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的SARS一役冲垮了过时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当下的甲型H1N1则是新体系迎接的第一次摸底大考

　　□记者 王强

　　5月的北京街头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公交车、地铁、写字楼和大型购物商场等人群聚集地几乎看不到戴口罩的人，在这个6年前曾经一度恐慌的国际大都市，人们虽然都知道一种叫甲型H1N1的流感病毒正在全球传播，但仍表现平静。

　　5月15日下午，北京市主管卫生的副市长丁向阳召集市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北京市疾控中心、以及国内一些重量级的公共卫生专家和传染病防治专家，讨论下一步的防控工作。

　　与会的黄建始教授注意到，与2003年SARS危机时期相比，此次防控甲型H1N1流感，不但民众表现得非常理性，政府官员的执政思维和应急观念也有深刻的变化。黄建始对《商务周刊》总结说：“从卫生部到北京市，主管公共卫生的官员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都有着清晰的思路，而且对于传染病防控显得更加成熟和老练。”

　　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协和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2003年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从美国回国参与抗击非典工作，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流行病学顾问。“6年的进步是巨大的。”他很有感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止到北京时间5月19日18时，全球已经有40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有确诊病例，总数达到9830例。到5月19日，中国内地也已经确诊了4例输入型患者，但在各地并没有出现恐慌状态。

　　“这缘于中国在SARS后建立和逐步完善起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发挥了作用。”国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一位官员告诉《商务周刊》。

　　首次“试剑”

　　4月25日，卫生部在接到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疫情通报后，部长陈竺亲自坐镇指挥，成立了人感染猪流感(即甲型H1N1流感)防控领导小组，在第一时间内启动了防控流感大流行领导专家工作机制，并及时向农业、质检等相关部门通报疫情信息。

　　2003年防控SARS期间，陈竺曾担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副组长。外界注意到，经过当年的实战，这位中国政府里为数不多的民主党派部长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和防控指挥若定。

　　4月28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建立卫生部、质检总局、农业部等33个部门和单位参加的联防联控机制，在这一框架下，组建了综合组、口岸组、医疗组、畜牧兽医组、保障组、宣传组、对外合作组和科技组8个工作组以及专家委员会。各工作组各司其职、协同作战。随后，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专门就做好防范人感染猪流感疫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随着应急机制的启动，中国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的网站上也相继贴出了有关人感染猪流感病毒的症状以及预防措施，并迅速被媒体转发。同时，卫生部每天都在自己网站上公布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最新疫情通报。

　　“信息的公开和透明让老百姓明白怎么回事，也避免了谣言的散播。”SARS期间一直在陈竺手下工作的黄建始说，“这与非典初期的信息不公开完全不一样了。”他回忆，SARS初期，由于病毒一直难以确认和信息渠道的不畅通、不透明，2003年初的几个月里，各种谣言通过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四散传播，全国处于一片恐慌之中，老百姓抢购口罩、药品以及食品。

　　与此同时，卫生部迅速联合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等相关部门，开始组织专家进行病毒序列分析。中国疾控中心也迅速启动了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直报系统，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疾病监测系统已实现了对传染病疫情、健康危害因素监测、死因监测等重要公共卫生数据的实时管理。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那位官员告诉本刊，虽然刚开始中国尚没有病例出现，但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已经意识到了基础研究、抗体保护效果分析、疫苗毒性分析等的重要性，它们直接关系到后面的疫情监测和对疑似病例的检测确诊，但要想开展上述工作，必须有毒株。因此中国疾控中心立即和美国、欧盟、加拿大及其他亚太国家进行了沟通。5月10日，由美国提供的三个甲型H1N1流感病毒毒株运抵北京。随后，香港和加拿大也同意提供毒株。

　　此前，卫生部要求各网络实验室一旦发现病例，要及时开展病例标本的病毒分离工作，并按时送国家流感中心进行复核鉴定及抗原分析。各地对未分型的甲型流感毒株或样本要及时上送国家流感中心。

　　在毒株分析和病毒诊断方面，此次中国的应对与2003年已不可同日而语。黄建始回忆，他应当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的电话邀请回到中国后，曾为中国落后的诊断状况而感慨。2003年年初，广东省疫情虽然已经出现将近三个月，但因为缺乏系统的实验诊断手段，广东省疾控中心没法迅速排除已知病原体，而当广东省上报到国家疾控中心后，国家中心也没有完整的已知病原体试验诊断库，而不能对病毒做出明确的诊断。SARS后中国开始完善的网络实验室，目前则已经有能力配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

　　“现在中国各省市都有公共卫生实验室，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不只有一家，这些实验室组成了强大的网络系统，随时准备应对到来的疫情。”黄建始说。

　　4月29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全球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从4级提高到5级。世卫组织的流感大流行警告共分6个级别，第5级意味着同一类型流感病毒已在同一地区至少两个国家人际间传播，并造成持续性疫情。针对最新疫情，卫生部立即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分析论证，经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建议并报国务院批准，卫生部于4月30日发布公告，将甲型H1N1流感纳入《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境卫生检疫法》管理，把甲型H1N1流感列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随后，由于国际商务和旅游往来以及留学生回国，中国开始出现密切接触者和输入型病例。卫生部又迅速启动病人隔离制度，并且在尽快的时间里追踪到密切接触者，采取为期7天的隔离和医学观察。

　　从5月3日起，卫生部要求对甲型H1N1流感密切接触者实施隔离观察情况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各地要在每日9时前将前日工作情况汇总到卫生部。

　　“隔离和集中医学观察非常必要。”黄建始指出，在2003年SARS期间，美国就采取了类似措施，追踪从香港返美的人员，很快就掌握所有人的名单和地址，进行医学观察。这也许是确保美国当年没有发生疫情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此次防控甲型H1N1流感中，黄建始也注意到，中国6年来已经建立了一支具备现代传染病防控知识的现场流行病调查队伍，而在SARS期间，当时中国许多地方没有专业的现场流行病人员，所以许多预防控制措施并没有具体落实。

　　起步大卫生

　　黄建始认为，在此次应对甲型H1N1流感疫情中，中国表现出色，6年来逐步完善起来的公共卫生法律制度、指挥系统、信息系统、实验室快速诊断系统、现场流行病学机动队伍和网络、大都市医疗应急网络以及国家医药用品应急储备系统开始凸显出巨大效益。

　　2003年SARS危机过后，众多公共卫生学者和卫生官员呼吁尽快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当年底陈竺也在一个公开场合称：“非典过后，人们对如何在常态下保持管理，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何应对，公共卫生如何保障人民健康的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的那位官员认为，现在回头看，中国在早期与SARS的遭遇战中表现确实很糟糕，“但如果没有那场SARS，我们还不知道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中国人讲究亡羊补牢，在SARS期间，国务院就开始着手公共卫生应急的法律体系建设，紧急制订并公布施行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明确要求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级人民政府要设立应急指挥部，负责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此后中国建立和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热情被极大调动起来，在应急指挥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等方面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那位不愿具名的官员称，SARS后，卫生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制订了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规划，由中央与地方共筹资金，投资68亿元，加强地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而在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建设方面，针对医疗救治体系不健全和应急处理能力不强等问题，2003年，国务院批准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建立紧急医疗救援中心，为此，中央和地方投入了114亿元建设资金。

　　“仅在2004年，我们国家疾控中心一期工程投资就达到6.34亿元。”国家疾控中心疾病控制与应急处理办公室的一位人士说：“多年来，疾控系统缺衣少食，但那两年，从国家中心到各个地方中心可以说是鸟枪换炮。”

　　根据权威数据，到2008年底，全国100%的疾控中心、96.9%的县以上医疗机构和82.2%的乡镇卫生院都实现了网上直报。“从硬件投资看，目前我们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完全可以应对传染病的防控，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中的防控甲型H1N1流感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某些方面，我们确实比西方做的还好。”黄建始说。

　　但《商务周刊》采访的一些公共卫生专家也批评到，SARS后国家投入巨资进行疾控和救治体系建设，但片面强化硬件投入，而忽视了人才培养、职能调整和机构能力建设等体制性投入，无法使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黄建始也指出，更为关键的是，“大公共卫生观念只是停留在口头上，SARS之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他举例说，目前我国医疗和预防体制仍处于分家状态，新医改虽然方向正确，但在具体措施上还是过分强调了对看病领域的投入。

　　“我们应该就此次防控流感的机会继续反思医改的具体措施，医改不应该过分强调医疗，这样不可能解决国人健康的问题。”黄建始建议，危机之后，中国应该继续转变观念，向大公共卫生观念和大健康观念上转变思路，整合被割裂多年的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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