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企业界自己的思想家

　　日本企业100多年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拥有能把儒家思想与西方文明很好结合起来的“自己的思想家”。这和中国企业界的历史与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近，在不同场合听到两位学者对中国企业界现状的评论，颇耐寻味。

　　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清泰。他说：“无论是20世纪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最近几十年崛起的一些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都培养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中国是唯一一个还没有培养出这样后来居上的大企业的国家。”

　　一位是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博士。他问：“为什么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企业界一直没有产生自己的思想家？”

　　在“中国奇迹”、“中国崛起”甚至“中国威胁论”成为全世界谈资的背景下，这样两个问题的提出，对于中国企业界来说，确乎有如芒在背之痛。

　　“没有能够后来居上的大企业”，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或许还可以用中国企业发展时间相对短暂去做某种解释。但是，没有产生“自己的思想家”就非常让人担忧了。综观那些有全球

竞争力的国际大公司，其竞争力最根本的体现无疑是在企业文化上，也就是企业的“灵魂”或者说“思想”上。缺少“灵魂”和“思想”的中国企业即便是有再多的时间，能不能在全球化竞争的舞台上成为“后来居上的大企业”，答案或许还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企业界也并非完全没有“思想”，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一直被各种西方管理圣经所统治。西方大公司里成功的企业领袖的种种传奇被中国企业界所顶礼膜拜，但很少有人去思考，他们的经验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现在中国一些企业所暴露的种种弊端，诸如“减员增效”带来的社会问题；“MBO”带来的瓜分国有资产问题，等等，都和我们企业界不假思索地吸收“先进”的西方管理理念有关。

　　现在举国上下讲自主创新，但绝大多数人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等外在方面，鲜有人从企业管理思想、模式上去探索，以为西方的先进管理思想已经很成熟了，拿来就可以了。殊不知，思想应该是有根基的，“没有继承的创新只能是盲目复制”，这样产生的“思想”有如浮萍，经不起风吹雨打。

　　近100多年来，探寻中日两国近代化差异是很多学者的永恒课题。一个基本的问号就是：为什么日本与中国几乎同时开始近代化，但是早在100多年前就成为了工业化强国？为什么儒教资本主义是在日本诞生？而在儒家发源地的中国，儒家思想却未能成为中国崛起的动力，至今经历上百年的变迁，仍没有产生强大生命力的迹象？这里面有一点很关键，日本在近代化起步的过程中，很好地把东方传统思想和西方现代企业理论、技术结合在了一起，也就是100多年前日本儒教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提出的 “和魂洋才”。而涩泽荣一思考日本近代化之路的出发点就是如何发扬儒教的积极因素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经济与道德结合”、“公益与私利结合”的思想，被日本企业家奉为圣经。像日本企业界至今遵循的“集体主义精神”、“终身雇佣”就带有很强烈的儒家

传统文化的烙印，也成为日本企业走向全球的强大思想和组织支柱。日本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位“自己的思想家”。这与中国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长期的反复摇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期《国企》封面文章介绍的青岛港董事局主席常德传，把传统忠孝思想运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对西方管理理念进行批判性吸收，造就了青岛港让西方人也不得不钦佩的成功。他的实践值得中国企业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