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美国人都无需一位大学教授告诉他们经济陷入了麻烦。但是，依然有很多人想知道这股风潮何时会逆转，想知道怎么做才能确保另一场经济危机不会再来。最近，在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艾美·古特曼(Amy Gutmann)主持的在该校举办的一个公开讨论会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们谈到了“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日本“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的历史教训。他们还谈到，希望看到针对金融领域的全新监管制度，以及消费者的新态度取向。

　　大部分美国人都无需一位大学教授告诉他们经济陷入了麻烦。与这个国家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增长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暴跌的股票价格以及数十亿美元的银行救助资金相关联的倒霉故事随处可闻。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想知道这股风潮何时会逆转。美国是否处于陷入另一次“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边缘？政府最近出台的刺激计划是会把我们拉出泥沼呢，还是会让我们陷得更深？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确保这样的经济危机永不再来？这些问题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教授们上个月在“戴维和林恩·希尔芬大学论坛”(David and Lyn Silfen University Forum)开幕式上参加一个小组公开讨论时试图解答的问题，这一论坛是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艾美·古特曼(Amy Gutmann)组织的，论坛题为《坠落之后：一个改变了的世界？》(After the Fall: A World Transformed?)。

　　以下内容来自本次论坛的两段录像，录像的内容是以问答方式进行的圆桌讨论。

　　来自沃顿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和政治和经济学系的教授们，就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以及会持续多长时间的问题展开了辩论。虽然他们并没有达成很多共识，不过这个小组公开讨论依然就几个问题形成了一致的见解。首先，这是一场规模庞大、颇为严重的危机，而且很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公司法教授戴维·斯基尔(David Skeel)认为，尽管没人确切知道经济何时会见底回升，“但是，一个一致性的判断是，没人认为这场危机会很快完结。它不会在两三个月内结束，而是会持续1年、两年、3年甚至4年的时间。”

　　至于说经济衰退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家都没有太多的疑议。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马斯顿(Richard Marston)认为，尽管官方数据显示，衰退始于2008年12月，不过经济的真正下滑实际上始于2008年9月。“9月，经济形势已经变得很糟糕了，结果，消费者的信心以及企业的信心开始应声下降。在我看来，那时候就是经济衰退开始的时间。”数据也支持这一判断。马斯顿谈到，自2008年年初以来，多达350万人的失业都发生在最近5个月内，只2009年1月一个月，就有60万人失业。“你们一定希望自己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马斯顿对听众席的学生们说，“因为工作机会的确令人担忧，我想，一直到2010年，就业市场都会很糟糕……明年找工作会非常困难。”

　　参加小组公开讨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在2010年以前，目前这种就业趋势都不太可能会发生反转。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唐纳德·凯特尔(Donald Kettl)预测，再过两年，经济才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即使经济真的会发生反转，经济复苏的速度到底会有多快也还不清楚。“会是个‘V’形反转呢？”(字母“V”因其形状的原因，常常被用来描述经过短时期的急剧下降之后，随之发生了快速复苏的经济反转形式。)“还是个筑底时间很长的‘U’形反转呢？”凯特尔问道。“没人知道。”

　　然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哈罗德·科尔(Harold Cole)认为，将目前这场经济危机与“大萧条”相提并论是“荒谬可笑的”。“比较的对象应该是战后的经济衰退。”科尔谈到。“战后发生的某些经济衰退看起来极为严重。”将今天的“实质面”(Real Side)数据——比如，经济产量、就业和生产率——与20世纪30年代的数据进行比较以后会发现，现在发生的是较为温和的经济衰退。比如，1933年的每小时产出(即每个成年人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29年降低了42%，科尔谈到。但今天，每小时的产出只比其峰值降低了大约0.2%。

　　小组公开讨论的参加者一致认为，现在和“大萧条”时期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经济危机的广度。今天的这场危机迅速扩展到了全世界，凯特尔谈到。“人们的感觉是，这是一场规模庞大、影响广泛而且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新闻周期带来的感觉会告诉每个人事情是好是坏……人们的焦虑情绪迅速扩展开来，此外，因为这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住房市场，所以，人们尚不清楚自己将走向何方，也不清楚什么地方才是安全的。”

　　仰赖“外国人的仁慈”

　　参加小组讨论的詹妮佛•埃米克斯(Jennifer Amyx)谈到，从很多方面来说，目前这场危机也不同于此前的其他银行危机，比如，日本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危机，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专注于东亚经济的研究，并有大量有关日本的著述。“从范围上来说，美国的危机要大得多，因为它涉及到了证券化资产。”埃米克斯指出，她谈到了将抵押贷款打包并将其销售给与借贷者毫无关系的投资者的过程。

　　“美国值得肯定的一项工作，是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埃米克斯谈到，“但是，美国并没有应对这场危机的良好条件。日本有很高的储蓄率，日本的债务限于日本的家庭，并没有扩展到全球。而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则为零……我们需要将我们从这场危机中解救出来的刺激计划，而这些计划的资金来源则要仰赖外国人和外国投资者的仁慈。”

　　全球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相互联系，同样也使目前的危机比过去的危机更具全球性特点。由抵押贷款证券引发的问题，像病毒一样扩散到了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依赖向美国出口的国家，正在艰难地应对并不是由他们所造成的问题。“这是让全球所有国家都遭受了打击的一个问题，无论他们的历史如何。” 埃米克斯谈到。“(美国的)很多人在为自己的工作和退休金而担心，但是，其他国家很多人的生活则因为这场危机而降低到了贫困线以下。”

　　埃米克斯补充谈到，“在美国，这场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将会产生——而且已经产生——的怨恨和挫败感的程度和深度尚未得到正确的评价。”然而，美国很可能会比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和中国——更快摆脱这场经济衰退。“很多国家数年以后还能感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

　　小组公开讨论的参加者认为，因为这场危机已经扩散到了全世界，所以，美国在推出缓解这场危机的举措时，应该考虑到这些措施带来的全球性影响。“永远也不要以为你不会把一个糟糕的局面搞得更糟了。” 凯特尔谈到。“如果我们大规模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么，我们就真的会把这个问题搞得更糟糕。”比如，“为了重组汽车行业，我们可能会推出反竞争的举措。”

　　科尔认为，政府的过多干预也会对美国构成伤害。“为了干预和干涉市场，你会做出极具消极作用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大萧条’中汲取某些教训，可以从‘新政’(New Deal)期间采取的极具负面影响的行动中吸取教训……他们推出了一系列强力反对竞争的政策，这些政策通常被称之为《国家复兴法案》(National Recovery Act)。我自己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些政策是将‘大萧条’拖延到1933之后的重要因素。”

　　埃米克斯谈到，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爆发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推出的很多措施都没有奏效。“日本曾五次为银行注入资金。所以，一个显见的教训是，就资本重组而言，政府应该进行尽职调查。”日本也在其财政刺激计划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但那些计划并没有奏效，它们并没有把日本拉出经济衰退的泥潭。”其中的一个理由在于日本当时的政治斗争。“财政刺激计划的制定极富政治意味，没有对经济的走向产生什么作用。所以，我认为，日本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在于，(财政刺激计划)必须审慎地实施。”

　　当政府最终不再为市场提供支持时，日本的经济反转才得以实现，埃米克斯认为，美国也可以从这一事实中学到经验。所以，当奥巴马政府酝酿其经济刺激计划时，应该时刻想到退出策略。“对政府来说，进入市场并为了迅速启动市场而制订政策是很普遍的行为。” 埃米克斯谈到。“难点在于如何收回那些支持措施。”

　　但是，凯特尔认为，甚至政府对刺激经济计划的专注也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真正的问题在于，截止到目前，我们一直在实施错误的政治策略。我们对经济刺激计划的争论，压倒了其他一切问题——同时，为了得到一个不会很快起到帮助作用的刺激计划，我们花了很多可能并不需要花费的大量金钱——而不是致力于努力修正银行系统的问题。除非银行的问题得到了修正，否则，这些刺激计划并不会产生什么重要作用。所以，归根结底，如果不专心致志地解决核心问题——现在，还没有谁确切知道如何化解这个核心问题——刺激计划中的任何政策都不会发挥重要作用。”

　　马斯顿建议，就对银行的救助而言，财政部应该像联邦储备委员会处理商业票据市场(Commercial Paper Market)那么富有创新精神。“美联储颇具英雄气概。”马斯顿谈到。“在过去5个月中，美联储从根本上重写了商业票据市场的游戏规则。”

　　10月，当商业票据市场运转失灵时，美联储“认识到，短期证券市场能够再度正常运转的唯一途径，就是自己掌控局势。”马斯顿谈到。“美联储认为，这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商业票据市场，所以，我们要在商业票据上投入2，000亿美元的巨资。通过这一举措，他们重新启动了商业票据市场。而今天，美联储正在从商业票据市场撤出。现在，这一市场已经开始自行运转……结果，短期证券市场得到了恢复。”

　　付帐单的困境

　　在此期间，针对银行系统重新制定新的规则拥有来自民间的强大呼声。“很多普通美国人对救助银行业的担心已经达到了愤怒的程度。”本次小组公开讨论会的主持人古特曼谈到。“他们怀疑，政府与溃败的银行一起外出共进晚餐，却让普通纳税人留下买单。”

　　的确，这场危机可能是政府重新思考监管银行方式的一个好机会。

　　“我想，我们现在就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恢复并制定全新的、更有效的监管政策。” 斯基尔谈到。“我认为，这场危机与‘新政’看起来最为相似的一点是，在‘新政’时期，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和证券监管政策得到了严格的检验，结果，它们并没有通过这项检验。很显然，20世纪30年代，银行业和证券业的监管政策未能胜任监督当时问题所要求的职责。现在，我们的状况与当时完全一样，我们的金融服务监管政策同样未能应对这种危机。我们应该提出的一个问题是，10年或者15年之后，我们还会再一次经历一场这样的危机吗？如果我们不想再度经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防患于未然呢？”

　　“这场危机的希望之一在于，某些问题——比如，修正我们银行系统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斯基尔谈到。“你可以实施对整个一代人都有利的变革。这就是‘新政’时期的举措。罗斯福总统实施的证券监管政策持续发挥了50年的良好作用。”科尔补充说到：“我们需要做的很多工作就是将我们的监管体系恢复到1980年的状况。我们希望回到为我们的金融市场建立一个相当严密的监管体系的时代。”

　　但是，考虑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践证明，今不复昔。凯特尔谈到。“美国在这一方面的自主权可能已经不同以往了，我们可能无法回到1980年时的状态。就我们如何利用那些政策解决目前麻烦的问题，可能会有很多国家表示切实的担心，会遭遇很多强大的国际性阻力。”

　　美国必须“认识到，我们是在自己的国家遭遇了消费金融的异常状况。” 埃米克斯谈说。“在全球范围内，你无法与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讨论次级抵押贷款问题——也就是美国人得到抵押贷款的方式问题，所以，别人无法对目前发生在美国的事情感同身受。我们的危机是一种反常情况，所以，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期望。”

　　“现在发生的很多问题都是个人可以承担多大风险的问题。”凯特尔补充说。“我们越来越多地指望政府保护我们免收风险的冲击……在一个又一个事件中，我们总是希望政府能提供这些保护，但是，我们却总是根据政府已经承担了更多责任的臆想来考虑自己的需求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必须要接受这种臆想带来的后果。”

　　斯基尔将这一问题浓缩为一个疑问句。“我想，我们确实应该重新考虑我们给那些买房人提供的所有补贴问题了，应该考虑我们给出借人——为住房市场提供信贷的出借人——施加的所有压力的问题了，我们还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人真的都能承担得起一所住房呢？’”

　　鲁刚伟 译 （供稿：沃顿知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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