了中国早期最有名的那几位。他们连走私贩私假冒伪劣都懒得干，他们原始积累的目标只有最快捷的一个：银行。他们把人类和资本最贪婪的本性发挥到了极致。于是，王刚有幸参与了那些浮躁的资本游戏，有幸经历了那些肮脏的资本交易，有幸见证了那些无耻的资本泡沫。于是，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就多了一个叫冯石的资本家。
这个冯石，和王刚一样，从新疆来到北京。他一无所有，他欠银行一笔又一笔贷款，他被银行行长们催逼得焦头烂额。但是他看上了北京国贸中心东边的国企老酱油的土地，他要把它开发成和潘石屹的SOHO现代城一样著名的商区。为此，他用非常无耻的手段强行从银行贷款，买通老酱油的厂长、国资委和国土局官员，以求廉价收购老酱油。
但是，冯石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他的肮脏，他的欲望和贪婪之外，还有理想。
是的，资本是有理想的。当冯石面对激动的老酱油的工人，讲述他要让北京国贸东亮堂起来的时候，他是真诚的。那些被抛弃的无助的老酱油的工人们，原本是要控诉贱卖国有资产的败家子和趾高气扬的商人冯石，也被冯石的理想打动了，因为让北京东亮起来，也是每一个北京人的理想。
有了这个理想，资本家冯石可以卑鄙无耻，也能够忍辱负重。当他为廉价收购老酱油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跳进了一个巨大的陷阱：这个国企有着巨大的财务窟窿，他必须要为老酱油厂承担几个亿的债务。于是，资本的坚韧和顽强就有了充分展示的机会。于是，我们对这个资本家的感情就复杂起来，我们甚至会为他的挫折而惋惜，为他的坚持而感动。然后，我们会扪心自问：我怎么会为那么个无耻的商人感动呢？
于是，我们会忽然发现我们对于资本和资本家的困惑——和老酱油厂的工友们一样的困惑：冯石的到来伤害我们旧有的感情，践踏我们的道德底线，却又给我们带来希望。我们该恨他还是爱他？我们该欢迎他还是驱逐他？
是的，钱原本就在银行，地原本就在国贸东，亮起来的规划原本就在官员林潇潇心里，但要实现亮起来的理想，还必须有冯石这个骗子。当冯石这个骗子把银行的钱骗到手之后，这些沉睡的钱就变成了资本，冯石就变成了资本家。所有那些“原本”借助资本和资本家的力量，才可能亮起来的现实。
冯石一定会完成他的原始积累，也一定会成就他的理想。北京国贸东真的会亮起来，成为中国乃至东方的明珠，成为国家腾飞民族崛起的象征。那时候的冯石，不仅会上福布斯排行榜，还会上慈善排行榜。不管他是在监狱里，还是在主席台上，他都可能超越了过去的自卑猥琐，内心自信且安详。
总之，冯石会走完他必须要走完的道路：一代资本家无法躲避的宿命和完整的轮回。
只是那时候，我们该鄙视他还是该尊敬他？关于他曾经的原罪，我们该清算还是该宽恕？
这不仅是一个读者的困惑，也是法律的困惑，也是全民族的困惑。
文/周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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