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协会：从给面子捧场到积极参与

　　从给面子、捧场到积极参与

　　——王石谈参加SEE协会的体会

　　现在流行“及时行乐”这是没有错的，因为青春不常在，但是我还想说“及时行善”，因为生命也是不常在，不要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遗憾自己该行善而没有行善。

　　参加这个协会是从刘晓光那里得到消息的，当时就想，这个面子还是要给晓光，不就100万吗！于是参加了，但是一般说来面子都是只给一次的，参加一次以后就不一定有第二次了。后来了解到细则说，这100万不是一次给，而是分十年十次给，而且如果在第二年你觉得不信任协会了，可以不给，没有什么连带责任。当然到了第二年，的确也有十多位会员离开。生态协会不会说，你承诺给100万的，怎么才给10万？也不会要你承担法律责任。协会的这种组织形式本身就很巧妙、很新颖，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感觉。

　　成立大会我去参加了，因为既然是给面子，当然应该去捧场，所以我就风尘仆仆地赶到沙漠去了，到沙漠的那天晚上开成立大会的筹备会，一下子让我兴奋起来了！我突然发现，平时很多会议也经常见面，但基本没有什么交流，都是开会听发言，会议完了就走了，大家认识十几年了，基本没有深谈过。但是那天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为了治理沙尘暴，大家在一起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直争论到12点钟还没有结果，晓光很着急，明天就要开成立大会了，而且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席还要来捧场，我们还没有结果，他当时非常着急，都想站起来质问这些不听话的企业家，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但是我当时的感觉非常好，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们企业家坐到一起来，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关心大自然、关心环保，而不是关心自己的命运，关心自己的企业，没有功利性，而且这也是我们企业家在进行一个自我民主教育的过程，这种感觉非常强烈，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们这个协会太好了！

　　我们都知道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投资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许多著名的台湾企业都在大陆有投资，但是我们大陆的企业家和台湾的企业家都没什么来往，至少我是没有。但就是那天晚上，我突然对台湾的企业家抱有很大的尊敬，因为我发现，在八十多家参会的企业中台湾企业占了二十家，按照在大陆的台湾企业与大陆企业的比例来讲，他们占的比例非常高，而且在过程中，他们非常积极，非常认真，我发现他们对关心生态、关心环保非常熟悉，他们的人数不是最多的，但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在那个晚上改变了我对阿拉善协会的消极态度，从给面子、捧场到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我这个变化过程可能杨平秘书长体会比较深，只要他打电话，协会的事情我都积极、尽量地去办，成了一个积极分子，而且在这次香港年会上，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晓光会长委托我为新一年的轮值会长，这是对我的一种肯定，一个荣誉。

　　我还想谈谈企业家对社会的责任应该怎么体现。这次在香港开年会，对我触动最大的是李乐诗博士，因为这次会议是把我和她作为对应的一对发言人，她是香港的探险家、旅行家和环保人士，一个走了七大洲的传奇人士。我听了她的发言，立刻发现我和她的两个差别，一个小差别，一个大差别。小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她开始探险活动是1985年，那时候我已经在深圳创业了，我的探险活动是在十年之后，1995年，我比她晚了十年，这是一个小差别。大差别是什么呢？李乐诗博士在1985年开始探险的时候，就把探险和关心环保结合起来了，她拍了很多照片，一方面记录了大自然的美好，也记录着大自然被破坏的惨痛，她通过这些照片的对比，宣传了三级保护的概念，就是南极、北极和世界的第三极珠穆朗玛峰的保护。我发现，我的探险就是个人个性的张扬，和关心社会、社会责任感没有关系。要说把自己的探险活动和关心社会结合起来，那还是现在，也就是2004年4月我去北极的时候，在机场出发的时候，一位做环保的老教授——潘文石教授，风尘仆仆赶来带给我一面旗帜，一面关于物种多样性保护的旗帜，他希望我能把它带到北极点，他还写了一封信，他认为探险精神应该和关心大自然、关心环保是一致的，所以他认为我的探险活动应该是关心社会、关心大自然、关心物种多样性的一种形象，受到他们的启发，我非常感动，同时也非常惭愧，我之前的探险活动还真的只是一种个性的张扬，所以我决心今后的探险活动一定和关心社会、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今年最后一站就是12月份到南极，我就要发动一个“支持物种多样性”的活动，我跟秘书长也商量好了，这个活动筹集到的钱也放到我们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用来支持物种多样性。

　　第三点，还要说一下这个会议为什么要在深圳开呢？就是为了表明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中有一群活跃的我们深圳的企业家，目前参加了协会的我们深圳的企业家一共是三位，马行长、我、还有世联的董事长陈劲松先生，当然目前我发动了几个朋友，他们都明确表示要参加，我希望这次我们深圳的企业家能发展到八到十位(除了我三个外)，我们也不希望太多，为什么呢？今天接受凤凰的采访时，他们问我现在会员还不多，打算怎么发展会员？我就说不是会员多少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已有的资金有效地利用起来，如果单纯地资金多了，可能还是灾难，因为在中国，NGO组织开始做环保才刚刚开始尝试，我们的钱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不少的了，100个企业家每年给10万，那么一年就有1000万，如果不用好这个钱，那可能在第二年、第三年，可能就有很多会员因为不信任而退出，而且的确也有人退出。所以现在我们关键的是怎么把这些钱用好，用两三年来证明我们做的很好、很透明、很有效率，这样我们才好号召更多人加入，我们才能到国际上去募集更多的资金。所以，这次希望深圳企业家联合会的夏会长能促成这个事情，能有十多位企业家加入，这样我们就是仅次于北京企业家的第二大阵营。在这里我很想表达一下我们对云南企业家的尊重，据我了解，云南企业家会员是除北京外最多的，云南企业家中有一位鼓动力相当强的企业家武克钢先生，我想这是云南企业家团体壮大的原因。为了协会的长远发展，我想我们深圳能不能发起12到15个会员，虽然在协会发起的时候我们深圳的会员不多，但是我们要争取成为阿拉善协会的第一个分会。

　　企业家的成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业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企业管理阶段，企业经验能够输出；第三个阶段是广义地对社会负责任。我们深圳应该是最早富起来的一批，应该是最早渡过第一个阶段，也应该是最早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企业，我们深圳的企业在管理方面、盈利方面都走在前面，但是我们在关心社会、参与社会公益方面却走在了北京企业的后面，所以我非常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深圳的分会能够成立起来。

　　最后我想说一点，有人说等我退休的时候，我要把钱都捐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会。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流行“及时行乐”这是没有错的，因为青春不常在，但是我还想说“及时行善”，因为生命也是不常在，不要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遗憾自己该行善而没有行善。让我们深圳的企业家在全国带头来积极地“及时行善”吧！

　　(此文为王石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2006年年会上的讲话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