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利的出身之困

　　身披“民营”的外衣，吉利的草根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欲速则不达

　　文/羽良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吉利汽车给人的印象是“做工粗糙、低价、安全保障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李书福本人的草根生涯和早期几近手工造车的“传奇”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偏见。不过，在2005年吉利成功登录香港证交所后，吉利的草根生涯似乎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围绕着吉利上市前后的故事看上去也颇为振奋人心。与谋求上市同期进行的，是吉利的自主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斥资3.5亿元投建新研究院，并且一举甩开了对丰田汽车发动机的依赖，初步掌握了汽车制造的核心技术。之后，2006年，吉利生产的SUV车型“陆虎”一举杀入欧洲市场，引起这个世界上最为成熟的汽车市场的震惊。紧接着，吉利又联手英国锰铜控股，欲借外资之力，彻底突破低档车厂商向中档车制造商的转型瓶颈。

　　不过，吉利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因为李书福的左突右杀而变得豁然开朗，它并没有能够幸免于国内宏观政策的变化加给所有民营企业的“痛苦”。吉利能够成功上市香港有着某种极为难得的幸运:在国内

汽车产业刚刚起步之时，吉利凭借低档微型家用车型以近乎于倾销的价格优势一举抄底国内的低价车市场，借此为大本营，李书福将“时间换空间”的发展策略几乎发展到极致，终于赶在汽车行业里的国资和外资对民企的合围之前，成功登录资本市场，为自己下一步的发展获得了喘息之机。

　　但是，喘息之机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香港资本市场虽然IPO和再融资的直接成本相对于内地股市和其他中国企业惯于驻足的海外市场最为低廉，但同所有海外资本市场一样，只有业绩的不断增长，才能保持住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再融资能力。于是，持续盈利能力之扰依旧盘旋在李书福和吉利的头顶。而此时，国内汽车产业格局已经成型，有国资委和发改委做婆家的国有企业牢牢的压制着行业上游，外资则以资本和技术优势，要么“趁火打劫”，要么“恃强凌弱”。可以说，整体环境已经危及到吉利这样的民营汽车企业的生死存亡。

　　于是，对于吉利而言，两个有意思的对比案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应运而生。第一个，当然是和吉利几乎出身一样“贫寒”的

奇瑞。在初始条件均稍逊于吉利的情况下，奇瑞起死回生的关键是将自己变相“国有化”，之后，奇瑞突破转型瓶颈的方式则是借力“外资”。可以说奇瑞的生存变化，与其主动迎合产业变化的大趋势密切相关。第二个例子，说起来略显有些遥远。在人们逐渐淡忘了华晨汽车的“仰融时代”的今天，不得不说，当年仰融凭借自己的财技，利用多个离岸壳公司在美国、香港和内地三地资本市场融资打造汽车实业的案例，仍旧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汽车业发展史上的经典。但即便神通广大如仰融者，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华晨被国有化，进而被外资入伙的命运。

　　在这样的同业案例面前，李书福和他的吉利必须要考虑，想保持纯粹的民企之身，突围之路何在。这几乎是所有时下中国的民营企业之困。经过自生能力再造后的国有企业如同一个个国字号的托拉斯

怪兽，逐渐占据了各个重要行业的龙头和准龙头地位。它们不仅“伙同”外资吞噬着民营企业本已不多的利润空间，更是加快了“软硬兼施”的“隐性国有化”民企的步伐，从华为到万科，当然，还有奇瑞，这些无论昔日还是今天都荣耀无比的民营企业背后，都隐现着国企大股东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蓬勃发展二十多年的民营企业，已经渐渐分化成有着民企外衣的“新国企”和坚守私企血统的“老民企”。不容乐观的是，既往的案例似乎都在告诉吉利这样的民企，走“新国企”之路是摆脱转型瓶颈，甚至起死回生的唯一可行选择。

　　果真如此的话，很难说这不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