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文

　　企业界领袖排斥民众，与中年妇女排斥“狐狸精”道理一样

　　被香港政府委任为香港旅游大使的国际影星成龙，在博鳌论坛上说，台湾、香港自由太多，所以乱。“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他的发言获得在场的国内企业界领袖长时间鼓掌。我觉得这一些企业界领袖与成龙同气连声，有几个原因。

　　一个从自己管理企业的经验出发，觉得一个集权的企业，可能就是效率最大、利润最高的；而自由散漫的企业，会带来管理成本的飙升。然而他们却抹杀或者忽视员工自由给企业带来的创造性和技术进步，或者因此也可以说明，他们企业利润的来源，主要的并不是员工创造性和技术进步，而是从体制中分享。所以西方企业家异常重视的自由精神，中国企业家没放在眼里。他们巴不得员工工人都是机器人。

　　第二，那就是在他们心里深处，存在一种恐惧，就是对他们现在持有的巨额财富，始终没获得正当性、稳定性。因为他们的财富来源，并不是完全来自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而主要的是来自非法渠道所得。中国财富的支配方式，政治还是主要的，而市场仅仅是配角。所以名不正言不顺的巨额财富，他们始终担心民众会起来剥夺走他们。就像一些没有自信的中年妇女，始终担心自己丈夫会被“狐狸精”勾引走。企业界领袖排斥民众，与中年妇女排斥“狐狸精”道理一样。

　　此外，是传统儒商文化的影响。我们知道，儒家倾向于秩序和贵族统治，认为民众需要管制。而由儒入商的儒商，也没改变这一特征，获得自由精神的气质。历史上的晋商徽商，大多数由落第士子所变成。商场不过他们另外一个变形的科场，他们心里隐藏着由商入士的渴望。清朝末年洋务运动中，就给商人顶戴和品级，满足他们的愿望。所以商场市场是作为科举制度的编外补充，儒商是体制外的“体制”内人。他们被官场吸纳，或者被官场经济吸纳，都同样遵守一种秩序伦理。

　　晚清的公民社会建设，最大一点在于商人和中产阶级。这个阶层是最找不到自己的政治意志和正确理解的利益，最政治幼稚的。当皇帝弱小，就站在立宪一边，当专政强大，就吃专政剩下的残羹。晚清的商人和中产阶级，是欺软怕硬的主。正如后来所评价的，中国小资产阶级具有摇摆性。

　　我们可以看西方历史，市场经济不一定完全是吻合自由的要求的。资产阶级并不是自由的化身。资产阶级在抵抗贵族的时候，是要求民主自由的，可是自己一掌权，就去自由化，去民主化。所以并不是合适的现代统治精英。

　　资产阶级掌权，把国家变成重商主义，在海内展开掠夺，是西方现代史最重大的危机之一。所以不管如何，把资产阶级阻挡在国家权力之外，是不可跨越的公理。资产阶级并不是自由主义或者自由派的化身，或者代名词。

　　受到传统儒商文化影响的中国民营企业，高端的进入垄断行列，低端的渴望进入垄断行列，而不是渴望自由精神在市场中彻底实施。所以民营企业与特权共享利益的同盟还在，还没到分家的时候。而且民营企业，远不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主流，而是敲边鼓的角色。不能代表市场经济，反而被垄断经济边缘化，是不能作为自由精神的希望和前途所在。

　　在商言商，在朝言政，不能把商业精神带到政治中来，甚至把政治扭曲为谋取商业利润的工具，大规模展开管制贿买，攫取与私分被政治吸附的公共租金。我从来没有见到儒商传统有一种对重商主义，或者利用公共权力谋取高额利润的批判，相反极为推崇和艳羡胡雪岩此类的红顶商人。儒商对权力天生的有一种依附性，而且内心深处也深知管制比自由，更能够给他们带来利润，降低管理成本。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