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在日本企业界的应用

　　文/本刊特邀撰稿人  沈立

　　在经济危机之前，美国的金融企业与金融家是全球的榜样与精神领袖，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金融的这种崇高地位受到国际上的广泛质疑。其实，对中国经济与管理也一样，美国的位置已经开始跌落了，风水轮转，日本将取代美国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的老师，中国企业要开始向日本学习管理了。

　　我在研究中国与日本两国的管理教育时，发现了一个中日的巨大差异——中国学界与管理界十分迷信和热衷于美国的MBA教育，而日本则相反，他们十分不重视MBA教育，日本只有少数几所大学有MBA教育，不像中国有上百所高校与上千家培训机构都在致力于美式MBA教育。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涌现了一大批世界级的企业家与管理权威，他们不靠MBA教育，那是靠什么取得了如此巨大的管理成就呢？答案很简单，日本企业家主要通过在职教育与在岗培训来学习管理知识与管理技能，而高层管理与企业家的学习重点几乎无一例外的始终都是在学习国学——日本人称为汉学，而教材都是中国古典。

　　北尾吉孝与堤义明

　　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从中国古籍获取不可思议的力量》，作者是享有“日本诸葛亮”之称的著名企业家北尾吉孝，他是世界著名风投公司软银集团的第二号人物，任日本软银金融集团CEO，也是软银创始人孙正义智囊团的“头牌军师” ，他还有很多美誉：传说中的证券人，投资专家中的专家，以世界为舞台，凌驾风云，宛如跨骑白马的现代武士等。就是这样一位日本杰出的企业家专门著书立说，反复强调中国经典的重要性，他告诉日本人与中国人，中国古典是日本教育的根本，没有中国古典作为根基，日本百年前不可能那么迅速地崛起，更勿论脱亚入欧！他建议日本人不论什么年龄、性别、学历，都应从头再读一遍中国古典。他对致力于追求成功的经理人说，智慧和见地是缺一不可的，想成为这样的人，阅读中国古典是惟一有效方法。

　　对比一些中国管理教育的专家与教授，他们一心一意地热衷于拷贝美国MBA课程、教材与教法，言必称哈佛商学院、沃顿与斯隆，我们不仅要问：到底谁是中国人？欧洲管理学家弗雷德蒙德？马利克教授(Fredmund Malik)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美国之外，美式管理就不灵了。MBA课程的流行传播了一个幻觉——美国的管理就是好的管理——这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管理欧洲公司超过两年的时间，因为他们大多数都不成功。被誉为继彼得？德鲁克之后最有思想与创新精神的管理学家与管理教育家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对以MBA为核心的美国管理教育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与批评，他认为美国的MBA教育已经严重脱离管理实际，他公开声明自己宁愿降低工资也不愿意再讲授MBA课程，他指出以MBA为核心的美国管理教育是“错误的人”——几乎没有管理经验的年轻学生，通过“错误的方式”——分析与技术，接受完MBA教育之后，给组织与社会带来了堕落的后果——“错误的结果”。

　　日本的企业家则是用行动对美国MBA教育投下了弃权票，他们选择了汉学。八十年代日本首富堤义明是西武集团的总裁，他说得特别干脆：“我一生只精读一本书—《荀子》！”，他很多常用的管理举措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例如：提拔下级时，一定会见他们妻儿；文凭只是一张废纸；决不启用聪明人等等。

　　北尾吉孝与堤义明的例子并非日本企业界的特殊个案，而是日本企业界的普遍现象，日本企业家学习汉学(国学)这是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刚踏上现代化之路的时候就形成的优良传统。

　　涩泽荣一

　　日本企业界学习中国经典具有悠久的传统，而开创这一优秀传统的就是日本工商业与现代化的奠基人涩泽荣一。涩泽荣一(1840-1931)是日本著名的实业家与社会活动家，为日本近代工商业、教育、社会福利、文化交流与国际外交等都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一生创办了五百家企业，涉及银行、钢铁、造船、矿山、铁道、纺织、造纸等很多行业，是日本第一家银行与股份制公司的创始人，因此涩泽荣一被誉为“日本现代化之父”与“日本工商业之父”。

　　涩泽荣一对日本现代化最大的贡献不是在工商业，而是为日本发展市场经济与实现日本现代化建立了核心价值观，为日本企业界树立了精神支柱与道德准则，为日本从封建社会转变成资本主义奠定了思想道德的基础。涩泽荣一一边投身工商业，一边研究《论语》，根据孔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他提出了“士魂商才”与“义利合一”的观念，强调伦理道德与工商经济的统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

　　对于涩泽荣一而言，《论语》就是他的《圣经》，就是他从事管理的经营宝典，他曾满怀崇敬地说，“《论语》我实践了，证明了！它实现了我的梦，是我成功的法则。实践《论语》，就能实现理想人生的最高境界。因此，《论语》是成功者与管理者的必读书。”每当遇到任何管理难题，涩泽荣一就会像遇到生字就查字典一样地翻阅与研究《论语》：“公司要经营好，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没有人才，公司必然失败。因此，我在银行和各种公司的经营中，为了成功，不得不考虑人在经营中的行为规范与准则。《论语》就是这个规范与准则的标准，遇到问题从《论语》中找答案，是绝对不会错的。”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很好地解决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与精神支柱的问题，这成为导致几乎所有中国难题与中国困境的基础。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晓教授曾担任过国资委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是中国著名的青年经济学家，他曾游历美国，在仰望北美星空的同时，反复追寻这样一个问题：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最后赵晓找到的答案是教堂，他说，教堂而且只有教堂，才是美国人的中心，是凝结美国人最核心的东西。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约束人不偷懒、不撒谎与不害人，而无教堂亦无寺庙无祠堂1的市场经济则纵容人偷懒、撒谎与害人。

　　赵晓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无教堂的市场经济，其结果是这种变态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制造了一群‘人妖’：“他们在日夜不停地靠撒谎和害人成一己之私利。如今的中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当然更不信天堂。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骗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毒牛奶、毒大米、毒饺子、毒鸡蛋等耸人听闻的食品安全事件就更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我在此要强调的是，赵晓教授所讲的“教堂”对美国而言既是实体的教堂，而是指美国人心目中的价值观、道德准则与为人处事的规范，对中国而言则不是指实体的教堂——在中国的城乡到处都建立美国式教堂，而是特指中国人心中的价值观、道德准则与为人处事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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