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企业利益分配中的八对抗阻

　　利益分配问题是所有问题中的最核心问题，一旦出现阻流，倘若处理不当就易泛滥成灾。

　　- 谢国林

　　今年中冶集团将完成所有子公司的改制。其目标是将原来的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控股或相互参股公司改为国有控股或相互参股公司和社会法人持股、企业高管和中层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实现股本多元。然而，企业改制后的利益分配问题和矛盾，会迅速凸显出来，如果我们忽视它，对其认识不足，或者束手无策，或者任其泛滥，将会严重影响企业的稳定和发展。

　　具体地说它可能产生以下八对内外矛盾：

　　企业领导层和普通员工的矛盾，即企业里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一般地说，企业领导者有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资金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的使用权，还有其他普通员工不可能有的对客户资源和一些社会资源的个人占有和处置权(在大多数场合这些资源是为企业的，但通常情况下也可能为自己所用)。而正是企业领导拥有这些权利，就决定了企业改制中他们占有较多话语权和分配权，这无疑会产生企业领导层和普通员工的矛盾。

　　持股者和未持股者的矛盾。假如改制企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企业(当然企业再好也有亏损和垮掉的可能)，那么在企业内部由于持股者将会依据其所占有的股份获得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利益那部分效益，而未持股者就可能没有获得这部分利益，这样一来，持股者和未持股者对企业发展就可能持不完全的心态，表现在对企业发展前景、企业效益分配和对工作的态度上或者积极或者消极。

　　企业高管和中层干部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由职务大小决定的股权多少引起的。一旦在企业里占有的股份数决定后，就进一步确定了企业内部的等级关系和权利、责任、利益的大小，再怎样科学界定，都难以准确无误地确定职务股的数量同其承担责任相匹配，这就可能因中层干部占有的股份少与他们承担的责任不相称时，产生消极和抵触情绪。

　　社会法人和社会自然人之间的矛盾。由于利益机制不一样，社会法人参股和社会自然人持股在利益分配方面本质是一致的，但企业管理层持股后，在每年的效益分配上就可能向持股者倾斜，这就必将引发利益分配的矛盾。这和以往集团控股和集团内各单位相互参股所形成的利益机制是不一样的，那时的分配不论怎样进行，是在企业员工的工资福利和扣除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资金利息和上缴税金后的再一次分配，而改制后的分配就多了一个分配层次。

　　控股单位与其它参股者之间的矛盾。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按理说是不会产生矛盾的。但是事情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当企业产生超额利润和企业处于亏损这样两种情况时如何处置？也就是当企业产生超额利润时，控股单位的利益自然会得到保证，而当企业亏损时可能控股单位承担的损失会更大，对此如何解决，也将带来不少矛盾。

　　在职员工和离退休员工的矛盾。一般地说，企业在职员工会享受到企业改革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但不少离退休员工就可能享受不到或者很少享受这种利益，这自然就会引发在职员工和离退休员工的矛盾。

　　企业长期发展与短期利益分配的矛盾。企业高管和中层管理者持股，由于企业高管可能因年龄原因即将离退休，或者人事调动或者自动跳槽这些可能的情况出现，因此，企业在每年的效益分配时，可能将眼前利益放在前面的位置，而淡化企业的长远利益和长远目标，这将给企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股权分配和劳动者分配的矛盾。由于企业多种利益体的客观存在，在企业分配时必然出现股权分配较高和劳动者分配较低所形成的差距矛盾。掌握着企业分配权的高管持股后，为自身或自己小团体的利益，在年终分配时将倾斜到股权上，而打压企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就可能引发股权分配和劳动者分配的矛盾。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笔者认为：要首先充分认识它，思想上重视它，以建立和谐企业和保持企业稳定持续发展为目标，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分配矛盾，特别要注意企业普遍存在的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在兼顾出资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到企业未出资人的利益，特别要注意兼顾普通员工的利益；兼顾企业短期利益和企业长远利益，特别要兼顾到企业长期发展带来的利益；兼顾控股法人、参股法人和持股自然人等多个利益体的利益，特别要兼顾小股东的利益，这样才能建立企业和谐关系，以保证企业改制成功和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

　　(责任编辑：李万全)

　　劳动关系紧张的症结在哪儿？

　　企业一味追求劳动力低成本，老板的腰包虽然“肥”了，但员工的热情却在慢慢地冷淡。

　　- 贾继保

　　造成企业劳动关系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津津乐道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采取“寻低竞争”的方法，一味追求劳动力的低成本。这种观念和做法，虽然可以立刻降低生产成本，在价格战中暂时处于优势，但长此下去，不但会损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对企业的忠诚度，而且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和道德问题，从而抑制企业的长远发展。

　　一味追求劳动力的低成本，会导致收入两极分化，损害社会公平，引发社会动荡，从而影响企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8%以上，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不快，社会上仍存在不和谐现象:如失业率上升，收入差距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为0.4的警戒线(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调查显示，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54，2004年为0.465，2005年逼近0.47；世界银行估算，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近年来，随着中央一系列文件法规的出台，某些状况有所好转。但劳资矛盾可能是新时期更具普遍性和经常性的问题，近年来企业劳动争议逐年上升，劳资冲突已成为当今中国不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

　　构建

和谐社会，并不否认社会分化，而是要在此基础上逐步追求社会公平。市场经济讲究效率优先，因不同阶层掌握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差异，必然会出现社会分化。但当社会总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须考虑社会公平。市场经济可以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但无法自然解决社会不公。社会不公一旦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就会酿成社会动荡，也违背我党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果发生社会危机，就需付出更大的成本才能平息。我国学者提出，要防止掉进“拉美陷阱”。一些拉美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后，由于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出现畸形，矛盾加剧，最终导致社会动乱，从而影响经济持续增长。

　　春江水暖鸭先知，我国江苏省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江苏省率先发展，一路闯关，1997年人均GDP就达到1 000美元，领先全国7年；2003年达到2 000美元；2005年底为3 080美元，领先全国15年。江苏省信访局局长王庆元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1997年全省进入1 000美元后，感受最明显的就是上访群众迅速增多。2003年前，来省、进京的信访案件每年增长20%，大大超过GDP的增速，全省的进京信访量甚至一度达到全国第5名，给江苏这个经济大省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在1 000美元～2 000美元阶段，以农民负担、企业改制矛盾最尖锐，55%的集体上访由此引起；而在2 000美元～3 000美元阶段，城市建设和工业园征地、城市改造拆迁、企业退休人员待遇、司法诉讼等领域的矛盾将占上风。种种矛盾起于利益、息于利益，江苏省经历了矛盾高发的考验，采取了一系列安置好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的办法，如：规定企业改制须阳光操作、有情操作，叫停“甩包袱”式的企业改制，实施“拆迁新政”，启动“土地换社保”，率先取消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较早实现农民工子弟城里平等入学等办法，使矛盾和贫富差距进入平缓期。2003年后，江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接近2∶1，一直低于全国城乡差距平均为3.3∶1的水平。

　　一味追求劳动力的低成本，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影响企业的稳定发展。相当大的劳工群体长期处于较低的工资水平，就意味着消费品市场的萎缩和资本扩张不易受到限制。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消费不足而投资过旺。近年来我国消费率一直低迷，除了“预期消费”大，导致储蓄抑制消费外，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慢，缺乏消费力，是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抑制投资的扩张冲动。从国际上看，低收入群体不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国内市场就难以扩张，迫使中国依赖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样极易被国外攻击为“中国危胁”。以劳动力低成本为代价的产品低价格，也会招致国外的

反倾销，从而极大地影响企业的产品出口和长远发展。

　　一味追求劳动力的低成本，也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的名义人工成本只及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但如果按劳动生产率计算的人工成本就只是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我国产品的

竞争力，除了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上，更应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加强自主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来体现。我们不能满足于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低端层面上，而应努力向高端延伸。只有反向思维——提高劳动力成本，即积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改善劳工标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提升自己竞争力的根本出路。

　　近年来，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地区的制造业出现“技工荒”甚至“民工荒”，除了经济快速增长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外，一些地区、企业长期不涨工资、缺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条件恶劣是重要原因，这也是对以往人力资源掠夺式开发的“报复”。民工的“倒流”引起了企业的用工恐慌，一些地区的有些企业，因招工不足而取消订单，甚至停产歇业。可见，要维护企业的稳定发展，必须善待劳工。

　　一味追求劳动力的低成本，其产品往往以牺牲劳动者的基本保障和劳动力的人格尊严为代价，违背了人类共有的道德标准，正在引起一部分消费者的抵制。当前，一股发源于西方消费者价值观念的社会责任浪潮，已经在国际产品和服务领域兴起。消费者依据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等来选择产品，而这三个方面是需要综合认证的。企业向第三方提出申请，通过认证获得市场的“通行证”。消费者就购买那些获得“通行证”的产品。认证是企业的自觉行为，每年还需年检，实现对企业生产监管的经常化、制度化。企业通过认证建立自己的信誉，从而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形成企业的“向上竞争”(而不是在招用劳动力方面寻低式的“向下竞争”)，这样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监察成本。在消费者的促进下，企业勇敢地担负起社会和道德的责任，使企业间产品的竞争发展到质量、环保、道德三位一体的高级阶段，这是对社会、政府、企业、劳动者、消费者等多方都有利的事情，合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要求，合乎构建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劳动关系的要求，这是人类社会的福音！

　　(责任编辑：李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