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与行动

　　主题：知行合一：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与行动

　　时间：2006年11月22日

　　地点：北大百年讲堂202厅

　　陈婷：各位来宾，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是由北京大学民营研究院、中央电视台、《环球企业家》杂志社共同举办的，《中国企业家》杂志社、欧盟商会共同发起，从7月份启动到现在历时五个月，第一批入围百家企业已经在11月8号央视梅地亚中心举行。接下来会从100家企业中选出20家，12月中旬会有一个颁奖典礼。现在到颁奖期间，类似今天这样的活动会经常做。今天比较特别，我们请来三位企业的代表，他们带来作为实践者的案例以及他们的理念、思想，等一下可以认真倾听，并且给他们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参加今天研讨会的嘉宾。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海涛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先生，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先生。袁老师是一个很有良心的学者，他一直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管理学院副院长赵红女士，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先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姜万军先生，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负责人廖晓义女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杨东宁教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商务时间》制片人张晓阳，《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编牛文文，《当代经理人》杂志社出版人吕传明先生，《环球企业家》杂志社专题研究部主任施星辉先生，《英才》杂志社总编宋立新。我本人是《环球企业家》杂志社总经理陈婷，谢谢。

　　接下来有请北京大学姜万军教授作为北大民意研究院，也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给大家致辞，有请。

　　姜万军：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大学讨论社会责任的问题。企业社会责任从国外来看，这是一个趋势。从中国来看，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一些企业被卷进来，在这种趋势下不管你情愿不情愿，这种趋势是存在的。从商学院的角度，应该在这个过程中起一个推动作用。商学院是创造知识、培养人才，从创造知识的角度讲，我们做相关的研究，给社会提供一些相关的咨询，通过这些研究和咨询体现我们的社会责任。另外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讲，我们试图这么做，当然现在做的不是太成熟，一个是对现有企业家，有权有势、有影响力，通过培训、研究、会议传播我们的理念，影响他们做决策。我们更重要是从未来的学生角度，我们培养目标就是未来的商业精英，既然是未来的精英，我们希望他们在学校期间就有机会受到这方面的训练。所以从去年开始，在我们系列课程方面做一些调整，让学生从过去传统的以经济为中心逐渐拓展开来，除了关心经济的问题，因为作为企业离开经济就没法生存，让学生除了关注这些问题以外，还要知道你在这些方面如果做不好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我们想通过这方面的教导，使学生知道在做决策的时候除了关注经济方面的问题，还要关注社会方面、环境方面的问题，这样对企业是有好处的。我们从这学期开始开了这个课程，已经接近尾声，效果还可以，我们想变成必修课，慢慢推广这方面的案例。在这里希望在座的企业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加盟我们的行列，把你们的经验、教训到课堂上跟我们学生分享，这是我要说的，谢谢大家。

　　陈婷：谢谢姜老师。接下来有请张晓阳先生发言，他是《商务时间》的制片人，大家周六如果起的比较早的话，打开电视能看到中央二的《商务时间》，我刚刚成为他们的观众，想分享一下张先生关于社会责任的一些理解。

　　张晓阳：感谢陈总给我们做一次广告，我们首播时间是星期三10点03分。《商务时间》是中央电视台领导、经济频道领导强调绿色收视率的背景之下诞生的重要栏目。大家知道绿色收视率肯定跟社会责任有很大关系，新的栏目刚推出就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我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从大的背景来说，我们策划这个栏目的时候，电视行业跟别的行业差不多，竞争非常激烈。电视是大众传播，面向终端的观众基本上不是社会精英，那么我们怎么找平衡？作为有追求的电视人而言，我们不想迎合观众，我们要引导，中央电视台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我在经济频道干了将近20年，有很多感触。感触最深就是现在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时代，给电视人、企业家提供很大的机会，同时更有媒体人和企业家赋予了更大的社会责任，无论是从贫富差距来说，现在要倡导和构建和谐社会，这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所以媒体人和企业家要干什么，就是要干我们应该干的事情。

　　具体到《商务时间》我们关注什么？后面有一个牌子，上面有一句话“汇聚顶尖财智，演绎商界风云”，商界风云跟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的追求有关系，在商界精英、社会精英的背后要体现出他们的社会价值，对企业家而言能挣多少钱、把企业做大做强，充其量只能体现你的英雄本色。对电视人而言，你收视率做的再高，社会影响做的再大，你不能触动人心，而追求表面的富荣，这也不是最好的。我们跟陈总有不同的接触，但是我们已经达成一个共识，要做有意义的事情。中央电视台《商务时间》跟《环球企业家》不存在这个问题，只存在联手合作的关系。我也不是做广告，我们想把《商务时间》做成一个合作平台，大家一块做事。《商务时间》首先是聚焦商界精英的思想，关注经典的商务案例。两个月之前就是这样的定位，今天要补充，还要强调和体现社会责任。社会责任跟品牌的提升、跟文化的内涵，我们平时也在琢磨，可能是更高深的品牌推荐和营销。《商务时间》是新开的节目，大家看了之后可能会发现，我们这里有好多社会精英，尤其商界和专家。其中有一个环节就叫商务大会兵。在这里代表栏目向大家发出邀请，只要你们愿意，都欢迎到我们演播室进行大会兵，让我们共同承担起社会责任。谢谢。

　　陈婷：我们就是希望企业社会责任调查能走进《商务时间》，我们正准备这么做。

　　张晓阳：如果不做就是浪费时间。

　　陈婷：下面请牛文文先生致词。牛先生是为企业家服务的观察家，也曾经是我的师兄，我必须请他发言，有请。

　　牛文文：很高兴今天大家坐在一起讨论社会责任。《中国企业家》创刊21年，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希望它成为什么样子？《中国企业家》关注大企业家、大企业领袖，商业成败和趋势对我们很重要，责任和是非、对错可能要排在后面，《中国企业家》一直是讲成败而不讲对错的。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跟北大、央视一起做这个活动，本身意味着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去年认为商业价值观很可能面临挑战，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面临麻烦。去年出事的企业家很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高峰。我们后来想这是偶然的吗？并不是偶然的，是社会、公众、政府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要求更严格了，标准更严格了，网更密了。这个事是暂时的还是长远的？不是暂时的，也不是大家做做姿态就过去了。社会经过二十年、三十年的发展，这个时候社会和公众会发生位移，我们发现是社会对企业的要求多一些，原来可能是企业对社会的要求多一些。企业家这个阶层壮大了发展了，企业就强大了，企业强大国家就强大，这个逻辑推过来很顺，我们去年发现并不是这样。现在企业不能说谁的企业，而是社会的企业。我们要从更高的高度来理解这个事情，到底中国企业要探索什么样的商业价值观才能和社会和谐相处、和国际和谐相处，这件事主要是北大、央视、《环球企业家》来做。

　　我们希望这些事将来做到什么样子，现在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很热的词，你要做秀，人家不让你做秀。在座的大家，北大、商务部、国资委等等这些都是代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除了做社会责任，如果我们做出来一个可持续持久的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系和标准，社会能接受，要不然我们评一下，不持续也没有用。你说怎么提社会责任？交的税多、员工多、没有负面新闻。你说什么是社会责任？垄断就不能讲社会责任吗？现在公众有很强烈的要求，企业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怎么形成标准把这个事持续下去，不要做秀，不让社会欺负企业。咱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标准搞出来。咱们做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但是我们做一次就要做持久。

　　谢谢大家。

　　陈婷：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我们从7月份启动到现在一直都在坐而论道，常常是知易行难。企业是实践者、行动者，他们更有话语权、说服力。接下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案例的几位企业贵宾，微软中国副总裁刘凤鸣先生，李宁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张小岩先生，诺维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战略与公司事务总监陈红女士。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案例分享阶段，第一个有请的是刘总，我们有这么多学者，还有媒体观察家，希望今天的讨论会做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头脑风暴，几位企业贵宾要严格遵守时间，每位贵宾讲案例的时间在20分钟以内，如果过了时间，我会亮红牌，有请刘总。

　　刘凤鸣：很高兴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和各位专家、学者分享一下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今天非常高兴在座各位学者、专家对这个问题这么有兴趣。姜老师说这个事情在国外已经谈了很久，和美国股市的崩盘有直接关系，对企业提出新的要求，演变出深刻的看法。一方面我先介绍一下微软的情况，就是从公民意识角度讲一下。最后花一点时间讲一下我们的案例。在座很多媒体讲到实际的事情，我们有很多案例，有很多感人的事情。

　　下面我介绍一下微软在中国的情况。微软大家比较熟悉，我们在全球用户有六亿多人，对于任何公司来说都是非常巨大的数字，业务遍及一百多个国家。总公司和分公司加在一块有六万多名员工。我们有广泛的客户群和业务。值得一提就是我们在研发方面的投入，研发是整个微软公司的立足之本，微软是技术密集型企业，除了知识产权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谈起的财产。为了保证知识产权的价值和竞争性，必须进行大面积投资。我们每年研发投入超过60亿美元，在这个行业排第一名。其中有一个数字可以提一下，就是每年的专利申请，一年要超过三千多项，这也是在行业里走在前面的。

　　刚才讲了微软的产品，我们更多讲提高生产力，现在来看微软的软件服务不光是为企业、为白领阶层提供工具，而且是遍及整个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我这儿有一个图表，讲从早晨起来到晚上休息这个过程中什么时候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总体来说，我们在实现信息交流、商务运用、娱乐、个人数字生活方面是无所不在的。

　　微软在中国的策略我们把它总结为这么几个字，扎根中国、提供价值、注重合作、助力发展、共同成长。扎根中国就是我们要来到中国，1992年我们在北京设立代表处，1995年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成立。目前，微软在中国的员工总数已超过两千名，微软中国已成为微软除美国总部以外机构设置最全面、功能最为完备的子公司。从2002年开始，我们在中国的投入更多体现在自身的投入，比如研发中心我们不断投入技术能力，不断加大人员，另外我们设立医院、工程院、技术支持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说微软投资这么多，什么时候对中国软件企业进行投入？这点在微软来说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刚才说到微软是技术型公司，资产都在知识产权方面，和别的企业合资，涉及到知识产权方面，这里有很多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公司仍然决定应该迈出这一步。所以从2002年开始我们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另外我们也在中国的著名企业进行了参股。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之一，帮助中国的企业一道发展。今年4月份胡锦涛主席到微软总部参观，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

　　下面谈一下微软的企业公民理念和行为。就是如何为合作伙伴提供价值，为社会提供价值，为股东提供价值，为员工提供发展空间，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大的支柱。一部分是负责任的企业行为，所谓负责任的企业行为这里有一系列的具体想法，包括遵纪守法，包括目前公司取得现在这个地位有一些特殊的由之而来的责任，我们要承担起社会责任。我们做企业内部管理的时候要有透明度，包括目前在反垄断方面的问题，公司从1997年和美国政府有反垄断的官司之后，学了很多东西，包括我们在产品设计、产品分销和合作伙伴关系方面都做了一系列改变，这随着公司不断发展随之带来的责任，我们要在进行商业行为的时候一定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另外和此相关的，就是信息技术网络安全，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带来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网络的安全问题。不管是我们家里的孩子他们上网，还是网上的垃圾邮件，还是计算机网络方面的安全问题，这是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我们作为这里面重要的分子，我们有责任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我们要通过和政府和业界一道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

　　第三个方面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知识经济的发展。之所以要跟国内某些企业参股，之所以设立合资企业，就是我们想把自己的技术、我们的管理理念带到国内来，与国内企业一道发展。这里还有商业方面的想法，微软是一个平台的企业，我们技术的发展、我们产品的发展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厂商在软件方面，特别应用方面他们是否能够发展，如果他们能够发展，大家都在这个平面上开发软件，那么它的影响就更大了。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和国内企业一同发展，包括和政府合作，和社区合作，和企业合作伙伴合作。总的原则，我们采取共赢的态度。

　　战略投资方面。大家对这个方面比较了解，我们最近有一个框架性的东西，就是和国家发改委有一个备忘录，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软件外包，软件外包是国内软件发展的重头戏。我们凭着自身的力量，有些业务可以拿到中国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实验的基地。另外就是硬件采购，微软每年在国内的硬件采购达到70亿，这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在全球销售的操作游戏都是在中国制作。人才培训方面，我自己过去在微软总部负责外包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很大的问题，我们国内软件企业在接受外包项目的时候，工作人员虽然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上手能力很差。如何去帮助中国企业更快上手呢？一给他们提供一些项目，我们带着他一道来做，我们对软件公司的工程师在公司内部和我们一道来做，有点像过去的传帮带的方式。还有我们在软件学院、计算机学院教的课程，和社会实践中所要求的有些差距，我们希望开一些课程，像这些企业如何设计产品、开发产品，如何做测试，如何做服务，如何做发布，我们培养了很多计算机工程人员。很重要一点，就是架构师，如何把一个产品设计出来，这取决于架构师的水平，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学术交流。我们有21世纪计算的活动，每年有好几十万人次的交流。我们刚刚结束的21世纪计算活动，我们把国外得到计算机方面奖的人员请到国内，和我们的专家学者交流。

　　技术合作方面我们也做了相当的工作，我们个信息产业部有合作项目，在公共事业平台上我们提供微软的平台，而且通过这个平台把开放性的技术提供给大家。国内很多软件厂商在开发产品的时候需要一个环境，什么环境？测试环境。另外也需要硬件的环境，需要一个网络，需要几万家、几十万家的终端，怎么做到呢？通过我们的平台给他们提供方便。最近我们有一个项目，在外包、技术合作方面结合在一起，把印度的软件公司，特别是外包方面引进到国内，和微软、和国内企业搞一个三方面的合资。希望把印度的技术引到中国来。微软不是做外包的，这不是我们的长项，为什么做呢？就是希望把一些技术介绍进来，希望国内企业能够快速发展，从而和我们一道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好。

　　支持和谐社会建设。我们讨论这方面一直在想，我们想做好一个社会公民，尤其是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国内现在几个主要社会责任方面的问题，比如国家的工作重点，第一是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第二就是三农问题，第三就是知识经济发展问题。构建和谐社会、三农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中国几千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利用我们的技术、利用我们的产品能够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一点点贡献，我们认为这是很值得的。我们做了几件事情，和教育部有一个教育部—微软(中国)“携手助学”项目，使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接受现代技术带来的知识，和现代技术进行互动。我们在全国到目前为止建了一百多家计算机教室，每个教室里有40到50台电脑，我们提供资金、提供教材、提供培训。另外一个项目是“潜力无限”项目，我们微软公司有这么一个理念，当你给人提供一个环境，提供一个发展空间的时候，他会充分把能力表现出来，问题是怎么发挥出来。“潜力无限”在中国的做法是我们在城里或者农村，设立社区技术学习中心。这和构建和谐社会、三农问题密切相关，农民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通过务农使自己走向小康，还有随着社会发展要迁到城里，到了城里以后他们怎么发展，学习社区中心起到这儿一个作用，为他提供免费培训，使进城务工农民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我们在中国9个城市做了15个这样的中心，培训了有七千多人，受益者三万多人。我们还要使继续生活在土地的农民受益，他们知道果树病虫害怎么处理，把水果送到什么地方挣钱，使他们在当地慢慢发展起来，从某种角度就为构建和谐社会、为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我们自己的一点贡献。当然整个过程是用知识经济的概念来达到目的。

　　下面谈两个具体的案例。“潜力无限”项目从2004年开始，我们把它放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三农问题上。今年我们还会在5个省建立7个学习中心，这7个社区会投入将近一百万美金。大家看到这个小姑娘笑得很甜，她原来是医院的女工，到北京来没有亲人、没有社会基础，她在这个社会里是最底层的，是弱势群体。当她知道在西城图书馆有免费的培训项目之后，她非常积极努力想进到里面，但是被告知没有地方，她没有放弃，不断到图书馆报名。后来她终于被接受了，经过培训之后，她现在不仅仅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她现在在医院里做护士，她不光能做护士，还帮护士长做PPT，有的时候帮别人输入有关信息。她自己讲，每次骑车往社区中心的路上，高兴的有飘一样的感觉。我们做了小小的事情，影响了这位姑娘一生的发展，使她对社会有一个改变。她不仅是一个找工作的人，而且是积极的一分子，这就是构建和谐社会。

　　马建禄是陕西安塞的农民，这个人通过学习电脑知识了解到他的产品在没有中间商的情况下，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或者和中间商谈的时候，他有更多的知识知道这个价钱太低了。他去年收入比前年多了五千多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得了免费培训，是社会给我的能力，我要有回馈社会的做法，他自己承担起科技推销员的作用，当他得到信息，就把这些信息分发给村里的其他人，他成了科技带头人。他自己由于社会对他关爱、给他知识，他自己觉得有责任，要回馈社会。这样的例子很多。

　　我前两天看过内地一个资料，通过社区培训中心，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个下岗职工22岁，从东北到北京在古玩市场做保安，偶然机会跟着一个老师傅学了篆刻的技术。他得知有培训中心之后，他学了电脑。现在有吉斯尼记录，他写了邮件，联系有关方面，他得到中国篆刻产品最多的记录。这对于一个下岗职工、保安来说，变成了知名的艺术家，这是很有意思的。他自己说，正是由于社会的关爱，否则我和吉斯尼是没有缘的。这一点充分表现了每一个企业，你可以做很小的事情，但是由于事情有可能改变某一个人的一生，这个人将来就变成社会非常积极的一分子，他会想到我会社会也有责任。这一点微软虽然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对这件事来说，我认为是非常自豪的。

　　下面放一下很短的片子，大家会有更清晰地认识。

　　微软的理念就是突破我们产品和技术服务，为我们客户带来价值，为我们的股东带来价值，只要做好我们自身工作之后，得到利益、得到回馈，这样企业才能继续发展。做到这一点，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善待我们的员工，为员工提供宽松的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在公司内部第一就是要做好本职工作，遵纪守法。第二要在计算机安全方面利用我们的技术为社会解决问题。第三通过我们的技术服务，为中国的知识经济做出贡献。

　　陈婷：谢谢刘总。微软也是《环球企业家》长期关注的公司，他们的故事经常会登上我们的杂志，今天刘总代表微软把他们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案例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刘总能接受赞美，也会接受专家学者提出的建设性意见，甚至批评。下面请宋立新女士发言。

　　宋立新：很高兴参加这个会，到年底的时候各个财经媒体都在筹备年会，在这个期间我们大家比较紧张。但是今天有这么多专家，包括环保知名人士能够抽出时间到会场上来，首先就是对社会责任意识的体现。我还是很认真看了微软的案例，基本上能够体现出我们的企业从成长过程当中，从自己的责任成长为利益相关者责任，也叫自我责任，社会各方面的舆论影响，以及共同的问题能够平衡为利益相关者责任。当然最高的境界就是企业更成熟了以后，为了竞争力的提升，上升为超我责任，也是循环经济可持续责任。微软的报告这三个层次都已经体现了，也是因为全球化的趋势下微软到世界各国去，在这样一种更专业去服务自己专长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压力，大家知道桥牌在尼日利亚只是没有接受人权方面，而遭受加油站被焚烧，他必须塑造品牌的形象，以品牌的形象吸引人才。刚才文文讲的很好，如果有这样一个体系算出社会责任的体系，国外已经有了，每年评选一百最佳公民这样的体系，大家把一百最佳公民的财务数据表现和五百强企业进行对比，发现一百最佳公民财务表现平均要比没有进入到这里的高出20%，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这样一种良性的循环，陈婷他们做了很有意义的事情，让关注社会责任的企业获得利益。媒体如果自觉把这些东西放大的话，才会激励更多的企业参与社会责任意识，如果只是从道德层面看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可持续性、可效仿性是弱的。责任就是权利要求后的义务，本源就是一种义务。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跟大家分享，这也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唤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感谢跟大家一起分享，感谢陈婷给我说话的机会，谢谢大家。

　　陈婷：微软公司是《环球企业家》长期关注的一家公司，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大家也看到，作为企业公民他把责任写在战略里面。中国公司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有一些误区，简单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捐助慈善，今天也有一家杰出的中国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可能已经跟国际接轨了，有请李宁公司的张小岩先生，有请。

　　张小岩：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坐在这里有一个感触特别深，组织者是《环球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两本杂志，我们在座三位企业的代表正好是环球企业和中国企业的代表。

　　陈婷：大家因为责任而走到一起。

　　张小岩：跟两位环球企业相比，李宁是一个小弟弟，无论从企业成立的时间，还是从企业的规模，看起来都是非常小的。我们也把自己定位在这个层面上，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和环球企业有同样的追求。比如刚才刘总讲了，在胡总书记访问微软总部的时候，微软员工都觉得兴奋和骄傲。作为李宁公司的员工在什么时候感到兴奋和骄傲呢？就是在中国运动员在世界赛场上，在奥运会赛场上能够穿着李宁的服装站在领奖台上，背后国旗升起、国歌奏响的时候，那时候是李宁公司员工感到最骄傲的时候。无论是环球企业，还是中国企业他们所为之骄傲的事情是一样的。

　　下面我从一个案例讲一下中国企业目前在社会责任方面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初级的，整个计划我们是从2006年开始执行的。这位老师是四川仪陇县一个体育老师，仪陇县是朱德老总的老家，他已经教了20年的体育，这是很难得的。他为什么教体育？因为他爸爸是这个学校的体育老师，他爸爸退休以后，如果他不教的话，就没有人教了。所以他毕业以后一直在那个小学里教体育。他家里也是非常简单的，作为从事20年体育教学的老师也获得了无数的荣誉证书。我们做了一番调研，特别是农村的体育教育，得出“三无”的结论，农村中小学体育教育无经费、无设施、无师资。农村中小学体育老师基本都是兼职的，很少有专职的体育老师，如果有教师的名额肯定要安置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教体育跟升学没什么关系。这就是现状。作为体育用品公司，我们奉行的是源于体育、用于体育，我们把所有精力放在跟体育有关系的项目上，不仅仅是赞助中国专业国家队，不仅仅赞助外国著名球员，我们还是要注意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和教孩子的老师身上。企业社会责任实施首先要结合企业自身的优势资源，刚才刘总讲到微软教农民上网，给他们带来好处，我们也是这样。我只能说作为体育用品行业，我愿把我的一切集中使用在跟体育有关的行业。

　　我们开始做的一个大众化的项目，叫“一起运动”，就是新农村体育师资培训的项目。从一开始我们会有农村教师的调查问卷，调查他们的现状，根据他们的现状会设置合理的科目，比如在欠发达地区，你相信不到当地一些孩子和老师的需求是对排球比较感兴趣。比如朱德的老家，有很多当地的排球队。如果关注体育的话，都说欧洲的排球越来越厉害，排球是很高雅的运动。但是在山区、欠发达地方他们很喜欢排球运动。当然还有传统的，比如喜欢武术，喜欢强身健体，还有保护的功能。我们会针对不同地区设置不同的课程来进行教学。同时还会有先进的教学理念，体验式教学方式带给他们，这主要是针对当地体育老师的。我们做培训会做什么准备呢？在师资合作方面会请北体大专业教师组成很好的师资队伍。因为我们是做体育的公司，我们有很好的运动员资源，我们会针对所要去的地方选择比较适合的奥运会冠军，比如我们去四川，就选择高敏去那儿，因为高敏是跳水皇后，又是四川人，这样让他们接受起来非常容易。

　　这是一些孩子和老师参加李宁公司组织的活动的图片，这是在北大图书馆照的，我们有时候请他们过来到北京最高学府看一看，希望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一天能够到这个学校上学，也是给他们开拓眼界，参加丰富的体育活动。同时我们利用自身的优势，把体育装备赠送给他们。看到一百多个老师站在那儿，穿着非常漂亮、非常好的李宁的服装和鞋的时候，我们自己高兴，那些老师也非常感慨，教体育这么长时间以来没穿过这么高档的衣服。这个计划初级跨越三年，我们目标在三年里培训超过一千名贫困地区的体育老师，我们计算每个学校每一年可以带五百个学生，这样超过一百万个中小学生会因此而受益，这对孩子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农村的孩子，到了学校以后，学习、考试，农村乡村小学也是这样的做法，但是孩子天性爱玩，到了学校以后就想跟同学从事有益的体育锻炼，玩的更开心一些，他们就是缺少这个，他们缺少老师带来好玩的方法，缺器材。我们送给他几个新的球，下一次去的时候，那个球还是新的，因为都被锁起来，怕玩坏。只有我们带给他们更多的球他们才能玩，否则根本玩不了，因为场地是非常粗糙的，老师怕把球玩坏。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我们一些源于体育、用于体育的做法让更多的孩子们，不是城市的孩子，是农村最穷的孩子享受到运动的乐趣，让他们更爱到学校里学习。目前已经进行了三期，大概两百多个老师受到了培训。

　　同时我们还利用自己的体育资源找到一些爱心大使，全部都是奥运冠军，首先从李宁开始，像体操队、跳水队的奥运冠军恢复愿意做“一起运动”支持农村的爱心大使，我们会在适当机会请他们下到农村最基层的地方去。

　　第二个感受就是企业家慈善行为会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和实施。比如说李宁公司的创始人李宁先生，他就是我们第一位爱心大使，他昨天还到山西运城的希望小学看望那儿的孩子们。同时李宁还创立了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会，到现在运动员基金会有一个冠军成员班，培养了近一百名奥运会冠军、世界冠军。

　　中国健康快车项目，这是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香港人送给大陆的一个礼物。这是四节车厢，开到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在那儿驻扎三个月，把白内障的人找来，为他们做复明手术，全部免费。到现在已经有六万多人复明，这是完全免费接受手术的。李宁本人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担任健康快车基金会的理事。

　　另外还有社会公益、环保的事情。国际野生动物保护议会，做的第一个广告片是李宁出现在广告片里面，保护野生鲨鱼的广告片。第二个广告片是姚明做的，是保护非洲大象的。今年中旬的时候，由李宁、姚明、刘欢三位在北京签了一个护鲨行动的协议，这也是他作为企业家个人参与的社会公益活动。这个协议刚签完不久，第二天就收到香港鱼翅行业协会发来的抗议信，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意。因为鱼翅在亚洲消费量最大。为什么让姚明这么火的人去做广告，让大家不吃鱼翅呢？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说了一句广告词“我从此以后不吃鱼翅了”。像这样的公益事业也是企业家个人的行为。企业家这样做，那李宁公司的人在宴会的时候、请客的时候不会再吃鱼翅，这是从我做起的一部分。

　　第三点感受社会责任的实施会促进企业良性循环发展。举个很小的例子，李宁公司从规模上、公司运营的时间上相比环球企业、国际企业相差很远，我们有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做。中国运动员和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还是挺多的，但是他们出路不是都像李宁先生这样，能做到李宁先生这样的人凤毛麟角，李宁能做的这么成功，也要感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他是这儿毕业的学生。我们会考虑运动员退役之后能干什么，之前讲过运动员基金会会给他们做培训，我们公司员工也会邀请退役的运动员，比如我的同事她是体操运动员，完了经过运动员基金会培训，毕业之后我们公司聘用她，作为公司员工为公司服务，为社会循环做出了贡献。

　　谢谢各位。

　　陈婷：李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体育，并且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企业，我记得上次我们研讨会有位专家问到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是不是要投入很多钱。我想李宁给我们一个反例，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会获得更大的成功。接下来有请陈红女士。

　　陈红：刚才小岩很谦虚说他们是一个小公司，我们相对五百强来讲也是一个小公司，我们是一个欧洲的公司，社会责任意识比较早一点，在这方面会有一点想法可能跟大家分享。刚才说的一句话很重要，企业越来越多，已经成为社会的了，公司都上市了，自己本身是社会的成员，在这方面做来做去都是为社会。

　　我简单介绍一下诺维信公司，它是企业到企业之间的催化剂。我们人不多，全球只是四千多名员工，但是在中国已经有八百员工，我们很快发展为最潜力的市场。这是一个研发为主导的企业，每年有13%营业额是用于研发的。大家看一下规模，这么小的公司，但是到现在有四千多项在期内的专利项目，应该说是在研发上投入很大的公司。

　　最重要想跟大家分享，由于社会责任本身发展的作为，我们已经连续六年获得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在生物技术和制药板块的第一名，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业绩。

　　讲讲我们的产业链，这是比较难理解的。我们从自然界采集菌种，拿回公司做一些基因修饰，提取活性的酶制剂，酶是蛋白质，然后进入生产发酵。在发酵过程中产生高活力的酶，这个酶制成以后用于轻纺、食品加工各个行业，跟我们相关的各种行业，都会有关系，它本身是一个催化剂，有时候用到啤酒、果汁里面，还有牛仔服里面，现在是水洗，以前都是拿石头磨的。还有饲料，可以帮助鸡、猪，吃了以后，可以帮助它消化，排出去的粪便里面营养物质会少。很多方面的贡献都是跟我们产品息息相关的。今天不会花更多时间讲我们的产品，大家只要知道我们的产品来自各种各样的再生资源。它生产的各种废物都是可以自然降解，是安全可分解的生物产品代替化学品，这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可相容的。同时降低对能源消耗和排放。

　　针对我们公司技术和产品，我们更觉得我们对可持续发展有一份更好的相关性。我们定位我们自己的愿景是这样一句话，我们憧憬未来生物技术解决方案能够在更繁荣的经济、更清洁的环境和更美好的生活当中建立必要的平衡，这也是我们专注做社会责任的一个思想。

　　这个公司十多年前把整个产业链挪到中国来，在上地、天津泰达有生产基地，在这个领域是拓荒者，我们在上地注册中心的开发号是001号，我们在很多方面保有中国第一位，我们很骄傲。我们当时提出来一定要做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环境责任感的公司，我们希望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伙伴。我们和微软、摩托罗拉公司比是很小的，但是我们愿意分享我们是怎么做的。一个公司如果关注商业目标，你会很快赚到钱，但是你会失去一些方向。

　　大家很熟悉这个提法，叫做“三重底线”，企业对社会做三方面承诺，首先要生存，你必须有很好的经济可运行的盈利性，同时要有很好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我们这个公司把所有的理念贯穿到我们行为的各个方面。来看一下我们做法怎样，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小册子，就是把刚才说的愿景和价值观、理念，这些最核心的不会变的东西记在小册子上，每个新员工都会拿到一本，这里写到我们愿景是什么，性格是什么，我们怎样做事情，我们有哪些承诺。之后我们把这个承诺规划成我们的政策和标准，每一个政策和标准在几年有效，在这几年我们会通过循环的方式实施它、检测它，然后变成一个战略。

　　第一个就是承诺。在社会责任、环境责任方面有四项，一个是联合国的人权宣言、2000年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合约、可持续发展国际商会的商业宪章，这几方面我们都郑重承诺。当一个政策或者标准出台以后，你是怎样实施的呢，是从总部到各个分公司，然后到每一个部门，都要对这些政策标准进行落实，然后把他们规划成具体的目标和行动计划，然后进行落实。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环境社会的政策，包括刚才说的承诺，我们把它转化为一个政策，人员流动率是多少，定价是多少、商品多少、工业用水用了多少、排放标准能够做到什么程度，都会有具体的指标。全球每一个工厂都会照这个指标汇报，每三个月汇报一次。

　　这是战略实施的循环系统是怎样的，年初设立这个目标，然后经过一整年实施的过程，通过内部和外部的检测。最后再根据这些审计公司提出来的，或者我们自己有一个督导机制，再对新目标进行修改，进行新一轮循环。我们认为我们是把社会责任的做法贯穿到我们公司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在环境和生物方面，我们通过设立很高标准的环境目标或者伦理目标，来进行持续的改进，同时我们也在发展和发现能够利于环境的解决方案，来取代有限的工业方式，能够来满足社会市场更多的需求。

　　每一年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都会有一个更高标准的目标制订下来，一直执行到各个环节、各个部门，最后最高管理层的奖金是要跟社会标准、环境标准是否完成而挂钩的，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这是我们内部审计报告，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对于经济事务管理、排放等等，我们要深入每一个部门进行管理，所有的都有人负责，要填写报告，每一年由外面的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这是我们做的推动社区发展的内容，这个工厂要大量用水，这个公司进到中国来，就是把废渣、废水拿到中国来做实验，看我们能不能排放，如果不能就先修废水处理站。当时引起地方政府的质疑，说你们可以排的，但是我们认为没有符合全球的标准。还有生物废渣，这是很好的有机肥，我们和当地社区合作，一直到现在当地的农户还在用我们的肥料。还有能源危机的问题，用淀粉生产酒精用到汽车燃料里，改变完全烧石油的状况，这是第一代，我们还在考虑第二代，用生物废渣来生产汽油醇的可能性，我们和中粮集团合作，生产第二代汽油醇，希望这能够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这是我们的汇报体系，相当于年报，我们从1975年开始有第一份环境报告，到第二年我们把社会责任的部分、环境责任的部分和经济年报放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年报，对外公布。

　　最后一点我想强调的，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并不见的只是一个负债的事情，就是成本的问题。蓝线是道琼斯指数，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的变化。红线是承诺做的，做社会责任的公司他们的业绩，这些公司通过做这些努力，他们得到了更多社会的认可。

　　谢谢大家。

　　陈婷：谢谢陈红，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一点不比前面两位先生讲得差，而且更柔情。我们下面进入主题讨论阶段，我特邀我的师兄牛文文先生做嘉宾主持。有请牛文文先生。

　　牛文文：刚才听三家企业介绍各自在社会方面的举措，很受启发。今天这么多专家、这么多好朋友，先由张所长谈一下。

　　张文魁：看来坐的离美女近、帅哥近不会占便宜。我就围绕题目来讲，因为题目是《知行合一：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与行动》，这个题目很好。为什么好？中国有那么多专家，你去问十个人，那十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有五种看法，去问十个企业家也会有三种看法。社会责任，那么多人需要就业，国家需要发展，企业去年利润是五百多万，今年一千万，今年翻了一番。如果认知不搞清楚，中国人就不敢行或者不能行，或者不愿意行。你说要捐钱，原来社会责任就是捐钱，对不起我们刚刚起步，社会责任是你们微软的事，该我们什么事，不敢做。有的不愿意做，说我还是原始积累阶段，干吗捐钱。

　　我想简单说一说社会责任，现在虽然很时髦，大概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是一群反全球化的分子捣鼓起来的。他们对跨国公司，对耐克、阿迪达斯是恨之入骨的，外包在那儿卖三美元，到我们这儿三十美元。还有一些环保分子，还有素食主义者等等，还有对现在不满的人。总之，很多理念是来自于民间，甚至是反政府的分子，最后这些理念被全球化推动者吸收过来了。由非主流变成主流。比如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联合国搞了一个全球契约，一套社会责任体系在里面。一帮反全球化的分子提出的理念最后被联合国全球化推动者接纳过来，变成合理的成分，形成了体系，是这么来的。既然已经由非主流变成主流，就说明它有框架，不能随便定义了。既然已经框架化就不能随便定义，它有它的体系。有一个多米诺指数，就是讲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系。在中国对这个东西要有正确的认知，强调这么几点。

　　第一，企业社会责任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企业不论怎么讲社会责任，你吹的多么天花乱坠，首先是利己，投资没回报、股东不赚钱那怎么办，那就没有企业了，全部搞慈善机构了。比尔盖茨搞基金会，首先他得赚钱，不赚钱怎么搞？蒙牛也有基金会，首先是企业搞得好。所以首先是利己，其次才是利人。通过企业自身的力量，天天捐钱，企业搞不好，不行。我现在看有一些企业，自己搞企业没兴趣，整天作秀。首先要把企业做好措施讲社会责任，这个并不矛盾。我看有几个人都讲了，我以前也看到一些文献，利润投资回报曲线和一百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有关系，究竟相关性也不清楚，企业回报高到底是讲社会责任的原因还是讲社会责任的结果，我看了那些文献没有完全说清楚，也许是企业搞得好所以才能讲社会责任，也可能讲社会责任给你带来更高的资本回报。我看了一些文献，美国、德国都有。总之你还是要付出。

　　第二，讲社会责任不完全是学雷锋做好事，有的时候不做坏事比做好事还难。不完全是去捐钱，当然捐点钱好，不做坏事。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它走路还一阵风，像我们这些人走路一阵风，对小动物、小蚂蚁有影响。但是跨国公司庞然大物，他走路一阵风，搞不好把边上的人刮倒，它的外部性很大。小企业做点坏事没关系，大企业做坏事，比如排污水，大的跨国公司排放标准差一点，每年温室效应贡献率就很大。我们中国老是咬着美国，美国就是庞然大物，他排放标准虽然比较好，但是每年消耗很大，那么多汽车、消耗石油那么多，给温室效应贡献比我们大得多。

　　第三，企业社会责任更多不是讲政府监管，而是民间性的。我碰到很多企业、很多学者他们都讲，能不能国家立法，不光是环保、排放、消耗能源等等，能不能立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法。我跟他讲，社会责任法基本是民用应用，如果政府监管那就不是社会责任了，那就是政府法律，必须得守，不守也得守。社会责任基本是一种义务，不是犯法的事，不做不犯法，但是可能口碑不好、形象不好，人家不跟你做生意，或者人家鄙视你。大多数是一个民间的行为。这个方面需要很多非政府机构，你看国外的NGO包括劳动组织实际是非政府组织，律师事务所都是律师搞的，不是政府的。

　　讲认知就讲这么多。从这个角度再讲一下“行”。

　　第一，大企业带头小企业跟随。大企业好处在哪儿？它可以引领时尚创新模式，现在进社会责任，我们减少排放、减少污染，哪怕多花一点钱，用可再生能源，然后废旧物品回收利用，像惠普在全球收集打印机的硒鼓，每年几万，他这样做就引领一种时尚，这个可以回收，减少电池垃圾的污染，可以引领时尚。不干坏事或者做点好事也可以发展，而且还受到社会的尊敬。大企业要带头，小企业跟随。

　　第二，小企业量力而行。不是说每个企业都要去做轰轰烈烈的大事，捐赠，搞很多美女来，搞一个仪式。但是只要对企业社会责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你就知道不一定非得捐钱，做小事也可以，量力而行，企业再小也可以做力所能及的事。悄悄做也可以，晚上深更半夜到垃圾堆回收硒鼓，每个人、每个企业能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勿以善小而不为。

　　第三，舆论引导、专家引导结合起来。前面讲企业要做，媒体人士、专家都可以做这件事，媒体可以起一个很大的鼓励的作用，专家也可以来正确的引导。我经常和企业说，这不是作秀，也不是捐赠。其实不是捐钱，你少干坏事就行，减少排放、减少能源消耗，节约一点用水，这就是善莫大焉的事情。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

　　谢谢。

　　牛文文：我第一次知道社会责任是从非主流到主流，原来是反全球化的分子做的事情。请赵晓发言。

　　赵晓：我再补充一点。第一点，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这件事情上要有一些紧迫感，也许一开始我们很多企业家是把它当成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这样来理解社会责任在心里上是排斥的。在心里上要从排斥到接受，这是全球魏巍壮观的一个运动。我不完全同意张文魁的说法，他讲的很吸引眼球。另一方面，主流界，比如德鲁克的文章，谈企业三条主线，效益底线、生态底线、社会责任底线，主流也在讲。这件事情为什么成为蔚蓝壮观的运动？安南也讲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主权，而是人权。人权问题里边企业跟人权联系最密切，大部分人在企业工作，卖东西在企业，买东西也在企业。我们看到从联合国，从跨国公司到社会责任基金的兴起，到非主流反全球化的分子到推动环球化的分子，实际他们都在朝着这个方向推。中国企业要从理念上看到这的的确确变成全球性的运动。这样一个运动也的的确确演变成企业竞争的机制。以前竞争拼的是价格，拼产品的质量，拼品牌。今天要拼社会责任。人家有这个东西你没有，人家做得好你做的不好，对你是有影响的。科特勒最近出了一本书社会责任营销，他特别提到抽样调查表明，假如一家企业社会责任做得好，一家做得不好，消费者更愿意买社会责任做得好的企业的产品。社会责任的的确确对品牌、对营销有很多好处。一开始可能是一些人非主流的想法，但是到今天为止，的的确确演变成全球化的运动，对这场运动中国企业缺少准备。在我们教科书里面也没有谈到这些，今天我们要看到它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社会责任。从心里上要从排斥有一个转变。如果在理念上认同，就要纳入整个企业管理理念去，这意味着社会责任，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秀，中国人最喜欢作秀，最喜欢一窝蜂。这件事情很热闹、很时尚、很时髦他也会去做，这是作秀。现在讲自主创新，涌现出一大批自主创新的企业，其实企业根本什么都没变。

　　包括我们今天的会议，中国企业要认为这是全球的社会责任，我们没有办法回避，我们要从理念上排斥到接受，从理念转到管理。管理的整个过程，企业运行各个环节，我们所涉及到所有相关利益者都要考虑，我们是否尽了社会责任。在这里我特别欣赏陈红讲的，他们内部有一个审计，从管理的角度对企业整个社会责任状况进行自测、自检，最后要出一份报告。而且这个报告是70年代就开始出，你们是四千人的企业，的确不是特别大的企业。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不是说你捐了多少钱，不是说哪件事情做的漂亮，而是企业管理的整个过程，你硬性的各个环节，以及所涉及到所有相关利益者，你是否负了社会责任。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一本有关企业责任管理的书，我们传统管理书籍也没有过多把社会责任谈到里面。科特勒刚刚出的是《企业社会责任营销》，把营销跟企业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但是把企业管理跟社会责任还没有联系在一起。从企业个案能不能提炼出一些东西，对传统的管理包括竞争力等等所有这些东西，能不能形成一种新的认知，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合作和政府交流。

　　再一个，特别是《环球企业家》、《中国企业家》、《英才》中央电视台这么多媒体在一起，你们已经搞了好几次这样的会议，有没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形成一个NGO组织，就形成社会压力、形成社会评选机制，每年发布，搞出一些东西来。这个NGO组织非常重要，中国人过去说人多力量大，这是毛主席说的，尽管是毛主席说的，这句话也是错的。蒙古人一百万人统治汉族一个亿，就是说并不是人多力量大。组织力量要远远超过乌合之众，NGO作用也就在这儿，它的能量很大，会比分散的个人力量要强大得多，我们有没有可能成立NGO组织推动这个事情。

　　第三点，社会责任这么重要，最好能够形成社会责任管理，比较系统的一系列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我们现在做的指标体系。大家在认知上、很多理解上还有很多分歧，很多看法都是不同的。上次在微软我曾经向刘总请教过一个问题，社会责任是不是全世界都是一样用的，比如微软在中国跟在英国社会责任内容、行动是否有所不同。当时我的印象很深，刘总给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比如我们在英国更强调创新，在中国社会责任更强调和谐社会构建，帮助就业。换句话说，社会责任跟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乃至这个企业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企业的优势资源是什么。李宁实现社会责任是结合自己的资源来推动的，科特勒在他的书里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并不鼓励公司去做与自己企业完全无关的东西，他更鼓励公司利用已有的关系去做事情。那么我们跟欧洲、跟美国可能有所不同，目前对中国企业来说，社会责任主体内容包含哪些，这个阶段包含哪些，下个阶段包含哪些，这个特别值得我们探讨。虽然刚才张文魁是笑谈讲的这些东西，但是他讲的很深刻，首先不是你要做好事，而是要不做坏事。为什么不做坏事就是好呢？这是因为中国企业都在做坏事，不做坏事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你不做坏事变得很重要。比如中国的企业不偷税漏税，是因为税定的太高，如果不偷税漏税，企业就没办法生存。问税务部门，税务部门说如果不收那么多的税，那税就一分也收不上来。为什么吃回扣？在中国如果不给回扣，人家会认为你不道德。这里的黑白已经颠倒了，好人坏人标准已经不清楚了，如果我们能够不做坏事，不偷税漏税、不吃回扣，但是在中国现在不做这些事情，那就是社会责任。当然还有积极的一面，除了不做坏事之外，还真的做了好事。还有跟利益一致性的，你讲社会责任，其实对企业也是好处的。我刚刚从江苏盐城回来，有一家企业在全球排名118名，江苏省排名12名，税收排名江苏省前8名，计划到2010年达到一千亿。这家企业很讲社会责任，比如负担起就业、负担起税收，税收占了盐城的一半。他的好处也是很大的，市委书记、市长把他们公司的事当成整个盐城的事，他们要跟起亚合作，起亚本来不想设在盐城，本来想设在张家港，为此他们专门开设到韩国的航班，专门开港，就在这里投资。如果当地政府不支持，他们是不会做那么大的。他们讲社会责任，也得到了很多回报。你拒绝商业贿赂可能要付出代价，我有一个朋友在东北一家公司，他说我们拒绝商业贿赂，再也不去夜总会了，结果他手下15个销售经理集体辞职。有些为了社会责任是要付出代价的。

　　中国的社会责任要和国外接轨，我们不是完全的照搬，而是为中国企业能够提出可行的方向，也包括一些指标体系，这就是我们作为学者，也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责任。

　　谢谢大家。

　　牛文文：要求很高，社会责任要有社会责任管理、社会责任体系，中国是社会责任体系，的确很难做到。我们有位女士专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管理学院副院长赵红女士。

　　赵红：非常高兴和这么多专家学者一起交流。刚才两位都从宏观社会角度谈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我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想法，首先要避免谈社会责任就是在作秀。我自己的感觉，我想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微观的角度看三位企业家做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今天是聪明的企业才谈社会责任。因为21世纪是靠智慧赚钱，靠无形资产赚钱，他们谈社会责任是想做好无形资产、做好公司的声誉、做好他们的品牌。所以刚刚陈红女士谈的非常好，现在态势发展非常好的企业都是讲社会责任的，是通过社会责任的灌输，把他的形象和无形资产做的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他们特别聪明。这是一点。

　　第二点，我自己作为企业家营销的学者，我们看今天企业家要想办法感动客户、取悦客户，在谈社会责任的时候怎样去感动社会、感动用户，我觉得他们做的非常好。刚才陈总也谈今天的座谈是百花齐放，不一定非得赞美你们，因为你们做的非常好。我想我作为一个学者，我可以谈一下他们可以做得更好的一个方面。

　　先谈李宁公司，这是代表中国民族企业的民族品牌，中国人非常想看到在世界舞台上有民族的声音、民族品牌的声音，李宁做的非常好。刚才张小岩讲的东西都是非常阳光的东西，从市场角度、从战略角度都是非常奏效的东西。但是我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看问题，因为企业谈社会责任最终目的不是说强调无形资产，最重要还是社会责任的东西和经济效益能够同时提升，附加值都做出来。我们要看到李宁面对的强势就是耐克、阿迪达斯，面对国外比较强的对手，他们在做市场化运作的时候，他们有独到的地方。我希望李宁公司在谈社会责任的时候，谈无形资产建设方面的时候，一定要去研究耐克为什么把体育用品市场份额做的比你们还大，当然我想未来你们可以超过它，但是至少耐克有一个中国中学生的篮球联赛，从市场角度讲，你不要忘记耐克和阿迪达斯在中国中学生市场也在做，你们在做贫困山区项目的时候，不要忘了城市年轻人也是中国李宁民族品牌非常好的市场。我们在设计我们社会责任的活动也好，一定不要忽略怎么把农村和城市平衡处理，我们要的就是业绩，要的就是销售额、利润，企业非常想要的最直接的东西。除了做像贫困山区公益的活动，像健康这个主题，这是中国人非常关注的主题，怎样把健康中国人做起来？蒙牛做的很好。做体育用品直接和健康联系，你怎么把这个理念设计到社会责任当中去。特别中国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把中国的老年人作为你的市场把你的产品推销出来。我们对于民族品牌寄于厚望，渐渐把耐克、阿迪达斯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拿回来，李宁要考虑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怎么捆绑，要做出高价值低回报，这是对李宁的看法。

　　微软一直是这个行业的巨头，他们做的非常一流。看你们社会责任宣讲的时候，他们做社区也做的非常好，谈到公益，谈到社会责任，比如中国教育产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这一块社会责任也可以做高端。因为你们研发非常强，你们需要技术，还有科技的捆绑，继续引领这个行业，作为领头羊的位置。你们可以在培养高级人才的时候，在小区设立奖学金、科研基金，通过奖学金发现人才去微软工作，或者为全球发展做贡献。这比去影响农村、影响社区的附加价值还要高。你们既然已经做了行业的领头羊，在社会责任方面也应该做非常高端的项目。

　　赵晓：微软过去给人的印象是经济部门，缺少人性。微软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包括上次我们特别感动，微软在帮助中国人就业，微软的形象变得人性化、更加可爱。并不是用高科技形象就很好。你们应该做组织者，而不是直接捐钱的。给小岩一个建议，可以让城市小孩帮助农村小孩，给城市的中学生表达爱心的机会，城市、农村一网打尽，何乐而不为。

　　赵红：对于诺维信在中国企业界、学术界不太了解你们，你们很重要是社会责任宣传做你们的知名度，让更多中国人知道你们。但是他们做得很好。谢谢。

　　刘凤鸣：赵老师建议提的非常好，有时候我们讲的不够，因为我们正在按您说的做，比如我们有一个微软奖学金，这跟长江学者是等同的，我还没有看到其他企业这么做。具体到本项目来说，从95年开始我们在这里设置法制研究中心，我是这个中心的副理事长，我们也提供奖学金，这是全校最高的。很多同事跟我讲，你发这么高不一定合适，因为学生用不了这么多钱。我们想法就是说要鼓励学生做好，而且标准和他生活水平没有关系，你得奖的标准和你生活需求是不相关的，讲学金是在全球吸引最年轻的教授在这个领域里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我可能刚才没有更多去讲，微软可能讲的不够，如果我们有交流，您这个建议可能就不会提了。但是建议说得很好。谢谢。

　　陈婷：我们在最近调查中发现很多企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真是推广不够，陈红有话要说是吗？

　　陈红：我们过去觉得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但是从明年开始公司计划在中国，就是把我们企业作为案例剖析，把自己打开，每一个环节我们怎么做的，过去怎么想的，为什么这样做，都拿来做一个蓝本，大家分析，提供给学者或者媒体共同来探讨，是不是这里面有一些借鉴的地方或者不好的地方，大家共同来讨论。透明度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另外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质，不同的企业现在各说各话，大家都在谈企业责任，没有自己的标准，刚才赵红老师说的很对，我们要做出标准来，标准就是法律制度，法律体系规范的事情你不能违法，那是最低标准。刚才说到全球契约，就是最低的标准，不超时工作、尊重妇女、就业、保护环境，这些我们听上去这么简单，正是因为很多企业没有做到这一点它才变成一个契约。刚才一再说契约是法制社会最根本的一个核心，大家能够认同这些东西，我们拿这些最低的标准衡量每一个企业，先不说捐助，先不说我是怎么宣传，我做了哪个活动，而是从雇佣员工开始，我雇佣童工了吗？加班负加班费了吗？这些才是最根本的，从点滴做起以后，慢慢再考虑环境责任。为了自己的发展，积累什么时候算够？是一年达到什么标准，还是让环境代价付出的小一点，和社会利益怎么平衡。这里面是有标准的，我们首先要界定标准，这个标准可以法律化、法制化。在这之上有一个最低标准，我们企业能够承诺之后，我遵守法律制度以后，我再有一个标准。

　　陈婷：谢谢陈红。企业确实应该行动起来，今天在座有很多媒体，也有很多学者，应该是最现实的推动者。有请柴海涛先生发言。

　　柴海涛：首先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刚才听了三个企业的案例分析，也听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发言，在基本理念和核心观点上我是完全赞同的。发言前做一个补充，我在政策研究室组织工作也就是最近的事情，一个多星期前我还是国际经贸研究院的院长，今天我想从个人研究的体会发言，是以学者的角度，没有任何官方色彩，有一些看法绝对不含有官方的微言大义。

　　我关注这个问题是在2004年底和2005年初的时候，有一件事件触动了我。就是在国际贸易当中，2004年底开始，珠三角地区一些玩具、鞋和轻工产品的企业遇到了SA8000认证，没有通过认证，那对我们出口商停单。SA8000全球九家认证机构有五家在中国开展业务，截止2005年已经有40多家，基本在广东珠三角地区接受认证，三年一期，中国企业认证费用三年下来20多万。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当时有很多争议。刚才赵晓提到这个问题，当时一边倒认为这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压制中国正在崛起的出口势力。当时我们研究院，包括我本人不这么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关注了这个问题。

　　后来看了很多学者的文章，有一些实践当中的讨论，我觉得有这样几个体会。

　　第一个体会，CSR企业社会责任是对公司管理理论的一种深化，背后推动这种深化的原因是什么？张文魁说企业社会责任是反全球化的人来发动的。我想补充的是传统股东理论发展到对相关利益负责，这样一种变化恰恰是全球化的结果。过去我们知道在全球公司管理理论下面，股东、经营者、消费者、供货商、政府几个方面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基本都是各自是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是互相牵制的，有时候甚至对立。包括公司内部也有一个法人治理结构来解决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问题。过去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由于全球化情况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在哪里？最大的变化有四个。第一，股权在全世界流动。我们任何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可以做美国公司、英国公司的股东。第二，全世界要素禀赋开始在全球流动。波音飞机在70多个国家生产零部件、进行研发设计以及主要部件的组装。像这样一种要素，劳动力、资源各种各样的禀赋进行全球流动。第三，经营管理的全球化。最知名的公司麦肯锡合伙人是美国人，但是现在50%是全世界的人合伙。第四，劳动者的知识化。知识分子跟劳动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领子的变化，白领和蓝领截然分明到现在灰领出现。这样变化产生什么结局呢？在利益相关各方越来越不独立，越来越混合，越来越互相离不开。这种变化导致了竞争规则的变化，学经济学的都知道弱肉强食的局面。现在是什么呢？现在竞争规则讲究互利共盈、双赢，这是全球化反映出来的结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管理理念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到相关利益者负责是水到渠成的事。这是第一个认识。

　　第二个体会，企业社会责任是不是仅仅是外部社会加给企业的义务？答案是不完整的。CSR不仅仅是外部加给企业的一种义务，它的本质是什么呢？还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长远要求，这一点要看懂。刚才赵晓教授谈的我非常赞同，我主张现在讨论企业社会责任在视觉上我们不能单一只从社会要求企业做什么去探讨问题，理论的深化应该在企业的社会责任能够对企业本身的发展带来什么好处和益处，这个视角要做转换，我们毕竟讲企业社会责任，我们框架体系在哪里？是讲公司理论，我们不是在讨论社会学，也不是在讨论商业，最关键是企业社会责任，因此我觉得未来企业社会责任更多关注度除了大家已经讨论的很多之外，也要投入到企业社会责任如何纳入到企业发展战略中去，怎样能够把企业社会责任跟树立企业自身形象结合起立，招募和保留最优秀的人才，以及扩大企业自身的美誉度，扩大自己的消费规模，有机的联系起来。只有把这个问题说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才有动力。

　　第三个体会，是不是国际或者国外压力导致中国这么做？有没有这个因素？有。但是跟前面讲的企业理论一样，也是不完整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规模、这个程度以后存在着强大的内升的需求导致的。只要我们看一下全社会的关注点、热点和政府提出的理念上的变化，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只要感觉到这种治国发展理念的严重，你就会感觉到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20年以后已经进展到全社会都需要均衡发展这样一个阶段，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所有决策出台都离不开“均衡”两个字。比如现在外贸出口，数量增长只是获得比较数据，由于出口高速增长可能带来环境污染的问题，比如说为了追求出口高速增长压低成本，不惜牺牲劳动利益问题等等，引发更多贸易摩擦，都是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开始控制了？政府引进了CSR考察机制，中国企业如果未足额缴纳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没有达到国家环保标准，或者有违法的现象，那对不起，企业就失去了招标的权利。政府那只手已经伸出来了。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以后，有非常强大的需求。

　　第四个体会，行动建议。刚才企业和学者都谈到很多很好的看法，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一是在中国这样的经济结构，仍然是政府主导的环境下，对这个问题政府要重视还是有必要的，各界都要呼吁和推动政府来重视这件事，至少是加强领导宣传和宏观政策的治理。二是要推动和极大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这当中包括三支力量，第一支力量是媒体，媒体的力量越来越大。第二支力量是NGO，刚才有学者有具体的建议。第三支力量就是院校和研究机构，有良知的学者，在座的各位。

　　第三个建议，应该鼓励大企业实行公司责任年度报告，这是非常有效推进公司知行合一的办法。因为只要有这样一个年度报告，内在关于CSR管理流程、理念就会相应形成。我这里有一个统计资料，对老百姓民生影响最大的企业，比如化工石油、采矿、报纸，尤其重视这方面的事情。

　　第四个方面的建议，刚才主持人谈到，确实要有便于符合中国国情、便于推广的评估报告制度和指标体系，哪怕是不完善的，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你把ISN8000原原本本套在中国肯定是有问题的。刚才赵晓谈到不同发展阶段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你把ISN8000的具体要求，比如一个集体宿舍三平米之内只能住两个员工，多少平米之内必须有一个厕所。当地有一个顺口溜，不请客、不吃饭、进了车间就数什么东西，最后钻到厕所点茅坑的坑数。类似这样的指标，完完全全照搬是没办法执行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这个活动初步推出一些东西，我认为确实是非常必要的。

　　补充一点，企业社会责任不完全是外界自加的义务。2002年初的时候我们专门开了研讨会，今天包括刘总、陈总他们都在，当时我记得你的主题是守法、合作、回馈，今天发言又是三个主题词，第一，依靠技术创新和服务，第二为企业带来价值，第三善待员工。企业本身有软竞争力。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们在说了这么多CSR需要推动的工作，确实不要忘了另一面。我们原来在批判抵制、抵触社会责任言论者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另一点，有一条底线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可能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拿企业社会责任跟中国国际贸易和人权挂钩。为什么这么说？当前确实在WTO当中，在国际经济博弈当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南北之间的对话、文化差异传承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对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化的理解是有差异的，也就是刚才很多学者提出来的，要建立有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体系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在反驳这些人以后，也要清醒认识到在某种情况下，在某种舆论的环境下，有可能会被一些发达国家抑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某种工具，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在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不应该忽略这一点。

　　我简单谈这么多，不一定对，谢谢大家。

　　杨东宁：说得非常好。我刚刚参与社会责任的工作，我今天讲一下调研两个企业的初步感想。我发现大家做的已经很好了，这次去的两个企业是两个极端，一个是中宇，还有一个是小企业，在简陋的办公楼里头做出非常好的事。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中宇公司已经接受了国际上大公司、大企业把企业社会责任放到首要位置，这个让我很受鼓舞。我觉得大公司这么霸道，这么不讲理，他们对自己造成的负效应毫不负责任，而且在推托，因为他负不起那个责任。我到中宇公司去的时候，他们非常认真，就像接待一个高级代表团一样，他们非常重视，而不是当成附加的事情。像报表都有数字，非常好。他们当成份内的事情来做，而且他们一再说老总没有来，很对不起。我很受感动。通过这次活动，比如提出理论观点的时候，只注意利益，不注意公益。中宇正是对资本负责才有这个东西，是不是资本改变了。我们去的另一个单位是国际铝业组织，现在他们成了环保组织，他们自己听环保组织的话比听其他部门的话更重视，他真正的上司是国资委，他自己觉得企业应该有这样的责任，我们在国际上有这种影响，我们的头还是副主席，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资格了。他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责任，他的觉悟已经超过国资委了。像这样的大公司如何解决跟当地贫困地区的挂钩，他们可以解决过度污染的问题，他们发展那么强大、那么富裕，但是他们对当地交税很少，协作也很少，当地很贫困。我们制度给国有大垄断企业的责任太低了，我们达到了国家的责任，这是我感觉到的一点。

　　第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小的民营企业非常惊讶，对燃煤进行改造，把燃煤燃烧的方式改变以后，排放比天然气还低。他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有社会责任的事情，他利用秸秆、废料、垃圾做成蜂窝煤然后燃烧，这种燃烧既经济又节能又环保，什么都好。这个企业基本上没有负效应，自己走这条道路就是高度赢利，这个企业用盈利的精神做环保的事情。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正常大路都已经没有了，我们被挤压，大企业干不成的事情我们就去干，现在全世界中国霸权企业都是搞石油、能源，都让他们占着了，我们就是边边角角、缝隙里，他们去找废的东西搞，低成本的东西搞。老百姓烧不起油、烧不起气，国家不管他们，他们就走出这么一条路，走出小规模低水平、简单易用、低成本、低价格，如果这个价格高到老百姓不愿意做的时候，我们降价，我们降到老百姓接受的水平，我们绝不干利大的事情，利大就是培养自己的敌人，他这种理念进入商业社会中，把矛盾化解了，把我们说的社会责任和成本高的矛盾化解了、缓解了。就像人民战争一样，我们依赖广大人民群众，贫困的人民用我的产品就行，而不是追求某种漏洞。我们看到一点使人感到鼓舞，以前看民营企业，特别民营经济研究院，我们觉得民营经济是不是在社会上考虑低成本，环保问题做不到，但是现在我们看民营企业走的一条路是低成本社会责任的道路。当然这个道路只能管它自己这一小块，如果成本再稍微高一点，就管不了了。

　　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同样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去参观现场，他改造了一个锅炉，把锅炉改造非常成功，又节煤又环保，但是另外一个地方还在烧煤，而且很脏很乱。为什么不改呢？要改可能还要再投入，再投入就不合算了。这存在技术上的问题，有些公共设施的投入政府要考虑。

　　这是我看到两个企业的实例，对我们的认识有不断的推进。

　　陈婷：谢谢杨老师。袁教授三次活动都参加了，每一次他自己的认识、思想也在变化，我也是见证他变化的见证人之一。最后压轴的是廖晓义女士，她从90年代初就研究环境问题、环保问题，去年是央视十大年度经济人物之一，我们听听她的观点。

　　廖晓义：谢谢。我首先感觉到这个沙龙是非同寻常的，去年我两次参加CCTV年度经济人物，一次是提名，一次是当选。事实上CCTV他们当时做了好多好事，比如搞社会形象出来，但是两张皮，就是谈谈GDP怎么样，整个形成一个强烈的导向，就成了一批影响中国经济的精英们只认GDP，整个全民、整个企业界、政府、整个民族怎么可能走上一个绿色GDP社会责任的轨道呢？我不点名，有几位精英人物讨论，其中有一位看起来很有学养的企业家，他的观点企业就是交税。我问他，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企业社会责任？他愣了，不知道。企业社会责任调查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们是民间组织的风格，赞扬的话或者认同的话就不讲了。我觉得有几个缺陷，包括今天的沙龙，有几个话题是没有谈到或者谈的不够。首先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虽然说是社会责任，但是社会责任里必然包含了环保责任。

　　柴海涛：我们研究院的观点，我跟联合国贸发会议探讨过，我们建议将来不叫企业社会责任，就叫公司责任，含三个内容，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

　　廖晓义：斗胆给微软提一个建议，比尔盖茨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是对自然做的仁慈的事情太少，三个原则里缺少这个。而恰恰企业责任最要紧的就是这个，因为企业是消耗的大户、污染的大户，他是欠了债的，要通过改进自己的管理体系来还这个债，因为现行市场经济没有计算自然资源真正的价值，比方石油只算勘探的价值，没有计算石油的价值，生态的价值，这是现行市场机制的大缺陷。在这个大缺陷情况下，我们企业社会责任必须要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来尽量减少消耗。就像诺维信企业就做的很好，比方说可口可乐你的产品里头怎么降低对于自然和身体的危害，这是企业责任中最要紧的。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参加纽约全球企业社会责任的年会，百事可乐讲社会责任，但是你能不能让孩子不喝黑水？还有拜耳，他们搞项目全是青年项目，都是瞄准大学生，给公司培育队伍，我们不跟这样的项目合作。包括我们也不跟可口可乐合作，用我们好的名声降低它对孩子，让人上瘾，他们再穷我们也有我们的原则。反过来说，一个企业最重要的你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对人体的影响，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是忽略，我非常高兴柴老师洞见，不要用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要把环保作为头号的，自然系统都崩溃了，还有什么经济责任、还有什么社会责任，大家都玩完了，首先得扶持这个系统。第二个是生活方式没有放进来，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每一个员工是一个消费者，员工队伍形象怎么样，员工是不是选择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一种人性化、那种文化也应该是很重要的，就像政府采购一样，如果政府采购采用环境友好节约型的，企业生活方式是这样那会怎样。

　　第三个就是文化，当我们说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我坚持认为不要把它当成外来词汇。我当时在美国的时候，接受到陈婷的邀请，我说这非常好，中国谈企业社会责任。当时我认为我们现在有三张皮，一批人在搞传统文化，一种在搞MBA，一种是CSR，这三张皮能不能合起来？道德和经营不能分开，这就是儒商。儒就是儒在道德，西方文明是分开的，今天可以下黑手挣你的钱，他不违反规则，但这些规则也是不公平的，然后明天去教堂，这是西方的方式，把内在的文化、道德放在经营里头，恰恰是东方人的东西。你看西方人，我采访过很多老外，他们谈向孔子学习、企业管理，我们还把企业社会责任当成外来户。中国文化里头是可持续发展很多年，后来被不可持续的西方文明中断了，中国文化比较和谐，不走偏。做企业社会责任一定要打中国的品牌，一定要打中国的特色，从五千年文明中寻找我们的资源，我们是有这个土壤。有人说在一个传媒的时代如果不在媒体上出现，潜台词是你不存在。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你如果没有文化身份，潜台词也是你不存在。现在真的是到了企业家从这儿，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做一个契机，做自觉，自觉才有自信，自信才有自尊，自尊才有自强！什么叫中国的企业，什么叫自强，要从文化自觉开始。

　　第四个怎么和民间组织合作，怎么扶植中国的第三部门。我们这些民间部门基本是靠外国人的奶喂的，但是我们现在觉得怎么办？你总要做事情，对支持我们的人还是感恩，我们多么期待和中国自己的第一部门、第二部门合作，各自发挥功能，共同实现企业社会责任。

　　奥运会很快就要到了，我作为奥组委的环境顾问，也在推动加大公民参与力度的活动，溪水行动、节能行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回收行动、礼仪行动、健康行动、志愿者行动，这是713。“713”是北京申奥成功的日子，7就是刚才说的七项行动，1就是一个平台，3就是运动、文化、环保，恰恰是中国三个文化资源，就是生态智慧、乡土生活、传统养生。我们绿色713肯定需要学校、企业、社区参与，我们特别希望在节水的时候怎么从生产到源头，水怎样、怎么回收，这不需要什么捐赠，也可以参与的大的活动，希望在座的或者这些精英们能够为人类奥林匹克运动做出我们中国企业独特的贡献。

　　谢谢。

　　陈婷：谢谢廖老师。我知道她今天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但是提出建设性的问题，我们作为主办方会予以研究，运用到整个活动中。今天研讨时间比较长，大家比较辛苦了，希望耽误大家三五分钟的时间。大家今天又提出很多新的课题，新的论断，组委会两位研究员也在场，一位是汪段泳博士，一位是施星辉先生，大家这些东西都会由他们两位落实，请他们两位简短表表态。

　　汪段泳：大家都知道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背后有一个评价标准。在调查过程中，负责具体企业信息收集。作为一个学经济学的学生，在参与课题以及了解企业信息过程中有一点体会。

　　首先一点，大家知道刚刚《财富》杂志评了五百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看到很多评价标准，企业社会责任也许是可以衡量的，同样看到很多资料，资料显示为了说明、为了促进企业去履行社会责任，往往跟企业效益联系在一块。目前研究成果到现在来讲，没有哪一个很有力的实证资料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有联系。我看到相反的资料，比如说在南方很有影响的媒体上，珠三角一些企业履行了ISN8000，结果效益却下降了。不是说履行社会责任就增加效益，不履行就下降。企业为什么愿意履行社会责任？企业是有效益的经济组织，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经济效益进行了。企业愿意参加社会责任对他来说是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好处，这种直接或者间接的好处并不表现在财务报名上，可能表现在什么方面呢？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实际是在发展的前提下企业对自身行为的有效约束，如果都不进行有效约束，必然像柴老师说的那种状态，在现代市场中这是非常有问题的。企业社会责任真正的功效是大大降低交易中的成本，这对企业来说才是最直接的好处，我们营造了非常好的环境，不仅是营销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为什么出现了相关利益者这个词？把周围所有相关利益者处理好，营造非常好的生产环境。这不光是企业单方面的问题。

　　另外，企业社会责任调查对主办方来说，起到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向社会公众传达一种观念，希望告诉大家企业社会责任是什么东西，希望告诉大家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事情，需要全社会参与。在任何现代化民主文明的国家，谁也不能起到灌输的作用。我们怎么传达这种观念？就是告诉大家基本事实，告诉大家我们企业现在做的企业社会责任做到什么地步，我们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给民众传达出现在事实如何，如果能把事实告诉大家，让大家了解现实情况怎样，就达到了全社会参与进来，推动社会责任的目的。

　　谢谢大家。

　　施星辉：我从媒体角度谈一下企业嘉宾，包括各位老师谈了好多东西，对于媒体来讲，媒体有自己的责任。媒体责任首先就是发挥好企业跟政府的沟通桥梁作用，第一个就是传播理念，第二个就是确定标杆。我们调查当中有一个环节，除了跟企业联系之外，我们委托第三方民意调查机构，对咱们国家十个主要发达城市一千名公众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发现一些问题，给我们最大的感受，许多学者讲到企业底线、企业基本责任问题，这个调查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在公众心目当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重要三个方面是减少环境污染、给员工提供相对比较良好恰当的福利和工作环境、产品质量问题。大家关注一下媒体近两三年的变化，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环境，包括产品的问题，这一块恰恰是公众感受最直接的方面，而在这一块基本的责任层面上，中国企业做的不好，刚刚张文魁老师讲的比较对，不作恶。全球最新的一个公司Google公司，标榜的就是不作恶。不作恶我理解就是基本的责任，企业提供良好的产品以及生产过程的环保性，包括对员工权益保护。

　　我们杂志以推动商业国际化为宗旨，在全球化新的环境之下，中国企业要国际化，不仅要在国内做好，而且随着联想、华为这样的企业在海外做市场、做研发基地，他们面临全球范围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外国市场公众对中国产品、中国企业的评价，实际上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外部的压力，我们在金融上半年曾经委托美国一家全球互联网调查公司做了包括英、美、法、德等七个国家的公众调查样本，这些外国公众普遍对中国企业有三个印象，第一个是低成本，第二个是快速扩张，第三个是不道德。讲到具体表现，外国公众很关注中国企业四个方面表现，一个是产品质量问题，因为中国产品目前为止，尽管从马桶到电脑都在外国销售，实际上质量大家评价都很不高，第一个是质量，第二是售后服务，第三个是环保性，第四个是员工权益问题。很多外国公众一些评价，强调中国强调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这块做得差。我们做这样一个调查，不仅仅是要推出这个体系，而且这个体系也是在我们做调查过程中逐步完善，我们做调查过程中除了建立体系，确立一个排序的东西以外，我们还想建立一个有效的企业数据库，包括三个企业讲的成功经验，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们是结合企业宗旨和企业所在行业特点，以及企业调动的资源来做一些力所能及，当然也是有前瞻性，而且体现管理这样一个做法，这点就是我们本次调查的宗旨。

　　谢谢大家。

　　牛文文：今天我们是一个很高层的讨论，社会责任最近讨论很多，上次跟赵院长、赵晓已经谈到社会责任。

　　陈婷：今天嘉宾都是有责任的嘉宾。

　　牛文文：企业的代表，国际的、本土的，今天有很多专家学者，有些学者从管理角度谈，有些学者从人文角度谈，还有官员，商务部代表社会责任的最高标准，不知道是不是？廖女士从纽约飞回来，她讲的东西尽管非常刺耳，比如孩子不要喝黑水，我们喝着外国人的奶长大，听着刺耳，但确实是很高的水平。假设今天做一个关于社会责任的中国标准，中国好几条标准都出来了。首先我们要制订中国式的社会责任体系标准，大家方方面面都在完善，文化的魅力。接下来谈的特别多的，形成NGO组织推动这个事情，这包括我们在座所有人。实际上把所有东西梳理下来，这恐怕是这段时间最高标准的讨论，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协议。谢谢大家。

　　陈婷：我非常赞同牛文文的观点，我作为主办方也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是把这个事情作为媒体承担社会责任一部分来做，到目前为止，《环球企业家》为此事投入现金及资源已经一百多万，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价值，而且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得到了兄弟媒体，像央视，包括来的几位媒体专家，还有企业界朋友的鼎立支持，我很感动，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我郑重承诺，大家今天很好的建议我们回去认真研究，把你们的观点设在我们今后的调查中。谢谢大家。

　　——完——