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学家，但他凭借自己的敏锐，最早提出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吴晓波

　　费孝通先生如果活到今年，正好是99岁，今年也是他发表《江村经济》70周年。

　　1939年，29岁的费孝通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经济》一书，日后它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其实没有“江村”这么一个村庄，它的原型叫开弦弓村，在距离上海一百公里的江苏省吴江市震泽镇。

　　这本书的诱因是一个青春悲剧。1935年秋天，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王同惠为了救他不慎坠渊身亡。第二年开春，为了疗伤，费孝通来到开弦弓村，在这里，他开始了一次细致的田野调查。3年后费孝通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它被看成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不过，它的经济学意义从未被发现。因为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没有一个国家尝试在农村培植自己的工业基础，因为这是反大工业的，是可笑的。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学家，而他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是从批判开始的。1957年，他重返20多年未归的开弦弓村做调研，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地设问说，“现在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他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副业上”。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这样的观点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 费孝通被划为大右派，在其后的20年中凄惨度日。

　　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吴县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正是在这次调查后，他提出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长模式，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我曾在1997年访问过费老，面对后辈小生，他耐心以对，反复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日后，每当谈论农村问题，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自问，“费老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最近这段时间，老是听到工业品下乡、大学生下乡的新闻，我总觉得不是根本之道。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写道，“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他说得多好，这段话应该重申一万遍。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是走了费孝通指明的这条道路，一开始就是乡镇企业崛起的过程，是农民在乡土上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完成了，在中西部地区才刚刚萌芽。农村要振兴，首先要振兴农村的工业经济。

　　遥想1936年的那个开春，当费孝通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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