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他的强势也会带来一些出乎意料的结果。2008年8月中旬，华为在中国电信CDMA网络招标中报出6.9亿元的低价，大大低于其他对手如阿朗(140亿元)、中兴通讯(70多亿元)，这种自杀式报价让其他竞争者目瞪口呆。据说，6.9亿元超低报价并非任正非本人所愿，而是在重压之下，具体执行过程中“动作变形”所致。直到最终报价前，其并不了解具体报价，以至“被媒体曝光后，任正非大怒。”

　　万科董事长王石称，任正非“对工作环境的营造是相当有品味的”。1996年1月，华为旗下的一个子公司总部办公室搬迁到深意大楼，学建筑出身的任正非几乎每天都会到正在装修的深意大厦转转，甚至连厕所该放哪里，总裁办公室该用那间，都一一过问。以至于之前的安排常常被任正非当场否定，搞得装修人员不知道该听谁的。

　　这是你所知道的任正非？没错。

　　将任正非从神一样的云端上请下来，只是为了证明一个真理：人无圣人，伟大的领导者也都是凡人，其领导力也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卓越如任正非者，亦然如斯，更何况，任正非的局限之处并没有妨碍自身优秀特质的强大彰显。

　　1987年创办华为时，任正非已经43岁；1994年之前，华为有时连开工资都有困难；1992年，在研制C＆C08机的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站在5楼会议室的窗边对全体干部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言语间充满了悲壮。

　　到了2005年，在世界电信运营商前50强中，华为名列第22位；2007年，华为超越北电，进入全球通讯设备制造前五强；2008年，预计华为销售额将达到23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4%，这一数字已接近爱立信。与此同时，华为还公布，有72%的合同销售额来自海外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从而开创了中国公司以“自有品牌”冲击海外市场的最快纪录。在华为的巨大压力下，爱立信总裁思文凯也很没有静气和定力地公开批评华为的增长方式。

　　其实，任正非对此早有认识。早在2008年5月31日，任正非就在公司内部表示，“我们处在一个电子产品过剩的时代，而且会持续过剩，过剩的商品决不会再卖高价。以光传输产品为例，七八年降价了二十倍，市场经济的过剩就像绞杀战一样。绞杀战是什么呢，就如拧毛巾，只要拧出水来，就说明还有竞争空间，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

　　在给华为EMT(核心管理层)及部分产品线高管的一封邮件中，任正非转发了美国《财富》发表的一篇名为《思科准备过冬》的短文，并郑重地对此文写下按语：“思科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然我不是在激励人们，而是在警示人们，他们比我们更感知市场竞争的艰难与残酷。思科比我们聪明，他们对未来的困难，早一些采取了措施，而我们比较麻木而已。”

　　其实相对于大多数企业的表现，任正非一点都不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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