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猜想

　　王青

　　一

　　北人更有政治军事秉赋，南人更有商业经营才能；北人经商略输文采，南人从政稍逊风骚。“林语堂猜想”也许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更大的范围看，北半球各主要国家的居民，似乎也都是北人严肃而南人活泼。北方政治军事强大，而南方经济文化繁荣。两者对比如此鲜明，让人不禁联想起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南方的千泓山泉、万朵云霞。

　　在这方面，典型的岛国——英国和日本情况差不多。眼下日本经济最活跃的城市集中在南方——北纬34度到36度之间的东京、横滨、名古屋、神户、广岛、福冈，而36度线以北的广大地区几乎可以称为“经济蛮荒地带”；英国也一样，经济主要集中在北纬50度到53度之间——伦敦、利物浦、伯明翰和曼彻斯特，53度以北同样可以称为“经济蛮荒地带”。

　　那么德国呢？当然，北方的柏林、汉堡称得上严肃刻板，而南方的慕尼黑、法兰克福则生动活泼。我们都知道德国的首都是300万人的柏林，却很少有人知道，欧洲的经济首都是60万人的法兰克福！

　　美国也值得说道。以费城、波士顿、芝加哥人为代表的北人如此严肃，正与亚特兰大、洛杉矶、迈阿密人为代表的南人如此活泼形成鲜明对比。那么，100多年前南北战争以北人胜利告终的结果也就不足为怪。今日美国经济重心以每年27英里的速度稳步向以佐治亚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为代表的阳光地带移 动，也毫不奇怪。

　　当然，最典型的还数南越北越、南韩北韩。

　　一条分界线，北纬17度线曾将越南一分为二，越南统一30年后，任何访问者都会同意，北方的河内非常像北京，厚重少文，做事一板一眼，而南方的胡志明市特别像广州，灯红酒绿，千姿百态。

　　至于南韩和北韩在此就不必赘述了。

　　二

　　前面讲过，我国也是南方活泼，北方严肃。改革开放南人“敢闯”，而北人更“稳健”。

　　那么，放到更小的范围来观察，一个省区之内是不是也存在“南人”“北人”现象呢？苏南人与苏北人、温州人与杭州人、厦门人与福州人、广州人与韶关人、西安人与延安人，这中间似乎也有“敢闯”和“稳健”的区别。

　　当然，对比最鲜明的要数苏南苏北人。

　　“您在苏南放一只鸡，不用去管，它第二年变成一只羊，第三年变成一头牛。”一位到北京做“跑部运动”的苏南官员不无炫耀地对笔者说，“如果您在苏北放一头牛，同样不管它，第二年就会变成一只羊，第三年变成一只鸡！”

　　苏南人的确值得夸耀，改革开放20多年，苏锡常各县市差不多都进入中国经济超级明星行列，许多苏南企业都有三年“鸡变牛”的辉煌。

　　其实苏北人也干得不赖，也涌现了一批“鸡变牛”企业，只不过相比之下，仍有“小巫见大巫”之感，而生“既生瑜，何生亮”之慨。

　　改革开放20多年，“鸡变牛”的故事太多了，“牛变鸡”的事有吗？大概没有了。但此事在“文革”中的确发生过，一位财政部离休官员曾对笔者讲过这样一件事：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敬爱的周总理听取西北贫困地区的报告，难过得流下了眼泪，指示我们一定要拨出专款用于‘三西’扶贫。我们把党中央、国务院的温暖送到了那里：每个群众一套绿军装，每家一头驴、一辆驴车，还有粮食和被褥。第二年，又随团到‘三西’检查扶贫工作落实情况，结果让我大吃一惊：驴和车已大多被卖掉换钱花了，只有军装还穿在身上——开村民大会时，我发现下面黑压压站了一群‘败兵’……太恐怖了！”

　　那么相比之下，“南人”比“北人”更善于经营，于是东南和西北开展了县市“联姻”、企业和党政领导干部相互交流的活动。这种交流效果如何呢？手边缺乏量化的统计资料，不敢妄下断语，但整体感觉是不太理想。一次访问“三西”，笔者向有关人士询问江浙企业家的工作表现，一位负责人轻蔑地说：“基本都走光了——尽玩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什么厂规厂服、定岗定员，企业效益不怎么样，钱倒花出去不少……最后自己也觉着过意不去，只好卷起被窝走人。”

　　“哎，怎么说呢？”在另一个场合，一位曾在西北挂职的苏南副县长辩解道，“那里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等级森严。你投下去一块石头，泛起一阵涟漪，很快就归于平静。作为主抓经济的副县长，我在那儿工作一年的唯一业绩就是成功地引种了南方生菜……”

　　耐人寻味的是，2000年前情况并非如此，或者说正好相反。“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畜牧为天下饶。……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十分之三；然量其富，十居其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总之，楚越之地……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司马迁时代，西北人口占全国十分之三，财富占全国十分之六，而东南沿海的主要特点是民众懒散，普遍贫穷。那么2000年沧桑，强弱易位，勤劳勇敢的西北人变得如此因循守旧，“苟且偷生”的东南人则变得如此聪明能干，让人一咏三叹。

　　三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认为，中国“南人”“北人”的差异主要是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差异——相比之下，“南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更适应全球化经济环境。

　　先说“北人”。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某天到北京菜市口一家厨具店买煤气灶，不慎违反了“严禁吸烟”的规定。立即，有七八名男女售货员挺身而出，一番训诫之后，将我这唯一的顾客逐出店外。这当然是咎由自取，但我心有不平，一边后撤，一边叹息：“你们这里究竟是厨具店，还是纠风办？为什么不能用更礼貌的方式，在禁绝吸烟的同时，做成这笔生意呢？”

　　“北方人在经商方面有些短期行为。我给您讲件事。”一位陕北老板说，“一次我从天津一家饭店出来要

出租车，由于路途较近，有三四名司机拒载，这时一名司机走过来说：‘您坐我的车吧！’我心里感激万分，当时恰好要到几家机关办事，便包下了这辆车，结果不到4小时他挣到了240元钱——这位司机是南方福建人，当兵退伍留在天津的。”

　　再说“南人”。一次不小心，我们家

客厅吊灯的五只玻璃灯罩碎了一只，我和一位朋友到著名的北京“居然之家”去配。结果，连续跑了十多家店铺，口干舌燥，售货员都坚持要么买五只，要么别买。我心中焦躁，对仍在恳求售货员帮忙的朋友吼道：“别求了！一家一家走，遇上南方口音再讲。”事情也真巧，我们遇上的第一位南方口音售货员，便将五只灯罩拆开来卖给了我们一只。一打听，温州人！

　　四

　　正如北人是天生的将军一样，南人是天生的商人。

　　1986年夏天，我到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采访，一天晚上突然特别想吃一碗北方元宵。一位女店主爽快地答应了，让我照看店铺，自己一溜小跑出去采购原料，然后揉面、做馅，足足忙活了半个多小时，才端出热气腾腾一大碗元宵，最后收了1.2元。

　　“这样做生意不赔钱吗？”我问道。

　　“赔钱？”她笑了，“像您这样的单身客人一进店我就准备赔。我们只赚那些请客的人，和带女朋友的人的钱。

　　“但是，也欢迎您这样的客人。

　　“不瞒您说，顾客在两种情况下不愿进店：一是店中无客不进店，二是厨师手中无活不进店。您来这儿坐着，店里就有客人了；我为您包元宵，手中就有活了。您瞧那一桌正在喝酒的客人，就是您刚才替我招来的——我非常乐意为您服务。”

　　一天，我询问一位温州朋友的收入情况，在一连串的数字当中，他不经意地讲了一句：“我做校徽，在甘肃河州一年有3万多块钱的固定收入。”

　　我大吃一惊。河州我去过，是全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而这位朋友非常年轻。我细问怎么回事。

　　“运气好，我运气太好了。”他说，“5年前，我高中毕业，第一次去甘肃河州做校徽，跑了许多路，结果一笔也没有做成。主要是穷，孩子们戴不起校徽。

　　这天，我步行来到一所乡村小学，又渴又饿。小学在山梁上，四周光秃秃的，一棵树也没有。喝水喝窖里的水——夏天积蓄下的雨水，或是屋檐水，水是苦的，没法喝。看得出，学校早年是一座祠堂，四壁透风，屋顶漏雨。学校只有20名学生，一名教员。我苦口婆心，要做成这笔生意。看见我手中金光闪闪的校徽样本，孩子们眼中直冒火。最后说好，一枚校徽两毛钱，21枚校徽20枚白的学生戴，1枚红的，老师戴，一共4.2元，20天后交货，货到付款。

　　这是我在甘肃做成的第一笔生意，心中激动就别提了。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长途汽车，小学老师找了一辆顺道的手扶拖拉机送我去30公里之外的县城。到了后我急忙向家乡一家标牌厂拍电报订货。三分钱一个字，花了8毛多钱。为这笔生意，他们制作了两套模具，加上加工费、电报费和邮寄费，我一共花出去50来块钱。

　　半个月后收到校徽，我步行30公里送到村小，孩子们高兴得跳起来。这次赔出去40多块钱，算不上好生意。可是我运气好，赶上了乡里召开小学生运动会，3000多名学生只有这20名学生佩戴校徽。大家急了，所有校长都跑到县城里找我订做校徽——这次不赚不赔，交了一群穷朋友；接下来，县里召开小学生运动会……

　　最后，我做成了河州地区60万中小学生的校徽生意。现在不用过去，他们打电话，讲清楚数量规格，我从温州直接发货。嗨！我现在手里有这2000多家学校校徽的模具，加工标牌用不了多少钱。有赔有赚，平均每所学校能赚15块钱，每年就有3万块的纯收入，旱涝保收。”

　　“砍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买卖没人做。”现在看起来这话不合适了。有喜欢做赔钱买卖的“南人”，有这样离奇的方法论，我想，“南人”在改革开放中分到最大的

蛋糕，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