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

 文/本刊记者  郭正

 

对于保能就业的增长，财政政策的关键是对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减免税费。

 

如今之际，正是经济学家担当责任之时。面对远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如何作为，何去何从，考验着政府的智慧与勇气。作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与决策层保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他洞悉政治的运行逻辑，又不染部门利益、不失主见。对当前“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主调，他举双手赞成，不过又有自己的解读与主张：保增长，是保能就业的GDP的增长；扩内需，最为基础的是劳动者有保住和增加工作的机会；调结构，则是在企业规模结构上发展能大量增加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在产业结构上大力发展能大量增加就业的服务业。

 

今年就业形势将会非常严峻

《新华商》：温家宝总理称，2009年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您认为最难在哪里？

周天勇：最难是就业，人往哪里去。今年就业和社会稳定形势将会非常严峻。从出口需求下行、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国内消费需求难振、企业经营困难等多种因素看，全社会就业机会相对会萎缩，如果不从充分利用劳动力、扶持能够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等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真实失业率将上升到14%左右。

《新华商》：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大措施，对就业将有何效果？

周天勇：投资及其形成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带来满意的就业。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在结构既定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相应的就业，高增长会形成低失业。但是，中国2000年后，平均以10%左右的高速度增长了近8年，从实际的情况看，为何没有形成低失业率的局面呢？因为中国GDP增长的要素和企业结构中，主要是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还包括交通、水利、住宅、城市和农村公共设施等，以及政府和事业的办公楼和培训中心等等的建设。这些大企业和大资本，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的集中集聚，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越来越多的资本吸收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技术的进步，设备比劳动力的相对成本下降，导致企业越来越多的用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力。使得劳动力的就业并没有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形成高就业的格局。

而交通、水利、住宅、城市和农村公共设施等建设，虽然在施工时期可以吸收农民工转移就业，但是项目完工后，并不持续地保有和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企业的投资扩大是就业持续增加的源泉。从2009年创业和企业投资的意愿看，因为市场前景看淡，愿意扩张性投资的不多，企业投资意愿弱，银行的贷款就很难贷出去。也就无法从加工工业和服务业的方面新增投资和扩大生产而去增加就业。

不过，政府扩大投资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没有最优的情况下，次优也可以。现在只能是政府先投下去，再看企业能不能跟进。

 

不仅仅为了保增长而保增长

《新华商》：中央既强调“保增长”也强调“保民生”，您所强调的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如果一个措施，对保增长有很大作用，对就业却作用有限，另一个措施，对保就业贡献大，却对GDP数字没有太大作用，那么应当作何取舍或优先安排？

周天勇：保增长，是保能就业的GDP的增长；扩内需，最为基础的是劳动者有保住和增加工作的机会，有工作才能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有支出，有支出才能保内需和扩大内需；而调结构，则是在企业规模结构上发展能大量增加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在产业结构上大力发展能大量增加就业的服务业(其中大量的也是中小企业)。这样的宏观调控取向，才是以人为本，以民生为本，而不仅仅为了保增长而保增长。

《新华商》：如何去把握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基础设施、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企业之间的平衡？在这个特殊时期，又有何侧重？

周天勇：创业和中小企业数量增加形成的较为充分的就业是国民经济消费最基本的来源。其流程是：有较多的人创业——创业加中小企业数量——大量的企业对劳动力形成需求——劳动力得到就业并且劳动力需求对工资形成拉动力量——较充分的就业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较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收入增长是消费支出的基础——其支出形成满意的消费需求。

资本所有者分配的多，给政府交的税多，但是资本相对的劳动力少，劳动分配的少；而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劳动要素在其形成的国民收入中分配的多，而由于资本相对较少，资本分配的比率较小，当税制设计主要以资本要素为对象时，国家从中得到的税收相对大型企业也要少一些。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如果片面地强调大资本和大企业的发展，而忽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时，国民收入结构中，劳动者分配的比例就低，国家和企业分配的比例就会高，动态看，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率就会越来越低。

在经济下落时，更加重要的是要鼓励创业，大量地发展中小企业，形成稳定吸收、持续就业的局面，并且劳动要素充分得到利用，劳动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能力上升，从而改善国民收入中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否则，强调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忽视劳动要素的利用，忽视就业，忽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会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更加失调。

 

为中小企业减免税费

《新华商》：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您有什么政策建议？有何阻力？

周天勇：从货币政策来看，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高度垄断性，中小企业要想从银行体系中贷到款很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余地可能还有一些，但作用似乎也已不大。所以，要保能就业的GDP的增长，起重要作用的是财政政策。

对于保能就业的增长，财政政策的关键是对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减免税费。其中，最大的阻力是部门利益作梗，需要下决心破除。

一是尽快改革和理顺一些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财政拨款体制。财政增加工商、质检、卫生防疫等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支出，废除对其实行的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全部转变为财政拨款供养。政府各部门和事业性机构税外无道理设置收费和罚款等创收项目，擅自设置，应当视为违法行为。

二是在税收体制和行为上实行三个“废除”。即废除目前实际上实行的年财政和税收硬性高速度增长的计划指标和任务制度；废除许多地方不按照税法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税，而是进行比实际税率要高，甚至高得多的包税行规；废除对税务人员超额完成税收任务实行奖励，以刺激税务人员收过头税的各地通行规则。

三是给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减税。中小企业的增值降低到2%，营业税降低到4%，所得税率降低到15%，对企业投资人、经理层、中高管人员、技术人员等等，降低其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率，最高控制在20%。

需要中央和国务院高度关注的是，由于地方政府经济下行，建设项目减少导至税收减少，保民生又需要其扩大支出，于是，地方政府很可能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这些急需要减免收费和税收的经济主体，反其道而行之，加大收费和收税的力度，来尽量缩小财政收支缺口。这样，许多本来奄奄一息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将会更多地倒闭破产，从而挤出更多的劳动力，使实际的失业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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