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许凤婷 摄影/刘志坚

　　2009年4月初，70岁的克瑞格·贝瑞特最后一次以英特尔公司董事长的身份访华，和他同行的有他的夫人、刚刚卸任的美国驻芬兰大使芭芭拉·贝瑞特。

　　快步走进会议室的芭芭拉和房间里的每一个人握手问候，包括记者、翻译还有速记员——这让这位总是被忽略的年轻女孩有点措手不及。交谈时，即便是翻译在说话，她也会看着提问者，当你的目光和她接触时，她会上扬眉毛，用一种俏皮而亲切的眼神和你打招呼。而作为一名外交官，她对每个问题的回答总是恰到好处，并且不失机智幽默。仿佛她有一种魔法，可以让人精神高度集中，却又十分放松。

　　据说，在美国，芭芭拉的名气要盖过贝瑞特，翻看她的履历，确实颇让人“触目惊心”：美国首位驾驶F-18大黄蜂的文职女飞行员、30岁之前就曾在两家“财富500强”公司中担任高管；美国国防部国防商务局成员、美国管理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首位女副局长，美国驻芬兰大使……

　　游走于政界、商界游刃有余，并且拥有辉煌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单纯用“成功”这个词，已经很难覆盖芭芭拉的光彩。然而，在这个崇拜英雄和超人的时代，人们往往只看到结果，而忘了问过程。

　　芭芭拉并不忌讳与记者谈及她与“成功”毫无关联的年轻岁月。少年丧父，她从16岁开始一面上学一面支持一个七口之家，并且最终把自己的五个弟妹都送进了大学。

　　看到眼前这位神采奕奕、言谈举止颇有风度的女性，你很难相信，她曾是亚利桑那的一个以牧马为生的女孩。

　　这或许是另一个老套的励志故事，但在这个需要坚韧和信心的年代，我们有必要再重温一下“成功是怎样炼成的”。

　　事业态度：成功是一个误导的词

　　数字商业时代：在你从事过的所有工作中，你最喜欢哪一个？

　　芭芭拉·贝瑞特：我喜欢我做过的每一份工作，我的工作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职业，我做的事情跨度很大，有时是在牧场中和动物打交道，有时从事的是最尖端的高科技工作，有时在外交场中斡旋，有时则是处理法律事务。在我拥有的职位和头衔中，大使并不能代表我真正做的工作。我供职的场所也很不一样，企业、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妇女团体……我的工作有很多方面，我是一个牧场主，也是一个律师；我是一个飞行员，也是一个外交官……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是我最喜欢的。

　　数字商业时代：你的经历非常丰富，你日常的生活是不是也像你的经历一样丰富多彩？

　　芭芭拉·贝瑞特：我的理念是——辛勤工作，好好享受。我在工作中和工作之外都能找到很多乐趣。例如我的上一份工作是担任美国驻芬兰大使，芬兰的7月是全国假期，所以我决定到芬兰各地，包括到乡村去看一看。我选择了骑自行车或者骑摩托车的方式游遍了芬兰全国，沿途参观了很多地方，造纸厂、发电厂、木材厂、塑料厂……而且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天热时，我每到一个冰激淋摊就买一个，品尝当地冰激淋的味道。我还到了芬兰的最北边，当地居民以养驯鹿为生，他们很多人还没见过美国人，我跟他们一起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时光。

　　数字商业时代：中国有句老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你早年生活的写照，苦难都给了你什么礼物？

　　芭芭拉·贝瑞特：对于我来说，早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因为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家里一共有六个孩子，最小的妹妹才刚出生。我从16岁开始就要工作来养活全家人。所以我从小就习惯了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当时我是在牧场工作，我教别人骑马，而且我很早就会开卡车。

　　我认为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大学教育都很重要，所以我不仅仅要确保自己上大学，还要让家里的另外五个孩子上大学。我在大学期间，用业余时间同时打五份工来养家。最终，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这是和我早年的逆境分不开的。我很早就善于把逆境当做可以克服的困难来对待，而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而且我也很早学会了只做有用的、重要的事，这让我学会了很好地管理时间。同时，由于我很早就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照顾好我所有的弟妹，所以我有一种动机：总是希望帮助别人把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数字商业时代：对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机会经历像你青少年时那样艰难的生活。你是如何教育你的孩子的？包括中国的青少年，你对他们或者对他们的父母有什么建议？

　　芭芭拉·贝瑞特：对于自己的孩子，父母亲往往会采取一种保护的态度，这种做法对于青年一代往往是没有帮助的。应该鼓励孩子们在较早的时候，在家庭内外都承担起一些责任来，也要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较早地学习到一些商业知识，获得商业判断力，这样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就会拥有非同寻常的韧性和能力。

　　生活态度：我们之间有一种妥协交易

　　数字商业时代：你第一次驾驶F-16是什么感觉？

　　芭芭拉·贝瑞特：一个词：激动！F-16是速度非常快的飞机，当时我驾驶它飞过了美国的大峡谷，感觉棒极了。

　　数字商业时代：你和丈夫会一起去驾驶飞机吗？你们之间是怎样相互影响对方？

　　芭芭拉·贝瑞特：我是飞行员，但贝瑞特先生不是。在我上一次飞行时，我请他坐进了机舱，这让我感到压力比平时大很多，因为我先生就坐在我的身边，我希望这次飞行不能出一点儿错，尽可能做得完美。我是一个职业飞行员，而且我飞过很多高性能的飞机，他连一个入门级的飞行员都不是，我觉得他有时挺妒忌我的。

　　数字商业时代：贝瑞特先生在英特尔公司工作了35年，而你却在不断地换工作，你们两人对于个人职业生涯的看法和态度有何不同？

　　芭芭拉·贝瑞特：我觉得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种是以贝瑞特先生为例的，一生只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其实他在英特尔公司当中是在不断变换工作的，平均每一年半就换一次。而像我这样类型的，则是在不断尝试完全不同的事情。但我们两个人之间有非常好的默契，有时候我认为他的工作更重要，我就去支持他，反过来当觉得我的工作更重要时，他就会来支持我。所以，我们之间有一种妥协和交易（Trade off）。

　　数字商业时代：你和贝瑞特先生的事业都非常成功，又都非常忙碌，你们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中有可能出现的矛盾呢？

　　芭芭拉·贝瑞特：我们两个人工作都非常勤奋，但是婚姻对我们来说无疑有着更高的优先度，我认为任何再成功的职业也替代不了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可以给下一代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起点。与此同时，职业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只有这两者良好地结合在一起，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成功。

　　我们的周末基本上是共同度过的，一起做大家喜欢的事情，爬山、骑马、钓鱼、远足……我们尽量争取更多在一起的时间，像这次一起到中国。在我担任芬兰大使期间，他每个月都要到芬兰待一个星期。我意识到，他也为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例如他去芬兰时，常常在路上还要工作。

　　芭芭拉·贝瑞特

　　英特尔董事长贝瑞特博士的夫人，美国企业家、律师和外交官。她从70年代初就开始在国际商务和航空法领域工作。2008年4月至2009年1月期间，贝瑞特夫人任美国驻芬兰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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