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总量而言，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中受益甚多，这使得我们许多人对这种并不公正的全球化恋恋不舍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 梅新育

　　“去全球化”？——是的，尽管这个有点拗口的词汇在19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流行的“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声浪中显得很难想象，但自从八十年未遇之危机爆发后，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那么，全球化为什么会发生逆转？首要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不公平；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在各国国内，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

　　历史教训已经证明，国际经贸利益分配失衡潜藏着导致全球化进程全面逆转、南北双方两败俱伤的可能性。19世纪至20世纪初，经济全球化程度在许多指标上都远远超过今日，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正文开篇部分曾经如此满怀留恋地描写那个时代：

　　“1914年8月以前的这段时期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虽然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工作辛苦、生活水平很低，然而，所有迹象都表明，他们对这一分配状况相当满意……他可以派仆人去附近银行的办公场所非常方便地获得珍贵的金属，然后就可以带着这些贵金属出国，即使不了解该国的宗教、语言和习俗也没有关系，并且稍被干预就会大惊小怪地认为自己受到了严重侵犯。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种情形是正常的、自然而然的、永恒的……基于他们的国际化进程已经快要完成了。”

　　哎！好一个黄金时代哟！只不过这仅仅是大英帝国上层社会的黄金时代，最多再加上一点中产阶级。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深陷殖民地半殖民地厄运的其他国家而言，这个凯恩斯笔下的“黄金时代”更毫无疑问是个充满血泪、屈辱的噩梦时代，那个时代留下了太多入侵、屠杀、掠夺和不平等条约。

　　“是日何时丧？予与汝皆亡！”面对这样的不公，反抗是受害者的天赋人权。也正因为如此，“国际贸易重要性渐减”论在那个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以德国经济学家松巴特1903年出版《十九世纪德国国民经济》为标志而勃然兴起，并在自由贸易发祥地英国找到了大批知音，其中不乏凯恩斯、罗伯逊等名家巨匠。

　　回顾历史，反观今日，我们不难发现，198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潮流最突出的问题是收益和负担分配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分享的全球化收益太少，而承担的负担太多，发达国家企图用无限制的“自由化”为工具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产业、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争取平等地位的权利，剥夺他们保护自己免受国际游资冲击的权利。

　　经济全球化的两大支柱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本身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执行规则过程中的问题更多。多哈回合开幕前发布的世贸组织总干事2001年年报便提醒各成员方，尽管过去50年内的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大幅度推进了贸易自由化，但贸易壁垒依然存在，在农业和纺织品部门尤其严重，而这些部门对发展中国家极为重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前不少舆论热议的所谓“去全球化”趋势，其本质在相当程度上不过是此前不公正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恶果而已。是的，虽然所得份额不高，但就总量而言，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中仍然受益甚多，这使得我们许多人对这种并不公正的全球化恋恋不舍，可那种格局能够长期持续吗？

　　且不说由此而造成的我国国内社会紧张，且不说特里芬两难和美国债务积累必然导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模式在经济上不可持续，且不说美利坚霸主的道德风险必然会驱使他不遗余力抵赖债务，留恋和力图维护那种全球化的辩护士们也必须看到，他们这些行动的受益者们未必当得起他们这样的努力。因为无论是在上一次全球化还是在这一次全球化，我们都能看到这些受益者们极度自私的道德嘴脸，他们只愿意享受利益，却不愿意费心费力去维护这种体制格局，也正是他们的道德风险给现行体制和国际经济秩序制造了迅速积累的矛盾和愤怒。

　　辩护士们，这样的一个群体，真的就值得为他们付出自己的才智和忠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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